两种争论

昨天我和AM在复习历史的时候，不知怎么扯到伊拉克上去了，然后展开了一场半小时的观点交锋，后来SS也加入进来。AM说应该肢解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分家；我说你好可恶，先是武力侵略人家，后来发现解决不了问题就要把人家国家分裂了事，典型的帝国主义的行径！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有句话说的对：You broke it, you buy it。把人家店里的东西砸碎了，你就该买下来；你现在把人家国家搞乱了，对不起，后事全部该你来负责。SS是个穆斯林，当然也不赞同AM的立场了。后来也扯到中国问题去，又是场争论；我说中国是最了不起的国家，因为我们靠自己养活了那么多人，不像欧洲人，资源都是抢来的；我说你现在让美洲、澳洲、非洲的白人全回欧洲来，你们还能保持现在这种生活水平吗？或者你们愿意接受2亿中国人来这里生活吗？AM死赖不肯承认我对，SS想了想也用典型的律师语言承认“欧洲的发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殖民主义”。

但在现实世界中，与人面对面地争论，还是挺愉快的一件事。首先大家都是朋友，就算立场不一最后也哈哈一笑了之，拍拍肩膀照样是兄弟，争执本身是一种游戏、一种玩笑。其次，大家在争执过程中总是会寻找共识。不像网上争执，好似你死我活，你对我错，不是为了找共识而是为了驳倒对方，所以争到最后成了仇敌，是在浪费时间。

我们的争执总是用到很夸张、看似极端的语言，比如我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AM说“中国工人像猪一样地生活”，这样增加了许多喜剧效果，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评语都是修辞手法而已，像李敖的很多话一样，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或者好玩。因为双方争辩都是善意的，所以用夸大的措辞不会被对方纠缠住；这一点也不像网上的骂战，因为双方都是敌意的，所以用词要极端严谨，慎防被人抓住小辫子。

所以啊，与其网上争，不如网下论；所谓网络的“社会性”，我看还是不如人与人直接的接触来得舒坦。

舆论导向

记得《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谈的是中国的网民。该文作者把一个典型的中国网民描绘为“月收入低于1,500元还没有工作的在校男学生”。我也曾看到过豆瓣上的一个调查，结果虽然谁都猜得到，可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投票的网民中，宣称自己年龄超过30岁的，还不到30%。而豆瓣还算得上是一个面向高端人群的网站，理应有比较高比例的年长网民群。

这些数据当然解释了中文网络世界为何充斥着非理性的叫嚣和过激言论。然而与之相随的同时却是互联网社群对现实社会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政府部门、权力机关、各个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明星官员各界社会名流，都情愿或不情愿地越来越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乃至摆布。这种现象在许多人看来可能算得上是一种进步：言论更为自由，无论政府如何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控制网络言论，互联网上的讨论总是要更为自由的。而网络影响力的扩大，也意味着这些自由的言论，不会都仅仅只是发泄性的、毫无实际作用的。

很多情况下这种看法并没有错。我们不能忘记，许许多多推动着社会进步的号角，都是在网络上最早吹响的，2003年的孙志刚之死和因此导致的收容制度的废除，都是通过网络而让社会大众知晓、让制度改革。除了大量不负责任的、无意义的宣泄性言论外，网络上也有许多理性的、建设性的深刻文章。

然而要承认到的是，网络舆论的大部分都还是不成熟的、非理性的，而且往往有压制作用。自由往往需要有强权来保护和维系，否则就会走向无序乃至暴力；言论自由也是这样：某种言论取得强势地位之后，会打击到其他观点的流传。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房价问题：互联网上现在几乎看不到理性探讨房价问题的文章，偶尔出现一些为高房价辩护的声音，立刻被淹没在口水的汪洋大海之中。

曾经看过一本书，叫《言论自由的反讽》，讨论的就是这种所谓言论的“沉寂化”效应。作者——一位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客座教授——认为，为了保证言论自由市场的正常运作，国家应当积极介入，不仅仅消极地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更应在某些时刻“培育那些本来可能销声匿迹的言论”。

其实国家培育言论的行为，在许多国家都十分常见。中国政府有一个常用的专有名词，“舆论导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国家往往通过国有且国营的媒体，宣传施政方向，解释具体的方针政策。但在网络上，政府的舆论导向非常薄弱甚至可以说几乎为零。国外许多媒体报道说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网络警察队伍；中国对于互联网的监管也被公认为是最深入全面的。但这种监管控制往往是一种消极管理，建构庞大的防火墙阻挡某些“有害”信息流入，对国内网站则进行注册登记管理，设置关键词过滤系统等，具体作为都是在阻止某些言论的出现，因此引起争议。

这些行为的出发点未必一定错：混乱的言论环境确实可能造成伤害，有心人士的蓄意煽动、鼓吹，积少成多后确有可能造成失控的局面。但一味消极地控制言论，在发言成本如此低廉的网络时代犹如螳臂当车，不可能有效，还会在言论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背负上一个坏的名声。与其如此，不如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参与到这个庞大的言论、观点的自由市场，发出政府、官方的声音，给出政府方面的理由；在无关行政部门的事件中遇到非理性的声浪，也可以通过舆论导向扶植较弱但可能更为正确的言论。比如，政府官员可以开设博客，亲自参与有关公共议题的社会讨论。非理性的声音永远也消灭不干净永远也压制不下去，——而且被强压下去反而更危险，火上浇油——对付它们的唯一办法是给出更好的言论产品出来，通过竞争夺回舆论空间。

激情与理性，美丽与丑陋

黄健翔辞职，成了网上的大新闻，后来又扯出了他跟《南方周末》记者的恩怨。我不喜欢体育，也从不看足球转播，对黄健翔没有丝毫的直观概念，唯一了解的只是他在世界杯一场比赛上丧失理智的30秒解说。

但黄健翔却可以成为近日中国网络上很大一部分人的代表。这群人秉持张扬个性、口无遮拦的特点，对现行的许多社会和政治体制都心怀不满，而互联网又能够让他们彻底、痛快地发泄这种不满。他们崇拜的是那些能够坚持自己的冲突性格、冲撞体制的人物，黄健翔的30秒解说激情澎湃，而且就现场出现在中国最重要但也可能是最压抑的新闻媒体上，难怪能够一炮而红，成为网络上的新宠。

黄健翔式的人物，有许许多多，在他之前成名的韩寒也可算一个。实际上，若要追根溯源，在中文文化圈里，李敖大概算得上是这类人当中最早的典型代表。这位文化顽童20岁时就开始跟一群老头子对骂互告，粗话三字经脱口而出而且还可以跃然纸上毫不避讳。但与李敖的另一显著性格特征——自恋所不同的是，李敖的这种激情与不恭，很大部分有做秀的成分在，是一种极其成功的自我推销，能让他驰名文化界长达50年而不衰。现实中的李敖，对人总是彬彬有礼嬉笑客气，对女士尤其殷勤绅士，用他好友陈文茜的话说起来，面对女性敌人的李敖，除了骂其“丑、老、苯”以外，根本没辙。

然而网络时代里无数的小小李敖们，却已经拷贝大走样。性格的张扬被简单地理解成为不顾一切地反对一切，叫骂一切，这种所谓的张扬是犬儒、是虚无，是毫无用处的假张扬。更可悲的是，在这过程中他们总是要用一些脏话粗口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敢骂。难怪鼻祖李敖要嘲笑说网络“文化”就像当年的公共厕所文化，是随便任人涂鸦骂娘的场所。

黄健翔对媒体，媒体确实并不可信，记者确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歪曲有时还可能捏造被访者的原话原意。但是哪一种“个性张扬”的人，能够用“无耻！诬赖！无聊！”来臭骂一位女性记者，能够臆想出有人正在计划着“要从人格人品上彻底消灭我的阴谋”，能够说出“我就天天骂你们,有机会在别的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也会顺便骂你们这些无耻之徒.”这样的话出来？个性就一定要通过骂脏话表现出来，通过非理性的言语发泄释放出来？

中文网络世界，充满了太多的叫骂，太多的粗鄙言语，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于建设性的思考能有多大帮助，还是伤害。我也不清楚这些东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人带来心情的愉悦。文明礼貌在这些人看起来可能伪善，可能陈旧，可能正是他们要抵抗的现行体制的一部分，但有些东西的存在，不就是千百年来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吗？听李敖说起过旧时老北京城里那种人与人的亲密，这种关系多多少少我还能在英国感受得到。但一上中文网站，就看到一群人在互骂叫嚣，在创造性地将人体生殖器官与一些动词排列组合。这真让人觉得，心平气和一些，至少在表面上保持微笑和尊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虚伪。宁要美丽的谎言，不要丑陋的真性情，就好像给水泥砖瓦房上一层漂亮的油漆一样，其实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而浪漫激情与现实理性并不矛盾，美好的蓝图背后总是有着理性的计算规划，最现实的目标也可以用最绚丽挑动的语言表达出来。可黄健翔和以他为代表的许多网络隐形人，却只会用激情对抗理性，用出格挑衅的言语对抗既有的社会准则和体制。

另：黄健翔事件的另一面，两位网易网友说得很好，摘录如下。

网易网友 发表ip：81.57.216.*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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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网友(60.17.128.*)的原贴:
黄健翔的“解说门”事件，能够得到社会公共和国家政权的宽容，却没有唤醒这个人的理智，实在是令人遗憾！13亿中国人中，有才干没机会的人实在太多了，少个黄健翔，倒会清静了几分。他一天不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就一天也找不到工作，谁敢收留他，谁就会成为中国人民的另类！请他到意大利去吧！

很赞同这位先生的观点：
（1）过去我一直认为咱们国家的某些部门不是很宽容，但是从黄建翔事件来看，无论是央视还今天的中国社会，对黄建翔真是太宽容了，日韩世界杯黄建翔捅了多大的篓子，还害得代表国家的外交部向韩国道歉，央视没给黄健翔穿小鞋吧。没想到他竟然在德国世界杯变本加厉，秀得更出格，央视还是没处分他。这种宽容就是任何欧美国家都做不到，在美国、加拿大鼎鼎有名的顶尖电视节目主持人就因为讲了对华裔不恭的话，最后都丢掉饭碗。现在看来正是央视的宽容害了黄建翔，如果早一点给他严厉教训，不至于今天这个样子。
（2）从黄建翔事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所领悟，其实任何个人在社会面前都是渺小的，我们每个人在充满自信的同时，对社会规则对大众要有敬畏之心，就连总统、总理也不例外，缺了谁地球照样运转。如果说一名杰除的科学家、发明家、军事家、企业家的缺失对社会的局部还有暂时的影响的话，那么一个体育节目主持人实在是可有可无的。我实在找不出黄健翔有什么资格可以目空一切、藐视一切，如果你真的很了不起，完全可以在私人场合去尽情炫耀，但是作为一名特殊岗位的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的行为要考虑公众感受，要顾及社会后果，更不能危害社会、危害国家。

（来源：网易论坛）

或许是中国过去50多年的历史使然，很多中国人对于自由有着一种莫名的崇拜，也因而引申出对那些能够坚持自由的人的崇拜。然而中国自古以来，缺乏的从来都不是自由，而是将一个庞大、迥异的社会团结在一起的力量。

Ambition is the last refuge of the fail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