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演讲

一个月前就得知林毅夫要到剑桥大学做一篇重要的学术演讲，剑桥的马歇尔讲座每年邀请全球最顶尖的经济学家来演讲，1947年至今的演讲者当中，已经有十个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林毅夫是第一位站在这个讲台上的中国学者。上个星期我开始帮所在的LSE社团找演讲人，偶然想起可以邀请林毅夫顺便到LSE来讲座，可惜最后因为邀请得太晚，未能成功。但昨晚OL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林毅夫周六在City University有一个公开演讲，是中国学联主办的，我们立即抢到几张门票。

到了现场我们才发现，这个讲座原来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办的，主题其实是“相信中国制造”，原本大概要邀请的以企业界人士为主，可能最后一刻发现来宾不多，分配给学联一些票，才让我们这些学生能有机会来参加。不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全球确实都在主办一系列“相信中国制造”的讲座，宣传中国产品的可靠性，开场时主持人就讲了一大串城市的名字，表示类似活动会陆续在那里主办。但问题是吸引到的出席人数还有待提高。

同时到场的还有无锡尚德的施正荣，不过无论是施正荣还是林毅夫，讲话的主要内容还是各自的领域为主，有关中国制造的问题触及比较少。施正荣演讲初的一段话很好玩：他来英国，是来学习如何搞慈善事业的——他昨天拜会了查尔斯王储和安德鲁王子，就是要看看这些人如何运作他们的慈善基金会。其实中国现在新一批的富豪，往往都是这样在国外留过学、有很好教育背景的，会赚钱现在也开始考虑如何给人送钱了。

林毅夫的演讲主要以中国宏观经济为主，他还是非常乐观，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将循着日本、韩国、台湾这些经济体的道路一样，逐渐实现产业升级。他还特别提到，有关环境、产品质量等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特别是对环境的保护，毕竟是中国人自己住在这块土地上，怎么可能不关心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呢？问题是整治需要时间，今天做出的决定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现状。他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还是非常乐观：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结果中国真的开始狠抓经济建设；当今天的中央政府开始提倡“和谐发展”的时候，最后也就必然会注意到环境保护问题。我觉得正如主持的诺丁汉大学教授所说的，林毅夫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了，因为中国出台的几乎所有经济政策，制定之前都直接、间接地参考了林毅夫的意见和建议。听听林毅夫的讲话，很能了解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他的讲话还包括许多很有趣的要点：

• 工业革命之前全球经济平均年增长率：0.05%；平均1,400年才能让人均GDP翻倍；工业革命之后平均增长率为2%，直到今天。发展中国家经济GDP年增幅可达10%，因为它们可以直接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而不必自己突破；
• 若以人均GDP绝对值计算，中国只要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30年人均GDP将可达到美国人均GDP的20%。但同时考虑人民币年均4~5%的升值，则届时中国人均GDP有望达到美国的50%，那么中国GDP的总量届时则将是美国的2.5倍；
• 在发达国家，较少的政府介入可以鼓励经济成长，因为私营企业往往更能了解最新的经济发展方向。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市场对于经济走向的信息取得是同样的（因为有发达国家过往的经验），但政府拥有市场所不具备的优势：行政力量可以用以协调各方的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若要快速发展，必须要有政府做有效的规划和协调；
• 所谓波浪理论：当市场发现一个新的热门发展点，往往会有许多企业同时投入，造成过度投资，然后再逐渐淘汰、消化产能——即造成波浪型投资，而在这过程中容易产生泡沫。在发达国家，发现新的市场机遇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因此泡沫出现的可能性较少，比如90年代末的互联网经济泡沫。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速度较快，往往每年都有新的市场热点，所以始终处于泡沫经济的危险之中。中国经济在90年代初中期经历过一段投资过热，导致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直到2003年才将剩余产能全部消化；现在又出现新一轮的投资热潮，特别是在建筑材料、汽车、房地产及化工行业。应该对投资过热保持警惕；
• 环境问题逐渐得到重视：投资审批越来越谨慎，新的政府政策陆续出台，但要彻底、全面实施需要时间；
• 林毅夫对金融市场改革非常重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占据过大市场份额，导致中小企业很难融资——大银行总是喜欢贷款给大企业。正在大力发展中小型银行，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更方便的融资渠道；而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就能带动更多就业；
• 中国外汇储备快速成长，已经超过1.4万亿美元；但并非完全是中国的过错：美国的赤字财政政策，让所有与美国保持紧密贸易关系的经济体都出现大量贸易盈余——日本的外汇储备也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等于十年中增长了十倍；
  
• 中国产品大部分质量很好，产品合格率往往要比美国、日本的产品还高；但由于出口总量庞大，所以很小百分比的劣质品，总量听上去也会很大；西方媒体的报导取向也有问题。
  

贸易补贴与贸易壁垒

早上看到新闻，美国佬又要打中国人的坏主意了，国会预备要通过法案，指责中国操控汇率，故意压低人民币，等于变相在给中国商品补贴，因此要给中国商品施加惩罚性关税。

这种行为多么可恶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绝对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别的国家管不着。更何况，货币的汇率本来就可以是自由浮动或者与其他货币（或黄金）挂钩，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选择权。从二战后到70年代，美元就是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再与美元挂钩，后来美国人自己财政崩溃，才放弃金本位。经典的自由主义学者甚至会告诉你，将固定汇率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因为浮动汇率给于了国家进行欺诈的可能性，就像美国人现在所干的那样，一旦负债过多，就开始将货币贬值，债务就等于变少了。

不过有趣的是美国人的说法。他们当然无法直接指责中国的汇率制度；但他们搞出来的一个论点是，你们这样做等于是在给商品补贴，所以是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的，所以应该受到惩罚。当然美国人自己从来都不是自由贸易的，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就要自由贸易，一旦对他们不利了，就闭口不谈自由贸易了。不过我觉得有趣的一点是，压低人民币汇率确实算得上是贸易补贴，但中国同样可以创造性地解释许多经济上的争端。美国人不是爱谈全球化吗？好啊，我们赞成资本全球流通、商品全球流通，但我们也要推动劳动力的全球流通。凭什么在全球化的时代里，资本要跨国界，商品要跨国界，劳动力就不能跨国界？劳动力同样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如果说全球化的目标就是消除贸易壁垒的话，那么国界线就是最大的贸易壁垒，它阻碍了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人口的全球流通，这也是西方国家从来就避而不谈的软肋。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应该更大声地宣传这样一个观点：西方人要我们开放市场，允许他们的商品来抢占我们的国内市场，允许他们的资本来收购我们的优良资产，那么好，请你们也开放你们的国门，允许我们的人民涌入你们的劳动力市场，来和你们的人民竞争工作；这样不也能促进经济自由、经济效率吗？

谈话录

昨天深夜至今天凌晨的某个时间点，我正准备上床就寝，孜孜不倦热爱学习与辩论的AM同学就闯进了我的房间。AM同学年龄还小志向却很远大，立下决心要创造历史，成为英国自二战以来首位剑桥出身的首相——虽然他还暂时未能得到这所大学的录取通知。

“我要跟你谈谈我最新的一个观察。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很想18世纪的法国。”

“为啥呀？”

“你们最近不是在开什么代表大会吗？一年只开一次是吧？这不是很像法国当年的国民大会之类的东西，短期的国会？”

“我很敬佩你对新闻时事的关心度。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们的英国国会每年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幕、闭幕的呢。但我可不认为中国跟18世纪的法国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当然AM同学之后的一大段关于中国的发言可无法体现出一个未来（剑桥毕业的）首相的知识水准。坚定的社会主义者AM同志认为，中国现处于人吃人、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但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劳工充沛，所以难以实现产业链的提升，因此将长期处于万恶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他认为中国政府有责任为悲惨的劳工们提供最低的社会保障，而不是助纣为虐，让劳动人民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听起来是个挺不错的主意。可是钱从哪儿来呢？天上掉下来吗？”

“你们不是有几千亿外汇储备吗？拿出来用呗。”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上经济课的结果，一点经济学常识都没有。外汇储备哪能用在国内的经济建设上呢——外汇储备，就是外汇的储备，都是外国货币堆在保险箱里的，是我们不得不买来保持自己的货币更加便宜的，以让我们的产品也更加便宜的——这样就能够把财富从你们这些可恶的海盗和殖民者的后代那里夺过来。若要把这些钱拿出来用在国内建设上，就要把它们卖掉换人民币；可那不是自打嘴巴吗？”

“不管怎么样，政府应当帮助工人们，而不是站在资本家一边。国有企业不该被资本家本侵吞，而是让工人们共享。”

“可说实话，很多国有企业能够存活到今天，靠的就是那些杰出的管理者，或者你口中的‘资本家’啊。要不是他们，那些企业早就倒闭了。我觉得现在让他们分享一些股份，也情有可原啊。”

然后AM终于爆发了：“什么？这太过份了。我一直以为你也是个社会主义者，现在才知道你也是个右派。我鄙视你！劳动人民创造财富，却被一小撮犯罪分子盗窃了！”

“可那些‘资本家’也在创造财富，而且创造地更多更多。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再多的工人也救不活，只能添乱；但一个杰出的管理者就能让它起死回生，你说该不该给他奖励？”

“这不是关键；关键是政府该帮帮中下阶层。可你们的政府现在却是在搞重商主义。看看中国的劳工，再跟英国的工人弟兄们比一比，那叫个悲惨呐！”

“随便你说什么，老兄；但中国现在第一还缺钱，第二这些财富主要还是要靠那些资本家来创造——他们就是所谓的先进生产力嘛！等咱们跟你们一样有钱来，再来想法子照顾照顾工人们，成不成？”

…………

类似的对话就这样持续了大概一个小时，总之是半夜里一场奇怪的争论。不过之所以要在这里记录下来的原因是，AM让我更清楚地归纳了自己的想法。今天早上我就对AM说，“我发现，我本质上还是个社会主义者，因为我和你一样，相信政府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还是正面的，而不是那些该死的自由派们所形容的那样万恶不赦，将我们带向‘奴役的道路’。但我们在如何达到目标的方法上，有不同的看法。你强调政府直接接入，我觉得该借助、利用资本家们，间接改良才会更有效率。”

我始终找不到一个我能够完全赞同的理论——事实上无论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还是什么鬼主意，我对它们一些基本的价值都不赞同——这可能是我对所有这些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理解还不够，也有可能是根本就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涵盖这个复杂的社会。而且，一旦真心彻底地信服于一种理论，就可能掉入一个教条主义的陷阱——歪曲现实来套用理论，而不是先了解显示再来应用合适的理论。

未来属于中国

本月的英国《展望》（Prospect）杂志，封面文章刊出的是英国两位经济学家Will Hutton和Lord Meghnad Desai有关中国问题的信函辩论，双方的观点南辕北辙，言辞尖锐，也很少有交集。就杂志编辑的处理来说，看起来是倾向于Will Hutton的观点的：他们封面上起的标题是False Dawn: Does the Future Really Belong to China?（虚假的曙光：未来真的属于中国吗？）

当然在我看来，Lord Desai的主题思想一针见血地点破了Will Hutton，以及今天西方世界中大多数反华知识分子的软肋。西方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最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西方式的发展道路——“there is only one road to capitalism—the western one—and only one political system—ours.”

Lord Desai对中国的理解也十分深刻；当他的对手和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政府的观念还停留在一个“列宁式的中央极权政府”这样一种陈旧过时的看法时，他已经精明地发现，在中央集权外表下的中国，其实是一个松散的，地方自治的政治实体——正如任何实行市场经济而又拥有庞大国土的政治实体一样：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拥有实权，能够抵抗中央的命令，自顾自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也不仅仅是一个只有一个声音的国家：一旦政府放弃了无法持久的极度高压管制，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左中右各种杂声——“China is not monolithic. It is just not a liberal democracy along Anglo-Saxon lines.”中国的政府可能会封锁一些国外网站，可能会禁止一些书籍的出版，可能会向老百姓灌输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思想和历史观，但13亿人的思想不可能都那么轻易地就被统一起来——就算是毛泽东，翻天覆地地全国搞政治运动，也只能持续三四年。

Lord Desai在去年曾经到我们学校来演讲，当时他谈的是英国经济在80年代的复苏。在所有到过我校的演讲者中，Lord Desai留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他并不是一个能够抓住听众注意力的演讲者，演讲还未进入后半段就已经开始让人感到无聊了。但他对于中国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的理解，却是极其深刻的。虽然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西方的经济学家，但其出生第三世界的背景，相信对于这种深刻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帮助。

西方世界的偏见，来源于他们对于非西方文明的无知：当数千万中国学生都在学习英语和其他各种拉丁语言时，当数百万中国学生在西方留学时，又有多少西方人能够真正掌握非拉丁文字语言，能够理解东方的、阿拉伯的、非洲的、甚至是拉美的历史呢？不要谈东南亚四小龙的经济成就，或者韩国的经济成就，即使是日本的经济成长道路和强国的发展模式，又有多少西方人知晓呢？西方的话语霸权，其实在长远来说，伤害的是西方国家自己——这为他们带来了无知与傲慢：任何一个中国人今天只要愿意，就可以轻松地从大量西方媒体那里取得有关西方世界最深入、全方位的报道与分析，可对于西方人来说，在缺乏足够媒体报道（当然不算那些同一视角的、重复的、永远带有浓厚西方观点的现有的中国报道）的情况下，要全面地了解今天的中国，是何等的困难啊（与之比起来，穿越GFW实在是小事一桩）！

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改变这种话语霸权现象。毕竟在中国之前，亚非拉世界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挑战这种西方垄断。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成功，只是特例，这些国家绝无挑战现行制度的能力，只能尽量融入现行国际体制。中国则是第一个（重新）崛起的大国，第一个可能真正挑战西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和思维模式的国家。陈旧、自满的思维模式，恐怕可能正是衰败的开端和标志。在这一点上，Lord Desai在结尾处的一番历史比较是十分有趣的：18世纪的伏尔泰，以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比法国更开化的国家，今天许多中国人也认为西方国家是我们唯一的发展楷模。双方可能都没错——18世纪的中国正处康乾盛世，今天的西方世界也绝对是地球上最为先进的文明——但今天的我们，很有可能就像当年的伏尔泰那样，都低估了自己国家的成就、价值和潜力。

In this world there are only two tragedies. One is not getting what one wants, and the other is getting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