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完了

如果把考试造成的压力值画成张图表，那就该是张很奇怪的图：逐渐爬升到顶，然后突然降为零。周一、周二，历史经济考完，我一下子就轻松了下来。总体考得不错，关键是历史考得很好。考试前几天我很担心，被PAN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成“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个班级”之一员，再加上从来达不到B的评分，让我不害怕也难。结果拿到考卷真是像中大奖了，英国和欧洲史都是极简单的问题，其中两道已经做过好几遍了，轻松作答。回来饭桌上人家问我考得怎样，我牛吹得有点大：“3个A都已经在手里了。”

第二天考经济，却考得不怎样，毕竟两个星期没碰经济书了；不过说实话去年也没看书，结果考出一个自己都吓一跳的高分，再加上这次的报告得分也不错，这次的考试哪怕就是不及格最后总分也能得A，所以真是不得高分要比得高分还难。

对于经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直是我出力最少，也不怎么感兴趣，却最在行的学科。这可能与我读新闻读得多有关，再白痴的人天天月月年年听到读到新闻里的“通货膨胀”、“GDP”、“贸易盈余”、“汇率”之类的东西，也会开始懂一点的，基本的经济学名词在这个经济时代早已是公众的常识了。但对我而言经济学提不起兴趣，很多人都问我大学里为何不读经济，我说现在的经济学太注重数学了；在我们这个阶段还可以，像我这样边际收入、平均收入、边际成本、平均成本之类的曲线都画不太来也照样可以靠“胡扯”（bullshit，无聊到有志于集法、医、商三学位于一身的SMW同学对于我经济作业的评价）来拿分，但到大学里可就混不过来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的，大半已经都是读经济的了。至少在英国，大概10个中国学生里面8个不是读经济就是读商科（我也不懂所谓“商科”学的是什么），有点太泛滥了。我知道中国经济形式一片大好，但这样一窝蜂读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有什么意思呢，也太缺乏想象力了吧。经济学考试的那一天，跟我一起上考场的TO突然指着前面一个中国同学跟我说：“你不觉得他就是你们国家许多学生的代表人物吗？精准得像机器，却很无知。”我想想是啊，不光是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包括香港、东南亚的华人学生，来英国读的科目不外乎就是经济、数学和科学。我常常取笑和我同宿舍的新加坡同学TYS对人文常识的无知，“典型的新加坡学生”，来了英国两年了连这个国家的首相是谁都不知道。可其实中国大陆的学生还不也差不多吗？可能还没到报不出布莱尔大名的地步，但很多方面也已经很接近了。所以我宁愿读点可以继续让我“胡扯”的专业吧，远离经济学，远离无聊的人。

经济学

到现在，我还一直搞不清楚，经济学到底算是一门人文学科，还是科学？说是科学，因为经济学里需要采用大量的数学模型、图稿，最终结果也总要在复杂的计算之后才能得出，还要先加上很多假设，而结论往往只有一个，且是可证真伪的。但另一方面，各种模型得出的结果又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所以经济学家们往往互掐争论。早就有笑话说，一个房间里12个经济学家，就有12种答案，而如果其中一个恰好是凯恩斯，那就有13种答案。

我自己对于经济学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怀疑。不错，经济学确实用到很多数学知识，很多东西可以简化成一个数学公式或图形。可问题是这一切都只是模型，都是对现实世界的高度简化。当然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对现实的总结和简化，但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有问题的。经济像科学一样，假设人都是100%理性，且信息100%流通。人肯定不可能100%理性，那么信息当然也就不可能100%流通。就拿信息最最流通的金融市场来说：股市、汇市之类的，今天市场的信息流通确实近乎即时了吧，但这信息的流通还是离完美差远了——经济学意义上的perfect information，还要求所有人都能够准确地知道一个操作之后的后果。如果所有人都是100%理性的，这还有可能；可如果我们承认人不可能完全理性，我们就必须接受行为的不可测。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一个指令下去之后，会对市场造成怎样的影响，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会如何反应。

所以我们纸上谈兵的时候，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每个操作的后果；可在实际操作中，每人能够百分百保证自己的操作就是正确的。这还不是在谈某个经济学模型，或所有模型，必然存在的缺陷；这是在根本上挑战经济模型的有效性。

经济学的价值，可能还在于它所能保留的历史经验。经济学家可以归纳过去的经济事件，运用到新的问题上去；但这种运用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所以也会发生各执一词的现象。在这一点上，宏观经济可能还有一些用处；但是微观经济有什么具体用处，我就体会不到了；反正我是没看到过哪个企业的掌门人是在构建了一个模型之后再决定企业如何走下去的。

经济学与占星术

“中世纪的占星术，就与今天的经济学一样，虽然都是胡扯但却都被人们奉为真理，而也因为被认为是真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就变得正确了。那时人们遵守占星师的预测行事，就如今天人们听从经济学家的指导一样，也因为这样他们的预测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准确。所以研究中世纪历史，就一定要搞懂占星术，就好像要研究今日的社会，就一定要掌握经济学知识一样。”

——NIPM在讲解完丢勒（Albrecht Dürer）的《忧郁》（Melencholia I）之后的结论

作为一位拥有牛津数学学位、但同时又有深厚文学造诣（“还没有一个我不认识的英文单词”）的老师，NIPM还声称他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能够完全解开《忧郁》这幅铜版画中一切秘密的人——虽然他也总共花了前后20年的时间才彻底解开谜底。他花了3节课向我们解释这幅画当中的所有象征意义。有时间的话我应该会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听完他的解释，至少我们觉得很好地解释了整幅画的意义；大家都一致认为他应该像丹·布朗一样，把解开这幅画秘密的过程写成一本小说，应该很畅销才对。

这所学校，总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人。

The true mystery of the world is the visible, not the invisible.

弗里德曼引发的联想

今天经济课上到快结束时，另一位以疯狂爱恋撒切尔夫人和莱斯（两位女士的照片被贴在他教室的门上；大家都怂恿他写信给莱斯求婚）、极端推崇新保守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经济老师敲敲门就走进教室来了，向我们发布了一个令他老人家深感悲痛的消息：20世纪自由市场经济的伟大导师、以研究货币理论而闻名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昨天去世了，享年94岁。

相较更早一些的经济学家们，我对弗里德曼的了解很少，只知道他和海耶克两人是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他们两人在70年代出风头，自由主义理论开始取代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到了80年代他们的思想则直接影响了撒切尔和里根，这两位又携手彻底在政治上击垮了左派。

一个有趣的观察是，今天最为被人们所知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占了大多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这样；而在20世纪的前半叶和19世纪末，有名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哲学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一直到70年代，叫得最响的理论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80年代以来，最得势的理论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但这些思想是否能够永续是值得怀疑的，经济自由了一段时间会走向极端，然后开始国家干预；国家干预了一段时间，又走向极端，于是再自由。这样的反复，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进步，未必就在走回头路。

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学校里教经济的4个老师，不同程度的都是自由主义者，推崇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按国内的评价标准算得上是所谓的右派；教历史的几位老师，大多都是所谓的左派。所以那位经济老师推崇撒切尔，可咱的历史老师就瞧不起那老太太，一直不停的说，撒切尔政府能够生存下来，靠的就是马岛战争的大胜，否则80年代初就被刷下去了。

Lord Fermor: Young people, nowadays, imagine that money is everything.
Lord Henry: Yes, and when they grow older they know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