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很强大

中国昨日否认称，中方并没有向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说明中国拒绝美国航母访问香港是一个“误会”。

——《中国拒绝美舰访港一事再起波澜》，FT中文网

很对，根本不是误会，就是不让你们来，怎么样？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地真是好生奇怪，霸主当太久有点得意忘形了，居然还要提外交抗议。下次中国舰队到夏威夷去转一圈，看他让不让靠岸。

我觉得这次事情真正给美国人吃了一记不大不小的闷棍，在感恩节这个可以堪比华人中秋的节日里，那么多美军官兵的家人都已经飞到香港去准备和他们团聚，结果中国突然不让小鹰号靠岸，受影响的这帮子家伙可必定是恼火但又无可奈何的了。白宫为了颜面，又只能downplay整个事件，一会儿说这“只是一件小事”，一会儿又说中国外长向布什解释是“误会”，想装出一付中国人很抱歉的样子。可他们应该弄得更清楚的一点是，中国可不是日本、英国之类的龟孙子国家；美国大兵在日本就是为非作歹强奸少女也不会受到多少处罚，但在中国你们能不能上岸首先就不是一个美国可以自己作主的决定。白宫的最后一点颜面，中国人也不会帮你护着。

最辉煌的一代

刚刚听完CDS所举办的今年第一场公共演讲，主讲人Kerry Brown是伦敦著名智库Chatham House的中国问题专家。Kerry Brown在演讲开始时先警告他的大部分中国听众：做预言的人总是喜欢预言灾难，因为如果灾难真的发生那么说明他的判断准确，而如果灾难没有发生则是由于他的提醒及时。然而他演讲的内容却并没有预言太多的灾难，相反却有一个非常动人的结局。

Kerry Brown当然对中国历史与政治了如指掌，但他更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好的演说家不仅要说理，还要能煽情。海内外媒体对于17大的关注完全集中在可能产生的新一代领导层，但Kerry Brown在他的演说结尾，对将于2012年上任的新的中国领袖却有这般想象：

“当这九张有点无趣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他们生命中所经历过的一切：诞生于红色中国，幼时经历过饥荒，成长于文革，他们也许亲历了家庭的破碎，但也许也曾当过红卫兵，亲身参与了这场革命。他们又经历了毛泽东的去世以及之后短暂的彷徨，并以惊讶的眼神观察着邓小平所主导的巨大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价值观的颠覆；他们又亲历过1989年的动乱，亲眼见证了共产党政权曾经如此地接近过崩溃。他们又曾在电视机前亲耳聆听了88岁高龄的邓小平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南巡讲话。他们经历了如此多的历史事件，而今天他们将影响中国和世界。他们也许没有毛泽东那样的领袖魅力，他们也许不被世人所熟悉，但他们所肩负的是更重大的责任，他们的决定将不仅影响中国，更将影响全人类。为此，我们应该祝他们好运。”

我觉得这段结尾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对中国政局的判断。他更在讲述一代最特殊的中国人，即我父母亲那一代的中国人。与共和国同龄的、以习近平、李克强为代表的这一代人，今天已经开始全面主导中国的命运和走向——从最高领导层，到每个社会组织和机构。他们不像他们的前后代那样，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机会直接接触外部世界（Brown就指出，这9个人全部没有外国留学经历；而在他们之前的三代领导人，不是曾在年轻时在国外居住过，就是能说流利的外语；而他们之后的领导人，相信也一定会有一些留学背景）。但这一代中国人却可能是最特殊的，他们的成长经历特殊，他们又在中国最关键的时刻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将发挥他们之前或之后任何一代人都无法发挥的影响力。他们最不幸而又最幸运，他们是最辉煌的一代。

林毅夫演讲

一个月前就得知林毅夫要到剑桥大学做一篇重要的学术演讲，剑桥的马歇尔讲座每年邀请全球最顶尖的经济学家来演讲，1947年至今的演讲者当中，已经有十个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林毅夫是第一位站在这个讲台上的中国学者。上个星期我开始帮所在的LSE社团找演讲人，偶然想起可以邀请林毅夫顺便到LSE来讲座，可惜最后因为邀请得太晚，未能成功。但昨晚OL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林毅夫周六在City University有一个公开演讲，是中国学联主办的，我们立即抢到几张门票。

到了现场我们才发现，这个讲座原来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办的，主题其实是“相信中国制造”，原本大概要邀请的以企业界人士为主，可能最后一刻发现来宾不多，分配给学联一些票，才让我们这些学生能有机会来参加。不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全球确实都在主办一系列“相信中国制造”的讲座，宣传中国产品的可靠性，开场时主持人就讲了一大串城市的名字，表示类似活动会陆续在那里主办。但问题是吸引到的出席人数还有待提高。

同时到场的还有无锡尚德的施正荣，不过无论是施正荣还是林毅夫，讲话的主要内容还是各自的领域为主，有关中国制造的问题触及比较少。施正荣演讲初的一段话很好玩：他来英国，是来学习如何搞慈善事业的——他昨天拜会了查尔斯王储和安德鲁王子，就是要看看这些人如何运作他们的慈善基金会。其实中国现在新一批的富豪，往往都是这样在国外留过学、有很好教育背景的，会赚钱现在也开始考虑如何给人送钱了。

林毅夫的演讲主要以中国宏观经济为主，他还是非常乐观，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将循着日本、韩国、台湾这些经济体的道路一样，逐渐实现产业升级。他还特别提到，有关环境、产品质量等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特别是对环境的保护，毕竟是中国人自己住在这块土地上，怎么可能不关心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呢？问题是整治需要时间，今天做出的决定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现状。他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还是非常乐观：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结果中国真的开始狠抓经济建设；当今天的中央政府开始提倡“和谐发展”的时候，最后也就必然会注意到环境保护问题。我觉得正如主持的诺丁汉大学教授所说的，林毅夫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了，因为中国出台的几乎所有经济政策，制定之前都直接、间接地参考了林毅夫的意见和建议。听听林毅夫的讲话，很能了解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他的讲话还包括许多很有趣的要点：

• 工业革命之前全球经济平均年增长率：0.05%；平均1,400年才能让人均GDP翻倍；工业革命之后平均增长率为2%，直到今天。发展中国家经济GDP年增幅可达10%，因为它们可以直接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而不必自己突破；
• 若以人均GDP绝对值计算，中国只要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30年人均GDP将可达到美国人均GDP的20%。但同时考虑人民币年均4~5%的升值，则届时中国人均GDP有望达到美国的50%，那么中国GDP的总量届时则将是美国的2.5倍；
• 在发达国家，较少的政府介入可以鼓励经济成长，因为私营企业往往更能了解最新的经济发展方向。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市场对于经济走向的信息取得是同样的（因为有发达国家过往的经验），但政府拥有市场所不具备的优势：行政力量可以用以协调各方的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若要快速发展，必须要有政府做有效的规划和协调；
• 所谓波浪理论：当市场发现一个新的热门发展点，往往会有许多企业同时投入，造成过度投资，然后再逐渐淘汰、消化产能——即造成波浪型投资，而在这过程中容易产生泡沫。在发达国家，发现新的市场机遇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因此泡沫出现的可能性较少，比如90年代末的互联网经济泡沫。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速度较快，往往每年都有新的市场热点，所以始终处于泡沫经济的危险之中。中国经济在90年代初中期经历过一段投资过热，导致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直到2003年才将剩余产能全部消化；现在又出现新一轮的投资热潮，特别是在建筑材料、汽车、房地产及化工行业。应该对投资过热保持警惕；
• 环境问题逐渐得到重视：投资审批越来越谨慎，新的政府政策陆续出台，但要彻底、全面实施需要时间；
• 林毅夫对金融市场改革非常重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占据过大市场份额，导致中小企业很难融资——大银行总是喜欢贷款给大企业。正在大力发展中小型银行，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更方便的融资渠道；而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就能带动更多就业；
• 中国外汇储备快速成长，已经超过1.4万亿美元；但并非完全是中国的过错：美国的赤字财政政策，让所有与美国保持紧密贸易关系的经济体都出现大量贸易盈余——日本的外汇储备也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等于十年中增长了十倍；
  
• 中国产品大部分质量很好，产品合格率往往要比美国、日本的产品还高；但由于出口总量庞大，所以很小百分比的劣质品，总量听上去也会很大；西方媒体的报导取向也有问题。
  

不情愿的大国

邓小平的一句“韬光养晦”，20多年来始终是中国奉行的外交政策基本主轴。这一明智的决策使中国人有机会在过去那么多年来闷声发大财，直到进入21世纪，西方人才突然警觉：东方的巨龙终于突然醒了——而这正如拿破仑所预见的，巨龙醒来对西方未必是好事。

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还是不愿意在国际事务上负担太多的责任。2003年的伊拉克争端，中国置身度外；2001年的911事件，中国只是随大流地声援反恐；更别谈复杂的中东巴以冲突，中国几乎从不表态。与20世纪初的美国一样，中国拒绝参与到复杂纷扰的国际事务中来；但中国也越来越像那时的美国，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地被拖入国际事务中来。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他题为《不可能的任务——联合国改革》的演讲中，就特别提到，除了美国之外，俄罗斯和中国也从不在与自己利益攸关的问题上放弃动用否决权。虽然中国是使用否决权次数最少的国家，但今天只要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站在走廊上公开表示对某项决议文的部分措辞“持保留意见”的时候，其他安理会国家就知道除非修改决议文，否则就没有通过的可能。最显见的例子当然是有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决议文，以及最近有关谴责缅甸政府的决议文。

这当然并不是中国本身愿意牵涉进这些国际事务之中；如果达尔富尔问题发生在20年前，中国可能会表达她长久以来在安理会的一贯立场——弃权。但今天中国在苏丹的经济利益如此深入，我们自然不可能在安理会支持任何可能伤及中国利益的提案，就如美国不可能支持安理会制裁沙特阿拉伯一样。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缅甸、伊朗、朝鲜，以及有关日本入常的问题上。

“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这些80年代的外交主轴，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本身自己的利益驱使；不当头就保不住自己的利益。一部分原因还源自外部的期待。朝鲜问题当然是最明显的例子，中方不得不扮演一个中心的角色。肯尼迪还特别谈到在日本入常的问题上，中国并非仅仅处于自己的立场而反对；东盟的大部分成员国也不愿意看到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期望于中国的否决。当然在印度入常的问题上，巴基斯坦当然也寄希望于老盟友中国的阻挠。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最终都认识到，基于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基于盟友们的期许，美国必须抛弃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而参战。今天的中国面临的其实也是相似的处境，不得不更深入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因为我们已经强大到无法置身度外。与20世纪初的美国一样，中国也是不情愿地参与到一个自己并不满意的国际体系中。

此外在有关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肯尼迪（和大部分西方的外交界官员们）居然把日本视为最没有希望入常的国家。入常需要过两道坎：现有5常的支持，以及2/3联大成员国的支持。在争常最积极的4国——日本、印度、巴西和德国当中，日本由于中国的反对而最无希望。虽然美国也不支持德国，但肯尼迪认为这只是本届布什政府的立场；随着布什任期临近结束和默克尔政府的上台，美德关系逐渐缓和，这一立场也很有可能改变；唯独中国反对日本入常，将是长期的。美德的争端毕竟还是朋友间的争执，长期而言利益是一致的，但中日显然布什。而且英国外交部似乎也是如此评估的——英国人在公开表态支持印度、巴西和德国的同时，却闭口不谈日本。有趣的是，中国似乎从未公开、明确地表态反对过日本入常，国内（似乎也包括日本政界）甚至许多人担心当日本获得足够多的联大支持时，中国将碍于压力不得不放弃阻挠。显然我们低估自己的影响力了；西方人已经把中国的反对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将日本彻底排除在可能入常的国家名单之内。

我感受到的精英教育

许知远的《考试人生》说得太好了。教育应该分层次，而不是全国都放在一个体制下，读着同样的书，学同样的东西。精英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不一样的。教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经济层面来看，教育最终是要为劳动力市场服务的，要提供能够跟得上经济发展的技能；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提高个人修养情操的过程。

我们常常强调西方的自由教育、通识教育，但其实这种教育只是一小部分人所能够得到的，是精英教育。精英教育是非功利的，是为学习而学习的，但一个社会不可能让所有人都享受到精英教育。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非常需要技能培养来保持经济运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许多人，甚至说大多数人，对于这种非功利导向的教育其实并没有兴趣。大多数人思考的是我读这个专业，毕业后的就业前景怎样，钱赚的多不多，而不问这个专业内容是什么，有趣吗，自己感兴趣吗。所以说，精英永远是少数。并非我歧视这些人，但事实就是如此。中国现在就是精英教育缺乏，最后大家都变成功利地去考试、去读书。

精英教育的特点是什么？我身在一所培养精英的学校，切身感受到处处所在的精英文化。中国人的传统总是说富不过三代，总是认为富人家的孩子因为诱惑多、因为没有动力向上，所以容易走偏路；但在西方国家，却正是较富裕的中上阶层和贵族阶层，最最重视教育，而且重视的是精英教育，而不是那种关心就业的纯功利教育。

精英教育的首要，应该是培养一种心怀社稷的情操。在我的学校，政治是永远的话题，任何一期学校刊物上必定会谈到政治，国内的、国际的，不同立场观点的。未来的精英们很清楚，他们是国家真正的主人、领袖，他们从小就要关心国家、关心社会，而且比普通人更加爱国——国家就是他们的，他们不爱谁还会爱。即使只有18岁，我周边的一些同学已经抱定要投身政治的雄心。西方的媒体似乎总是对政治人物非常悲观，好似他们都为了个人名利权力而从政似的，其实要赚钱的话那能去从政？做医生、律师都能赚到更多的钱。从政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有一定的理想性，怀抱的是更大的雄心。

精英教育也必然重视人文学科，因为精英们不是去做科学研究的，而是要去管理人、协调人的。中国古代的科举也是重视人文经典的，但现在却一面倒地重理工科。历史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门学科，在我们学校历史是仅次于数学第二受欢迎的科目，虽然它被公认为是所有考试当中最难的。与其他学科不同，历史几乎是涵盖一切的，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哲学、宗教、科技，都可以被涵盖在历史之下。

精英教育训练理性思考与表达能力。中国人往往按文、理、工来划分学科；而英国人却是以所谓essay-based、non essay-based的方式来划分；文科基本上都是以写文章，表述以及支撑自己的观点来考验学生。我昨天在网上翻看了一下去年高考的文科综合，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大部分问题竟然都是选择题，再加一些简答题。这算哪门子的文科教育呢？难怪大家有读文科都是死记硬背这样的想法了。考学生的原来都只是课本上的句子，所以只要把课本背出来就行了，但这与人文教育的目的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的。这种考试，用许知远文章里的一个形容很是恰当——“低水准高强度”。人文教育本来就是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再加上表述观点的能力。英国的历史考试，题目只有短短的一行字，却要你写出长篇大论来；这样就鼓励了学生去自己思考问题的答案，而且范围也不会仅限于教科书或者老师的课堂笔记了；最优秀的学生总是自己再去找别的书来看，最终形成自己的观点。

当然最后一点，精英教育需要高素质的师资，小班化的教育。50个人在一起上课是无法因材施教的；老师水平不高也不可能对学生有任何启发。我的老师很多都是博士、硕士，十个里面有七八个是牛津剑桥毕业的，这样高水平的老师来教书，才能为聪明的学生指点迷津。当然也正因为这样，精英教育的成本是很高的，非常昂贵。

散布中国威胁论

星期六在伦敦，看到《金融时报》上的一片报道，讲到美国国防部新发布的《2007中国军力报告》，提到中国的军力，特别是洲际导弹的实力发展“惊人”，中国的第二代晋级核动力潜艇将能够装载“射程达8,000公里的洲际核弹头；而在陆地，中国即将装备新型可移动式DF-31A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将“覆盖美国全境”。原本被阴霾的伦敦天气搞得很扫兴的我，却因这条消息振奋起来，特地还把报纸保留下来，回到学校后就剪下，贴在我的房间门上。

不过中国政府好像却不太爽，外交部指着这份报告是在散布中国威胁论；要说如此，我这样把消息贴在门外示众，也是在小范围内散布中国威胁论吧？

但要我说，散布中国威胁论又怎样呢？美国人一边在发布“中国威胁论”，一边不还挤破头往中国涌，过来抢钱？什么军力报告、人权报告、环境报告、水源报告、空气质量报告、西藏报告，不管有多少份骂中国的报告出笼，又奈能改变得了中国的吸引力呢？这其实跟美国也很像，全世界那么多人都在咒骂美国的外交政策，嘲笑小布什的愚蠢，乃至诅咒美国的国运（这也包括本人在内），但也不可能改变美国是当今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

前阵子法国在选总统，社会党的女性候选人罗雅尔曾说要抵制北京奥运。当然，跟台湾一样，不太靠谱爱革命的法国人在选举时说的话是不能当真的，但若要说法国人真抵制，那只能是自取其辱。抵制是要有实力的，要么你本身是大国，要么你有号召力，后面许多国家跟着相应，否则像法国这样的中型国家一家抵制，根本影响不到什么，赌气离场的结果是自己被人遗忘——就跟上海APEC，台湾最后不来一样，伤到的只是自己啊。

美国当然比法国强大很多，但即使是第一大国今天都不可能忽视中国的力量，无论把中国描绘地多么可怕、可憎，美国人还是必须和中国打交道。以前很多人嘲笑中国的大学生，网上骂完一通美帝，立马上新东方学英文考托福；今天的美国人还不是一样，一边说中国专制独裁落后具威胁性，一面却还要羊入虎口来投资、来推销？

所以我的看法是，中国现在还用得着管人家说什么吗？随便你什么威胁论、崩溃论，随便你什么报告，反正你们西方人也没力量干涉到中国，到最后大家还是只有好好和平相处的份，到最后中美双方也还必须要承认对方的实力。

读历史

考试将近，不得不恶补一下功课，特别是历史。不过仔细读书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趣味的，特别是我们读的欧洲史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主要就是法国和俄国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在18世纪正好是一对鲜明的对比，法国正从巅峰走向衰落，常年征战，国库空虚，民怨沸腾，再加上宗教纷争，特权阶级内部互看不顺眼，最终导致1789年大革命爆发；而俄国，从1762年叶卡捷琳娜大帝执政开始，享受了30多年的和平飞速发展期，逐渐从欧洲最落后的野蛮国家，进化成西欧强国最惧怕的对手。

有几点和今天的对比是很有趣的。首先，启蒙运动思想家往往被以为是鼓吹自由人权的，其实不然。除了卢梭之外，其他绝大部分的启蒙运动学者都强调国家强权、组织和平等更胜于个人自由；孟德斯鸠就公开对叶卡捷琳娜说，像俄国这样的大国，是需要绝对君权来统治的。这其实也符合古希腊的民主思想——民主至适合于城邦类型的小国家；大国搞民主没有意义，因为单张选票的权力比重都被稀释掉了。

18世纪欧洲思想家推崇的是“警察国家”，这在今天听起来毛骨悚然，但当年的“警察”除了维持治安外，还负责一切公共服务，比如公共卫生、交通、度量衡、消防、外来人口管理等。一个“警察国家”，就是有能力提供这些让生活更舒适的公共服务的国家——其代表就是普鲁士。

叶卡捷琳娜女皇绝对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位伟大君主，她延续了彼得大帝的改革，而且成功地将国家机器的辐射深入到基层——在这之前，俄国幅员广袤，沙皇的统治却毫无效率，山高皇帝远，中央的命令根本达不到基层。正是叶卡捷琳娜改革了地方政府体制，让沙皇的统治更直接，并在各地方建立了包括法院、学校、医院、收容所、监狱、孤儿院之类的公共设施，使俄国的现代化不仅仅再只局限于圣彼得堡，而是向全国铺开。

但从另一方面讲，俄国的底子确实也非常薄。她的强大更多地归于其国土面积大，人口少而资源多，得以成为20世纪东方一霸。但尽管如此，俄国从未真正地实现过现代化，现在好像也看不到什么希望。将之与中国对比一下，这不得不让人相信，听似空泛的“民族性”其实是有其作用的。俄国历史上连出了两位伟大的改革者，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却还没有能够把国家带入真正的强盛；而中国近两百年的历史上，数来数去只有邓小平一个真正有作为的改革家，但今天看来中国却已经不可复返地走上复兴之路。这跟国民的素质难道会没有关系吗？

当然如果比较中国与俄罗斯乃至其他的欧洲国家，会发现即使到18世纪，中国的统治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中国人在秦朝就统一了度量衡，欧洲人到18世纪还视作是成功国家的重大成就之一；中国的地方政府到18世纪也早就驾轻就熟了，俄国人却才刚刚建立起来。中国的司法、教育、医疗，到18世纪都早已制度化。马可·波罗游记里就记载了中国人使用纸币交易，那可是元朝时期；而法国人直到法国大革命都还没有流行非金属货币，更别提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了，其落后程度让人瞠目结舌。整个法国18世纪的经济，完全是依靠海外殖民掠夺来支撑，包括臭名昭著的大西洋金三角——载着廉价的欧洲红酒到非洲交换黑奴，再到美洲大陆用黑奴交换棉花之类的农产品带回欧洲。（当然中国人在这方面又要领先欧洲一千多年：奴隶制在中国不知什么时候就被消灭了，而英国人直到19世纪初才宣布停止奴隶贸易，这还算是欧洲国家中最早的一个；美国人更不说了，到1860年打内战时还有奴隶；叶卡捷琳娜如此开明的君主，也不敢犯天下大忌解放俄国的农奴。在经济权利方面，中国人显然享有得更多，大部分人都是自由民，拥有自己的耕地；而西方则都是贵族阶层控制土地资源）

我看着这些历史，就觉得许多中国人妄自菲薄，拼命贬低自己国家的历史，完全没有道理。当然西方国家的科技水平后来提升很快，超越中国，但这更多可能还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后果，与政治制度、教育体制关联较少——至少在英国这个最早发展的西方国家里，顶尖的学府更重视的一直以来都还是人文教育，科学学科其实一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逐渐纳入教学范围。与中国人教小孩子四书五经一样，英国学校一直强迫学生读的是古希腊圣贤的著作，拉丁文、希腊文的重要性在19世纪工业革命的高潮，还是远胜过自然科学。

那么说到底，中国在近代开始落后的主因是什么，我看来只有两个：没有进行海外殖民抢掠，以及人口增长逐渐超过农业经济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只能说，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历史过程，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领先全世界。

读书

回到英国后，马上感觉到和中国一种巨大的反差。今日的中国，毫无疑问的是世界的中心，一切的发展、一切最重要的东西，都要在这里发生。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作者在后记中把中国崛起形容为是当代“最伟大的神话”。那里形式一切大好，每天的新闻中总是听到沪深股市又攻下了新的高点，各个行业的成长都是在以百分之几十的增长计。持续了十多年的建设浪潮还在继续，不时就会路过已经围起的工地，街坊邻居时兴的话题也是周围那个地方又要拆了，哪条路又要打通了。

而在英国，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几乎是去年春天的翻版：阳光、草地、考试、板球，就是大家聊天的主题。小镇上哪里新建了栋两层小楼都可以成为报纸上的新闻。学校里的一切，好像几百年来就从未改变过，学生还是那么多，上的课也就这么十几门，有点单调，但却非常平静、不浮躁。

我总是觉得自己是极其幸运的，一方面因为自己能够在全世界最好的学校读书，碰到具有丰富生活阅历的老师和极高天赋的同学，在更大的方面来说还因为自己能够有幸做一个在旧文明中心学习的21世纪的中国人，这让我尽享两方面的优势：即可在毕业后赶上新世界的伟大发展，又可在学生时代静心读书，沉静在一个相对不太功利主义的环境当中。如果我现在在上海读书，我相信自己决不可能学到那么多有趣的纯知识。高速的发展往往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迫使大多数人尽快掌握实用的技能，尽速投入到激动人心的发展大潮之中。但在年轻的时候静下心来，抛开世俗尘土，陶醉在知识与学识之中，将来回忆起来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谁在打压谁

本来挺正常的一个奥运圣火传递，现在又被台湾人搞成一场政治事件，好似是北京精心策划出来的阴谋一样。把由第三国进台湾再到香港的路线说成是“矮化”台湾，也让正常人看不懂这种偏执狂的逻辑。若最后真把台湾剔除出去，只求越南人不是如此偏执，以为自己作为最后一站也象征着自己被吃豆腐。

长期以来，在台湾广为流传的一种观点就是，“中共”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这种说法很让人看不懂。首先将一个受到联合国和全球170多个国家承认的政府，简而化之与一个政党混为一谈，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打压，至少让我这个非中共党员的中国公民有种被忽视的感觉。其次，何为“国际空间”？在我看来，台湾人民所能享有的“国际空间”，比我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持有人大得多了，台湾人持着中华民国的护照，在国际间的通行远比我们便利。中国人要到欧盟去旅游，玩只玩一周，签证申请要等上8周；台湾人呢？根本就是30天免签证出入。在全世界大多数地方，台湾护照持有人在通行上所能享受到的便利，远远超过大陆居民，谁的国际空间大？谁在“打压”台湾？我还想跟那帮子傲慢的洋人拍桌子叫骂：你们侵犯我人权，你们打压我的国际空间呢！

台湾人总是说，他们进不了联合国，进不了世卫组织，而就算是在世贸、国际奥委会里面，也只能用“中华台北”之类的名字，没法“正名”。首先这种事情就是避免不了的，两岸在统独问题没法彻底解决之前，北京方面自然不可能自拆墙角，让台湾进入联合国就等于承认台湾的主权合法性，哪有谈判方还没上谈判桌，自己先退让的？再说中华民国不也“打压”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吗？1949-1972年间是谁享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的？当时两千多万人口的台湾，是以十多亿中国人的代表的身份在行使着与自身实力极不相符的权力与责任。

台湾政治的疯狂，媒体的无知，让所谓“中共打压台国际空间”的谬论在岛上根深蒂固，成为其一切问题的症结。问题是，这种政治上的“国际空间”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台湾在联合国的缺席，难道就让人们忘记了她的存在吗？若一个外国人不知道“台湾”在哪里，是因为“中共”不让台湾进联合国，还只是因为那个人自己无知？新加坡是联合国的会员，可不知道新加坡在哪儿的人也多得是。大多数台湾人也恐怕不会知道安圭拉、纳米比亚、萨摩亚、密克罗尼西亚之类的国家到底在哪里。即使有了不受打压的“国际空间”，台湾作为一个弹丸小岛，又能有多大影响力呢？上述的这些小国在联合国内的表现，就从来不为世人所知、不被媒体关注。即使是在中华民国还拥有否决权的年代里，大国都从来不曾关注过她的立场和利益，现在就是再加入，又能有什么不同？国际政治说到底只是大国间的游戏，小国家从来就只是除了自保，没有别的玩法。

喜欢一稿多发显摆自己影响力的龙应台，曾经在她的某一篇文章里气愤地将台湾媒体的没有出息归罪于中国大陆的“打压”：就是因为你们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所以台湾人开始只埋头关注自己，没有国际视野。我不知道这种逻辑如何会成立，大陆对台湾确有政治层面的打压，但那跟台湾的媒体庸俗化有什么关系？大的台湾媒体都有常驻美国的记者，但若他们只喜欢报道陈水扁儿子的豪宅而不关心美国政坛动向，你说是谁的错？只能是记者的错、媒体的错、媒体所面对的这个奇怪的市场的错。台湾也没有被人硬生生地切断与国际的联系，虽然是个海岛却也通卫星、通电缆、通电话、通无线电波，信息传播畅通无阻，唯一能够封闭起来的只是人们的心灵。中国大陆也没有像美国封锁古巴那样对台湾实施封锁（不然台湾经济早就完蛋了），相反还敞开大门，台湾人可自由进出大陆，大陆居民到台湾却有重重关卡，入关甚至还要面谈；两岸间三通不通，也是台湾单方面的阻碍，大陆反倒是积极推动。我倒是想知道，到底谁在“打压”谁？

公共利益在哪？

重庆钉子户事件进入第二天，终于开始看到一些更多方面的报道，传统媒体毕竟还是比网络媒体更有能力深入发掘热点事件的核心。网络说到底主要功能还只是一个宣泄口，无法提供理性深入的思考和分析。

这个案子的关键显然还是在于公众利益的界定，有些人硬把公众利益仅局限于政府投资的公共商品（public goods），例如马路、桥梁之类，是说不通的。公众利益是多元的，美好的城市环境、安全的房屋建筑、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消费环境、当然也还有明晰的产权保护，也都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极度强调私有财产保护的美国法律，在有关强制征收的问题上，也没有如此自我设限，明确认定强制征收的土地即可由政府直接使用，也可转让给第三方做“公共用途”。此外，公共商品也未必是由政府提供的。很多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政府并没有出资，而是采取诸如BOT之类的方式，让私人投资建设；那么是否在这种私人投资的公路建设上，企业也不能向法院提出强行拆除了呢？权利说到底是没有绝对的，主张绝对权利说到底其实就是绝对自私，而纯粹的自私自利不可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公众利益的界定本来就是模糊的，也许也应该模糊，这样可以按个案来处理，可能会更加公平。我们看到在美国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包括纽约世贸大楼1963年建设的时候，纽约州上诉法院支持强行拆除原址上的一百多家小商铺；200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凯洛诉新伦敦市案中更是援引宪法支持了地方政府动用征用权，强行征收15片私人地产用于商业开发。中美两国法律不同，但其实对法律的解释往往是相通的，因为司法体系的优越体现在对法律解释的灵活、合理，而不是法律条文的全面、死板、滴水不漏。法律的核心概念说到底还是reasonableness；在我看来（我也相信大多数理性的人，理性思考之后也应该会同意），在重庆的闹市区，轻轨站旁那么近的地皮上，一条现代化的商业街远比这样一栋陈旧简陋的危房更能促进公众利益。

当然，事情到如今我们也不能说政府、开发商、法院完全没错。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我们有理由怀疑法院是否保持了中立，屋主吴萍也向媒体指称，法院在还未听完自己的陈述的情况下，就先行裁决，而且判决书明显是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令人怀疑法官是否充分地考虑了双方的观点。即使吴萍的指控法院方面有异议，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法院只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做出判决，还是牵涉到是否有充分考虑双方意见的疑虑。美国法院的判决书条理清晰，阐明了在这些案件中到底牵涉到了哪些公众利益；而我们不知道重庆法院的判决书是否也像这样详细、清晰；很有可能法官根本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写出那么好的判决。要能够灵活地解释、阐释法律，说到底还是需要高素质的法官——而这可能是中国现在最为欠缺的。

但这些程序上的瑕疵是否就赋予了败诉人抵抗判决的权利呢？我们可以争论说这个判决有问题，有程序问题，甚至整个裁决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在不同的法律学者、律师之间，也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就看到，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就支持强制拆迁，而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却反对；两位都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却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这些都很正常。但是仅因为不认同法院的裁决，就公然抵制判决的执行，这才是对法律最大的藐视，而如果最后以法院为代表的国家公权力还退缩不前、默认这种抵抗，将会对法律的严肃性造成更加严重的挑战。当然判决过程可能存在许多瑕疵、不规范，但应该注意到这种“瑕疵”与真正严重的程序不正义是有区别的，这种瑕疵是长期存在于中国司法体系的问题，我们只是在以更高的标准要求整个司法体系，而不是以基本标准要求这个做出判决的法院和法官；若以这种“瑕疵”为理由拒绝执行判决，那么很可能全中国所有的法院判决都存在这种“瑕疵”，那么都不用执行了——在涉及程序正义的问题上，我们同样要采取“reasonable”的立场，不能过分苛求法院和法官。而且，我们也不能完全肯定法院的判决就不够好；毕竟对簿公堂的女主人并非法律专业出身，她自己也承认为了节省律师费从没有请过律师。在涉及拆迁这样比较专业的法律领域，她自己是否拥有足够的法律知识来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应当存疑。在这点上，即使法院最后的裁决不太完整，屋主自己首先也有部分责任。

不过这个案件也折射出两个社会的进步。第一，案件的产生主要由利益引发，而不是任何空虚的、高调的所谓“理想”或意识形态（比如《物权法》争议就属于后面的范畴）。只要是利益引发的争端，就容易调解、解决，而由意识形态引发的争执，即没有意义也容易无端扩大。第二，公权力开始变得更为理性、谨慎，没有冲动地用暴力简单处理问题，至少这栋房子能够保存到现在，就说明政府对法律最低限度的尊重还在；在屋主依旧死守房屋的情况下，法院到现在都还没有强行执行裁决，而罔顾了更为重要的屋主的生命安全，这也体现了理性和克制。当然舆论也开始更为开放地讨论这个案件，虽然公众舆论所施加的压力，也往往都是负面的。

法制与公众利益

昨天开始，网上热议的就是重庆“钉子户”的新闻。这条新闻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其实有点喜欢屋主，能够强硬地坚持到底，煤气罐都扛上去准备长期扎根，是条汉子。另外说他什么有“背景”之类的，也都是胡扯。至少说明了一点，动不动就谈什么“权利”的人，往往空口说白话；真正可以拥有权利的，都是这种敢斗争、敢拼命的人。看不起只能动动嘴皮子网上发发牢骚的人。

但网上很多人把这个事件的意义放大许多，有些过份——当然这件事也相当巧合，正好在《物权法》通过之后。而且我觉得依情依法，屋主对于赔偿的要求确实有些过份，现在的行为也严重干扰了司法制度。

现在的新闻大多都是有关屋主的采访，开发商和政府都没有出面说明，法院判决书也找不到。但即使是从女主人吴萍的访问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开发商当时给出的是房屋或现金补偿两种方案，他们自己选择房屋补偿，但却要求是原地址的房屋，对于开发商所提供的另外区域内的房屋补偿不予接受。问题是这个在原址获得同等面积房产的要求是否合理？我认为肯定不合理。一间房屋的价格固然与土地价格有关，但同时屋况、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周围环境都会有影响。开发商投入大笔资金改善这些东西，令土地升值，而你屋主只不过是拥有土地产权，对于提升土地价值没什么贡献，凭什么再在原处给你一套同面积的房屋？

屋主现在这样强行抵制拆除，也是在公然抵抗法院判决，是对司法的严重挑衅。中国的法院常常面临所谓“执行难”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对法律的藐视，无法无天（从这点来说，所谓中国是极权国家的说法实在太好笑了；国家都无法保障司法判决得到执行，“极权”在哪里？根本是国家机器运转不良，太弱势了）；郭敬明被法院判决要登报道歉，居然可以公然宣称自己绝不道歉；当然其他还有更严重的，许多人被判赔偿以后还拒绝支付的也有。有些网友说什么希望通过这个案子能够给私有财产、拆迁等树立一个先例；在我看来，强制执行同样可以给维护法律尊严提供一个先例。

不过最有力支持屋主的一种观点是，土地交易本来就应服从自愿原则，若无法达成协议，开发商不能强制执行。首先这里有一个例外：若拆迁是为了公众利益，在提出合理的补偿之后还不肯接受的，应该强制拆除。当然这里“公众利益”是争执的焦点；这片地块是划归给私人开发商进行商业物业的开发的，算不算得上公众利益呢？其实公众利益的概念，跟其他所有的法律概念一样，往往都是很模糊的。政府投资开路、造桥当然算得上是公众利益，但进行旧区改造，把旧房拆迁然后批给私人地产公司进行商业开发，难道就算不上“公众利益”了吗？改善旧址的居住环境，即使涉及私人开发，同样算得上是“公众利益”，特别是对居住在周边地区的百姓来说，居住环境改善了，生活便利了，市容美观了，当然是利益。

“公众利益”在中国可能应该占有更大的比重。若是在美国，这片地谈不成那干脆再另外找地算了，反正国家大的是，地多得是。但在中国土地资源紧缺，每块地皮上都有这一两个钉子户，我们没有办法发展；更何况是在市中心的土地，若是如此就根本没法建新房子了。这一点中国和外国又不一样：西方国家市中心的房产，往往都是由少数财团或个人控制的，很好处理、协商；中国呢，市中心的土地却常常都由私人拥有，处理起来更加困难。“公众利益”对于城市内的房产，总是有更严格的限制的；即使是在纽约，你再有钱，把帝国大厦买了下来，也不能为所欲为，不能把房子炸了然后改造成农场——破坏市容，就是违反公众利益啊！

从这个角度出发，特别是从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法院判决的严肃性，我认为应当强制执行拆迁工作——当然这个过程不应该太野蛮，不能不顾人的死活一铲子砸下去，毕竟人的生命还是比财产更重要的。但当屋主最终走出孤岛的时候，也许适当的法律制裁也是恰当的，这至少能够给以后还妄图抗法的人，一个威慑。

谈话录

昨天深夜至今天凌晨的某个时间点，我正准备上床就寝，孜孜不倦热爱学习与辩论的AM同学就闯进了我的房间。AM同学年龄还小志向却很远大，立下决心要创造历史，成为英国自二战以来首位剑桥出身的首相——虽然他还暂时未能得到这所大学的录取通知。

“我要跟你谈谈我最新的一个观察。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很想18世纪的法国。”

“为啥呀？”

“你们最近不是在开什么代表大会吗？一年只开一次是吧？这不是很像法国当年的国民大会之类的东西，短期的国会？”

“我很敬佩你对新闻时事的关心度。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们的英国国会每年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幕、闭幕的呢。但我可不认为中国跟18世纪的法国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当然AM同学之后的一大段关于中国的发言可无法体现出一个未来（剑桥毕业的）首相的知识水准。坚定的社会主义者AM同志认为，中国现处于人吃人、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但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劳工充沛，所以难以实现产业链的提升，因此将长期处于万恶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他认为中国政府有责任为悲惨的劳工们提供最低的社会保障，而不是助纣为虐，让劳动人民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听起来是个挺不错的主意。可是钱从哪儿来呢？天上掉下来吗？”

“你们不是有几千亿外汇储备吗？拿出来用呗。”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上经济课的结果，一点经济学常识都没有。外汇储备哪能用在国内的经济建设上呢——外汇储备，就是外汇的储备，都是外国货币堆在保险箱里的，是我们不得不买来保持自己的货币更加便宜的，以让我们的产品也更加便宜的——这样就能够把财富从你们这些可恶的海盗和殖民者的后代那里夺过来。若要把这些钱拿出来用在国内建设上，就要把它们卖掉换人民币；可那不是自打嘴巴吗？”

“不管怎么样，政府应当帮助工人们，而不是站在资本家一边。国有企业不该被资本家本侵吞，而是让工人们共享。”

“可说实话，很多国有企业能够存活到今天，靠的就是那些杰出的管理者，或者你口中的‘资本家’啊。要不是他们，那些企业早就倒闭了。我觉得现在让他们分享一些股份，也情有可原啊。”

然后AM终于爆发了：“什么？这太过份了。我一直以为你也是个社会主义者，现在才知道你也是个右派。我鄙视你！劳动人民创造财富，却被一小撮犯罪分子盗窃了！”

“可那些‘资本家’也在创造财富，而且创造地更多更多。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再多的工人也救不活，只能添乱；但一个杰出的管理者就能让它起死回生，你说该不该给他奖励？”

“这不是关键；关键是政府该帮帮中下阶层。可你们的政府现在却是在搞重商主义。看看中国的劳工，再跟英国的工人弟兄们比一比，那叫个悲惨呐！”

“随便你说什么，老兄；但中国现在第一还缺钱，第二这些财富主要还是要靠那些资本家来创造——他们就是所谓的先进生产力嘛！等咱们跟你们一样有钱来，再来想法子照顾照顾工人们，成不成？”

…………

类似的对话就这样持续了大概一个小时，总之是半夜里一场奇怪的争论。不过之所以要在这里记录下来的原因是，AM让我更清楚地归纳了自己的想法。今天早上我就对AM说，“我发现，我本质上还是个社会主义者，因为我和你一样，相信政府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还是正面的，而不是那些该死的自由派们所形容的那样万恶不赦，将我们带向‘奴役的道路’。但我们在如何达到目标的方法上，有不同的看法。你强调政府直接接入，我觉得该借助、利用资本家们，间接改良才会更有效率。”

我始终找不到一个我能够完全赞同的理论——事实上无论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还是什么鬼主意，我对它们一些基本的价值都不赞同——这可能是我对所有这些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理解还不够，也有可能是根本就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涵盖这个复杂的社会。而且，一旦真心彻底地信服于一种理论，就可能掉入一个教条主义的陷阱——歪曲现实来套用理论，而不是先了解显示再来应用合适的理论。

真知灼见

“别以为GCD是傻瓜，中国GCD恰恰是玩大众民主的顶级高手，从发动群众到统一战线，从精心组织到广泛宣传，从秘密斗争到公开斗争，从武装斗争的到 非武装斗争，从最基层的工作到最上层的工作...，全都是人玩过的，玩剩的。在一个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可避免的发展时期，如何进行有效的疏导与控制，如何进行自我完善与变革，GCD也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

——《美国，和俺们现在相当的时期》

而且，掀翻了它对谁也没好处，当然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卒除外。说实话，回顾中国近代历史，除了共产党还真找不出一个能够能够把国家团结起来的人或党；难怪记得有人说章诒和笔下的那些民主党派受迫害者，本质上都不过是失意政客，斗惨了以后都成英雄烈士了。

还是李敖说的对，拥护共产党，然后骗他、哄他、逗他、吓他，让他为人民服务嘛。至少比全球到处煽风点火却无力收拾残局的美国人可信赖一些。

Capitalism with an angel's face

冷战时期共产主义的捷克有过一段时期的改革运动，即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这场运动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带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都已经走入历史了，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大获全胜的年代。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事实证明它们确实能够带动社会进步；但若从理论上来看，资本主义确是一种比较残酷的体制，它崇尚竞争，崇尚强者为王，崇尚自私自利，崇尚原始的自然法则，物竞天择。虽然市场经济并非一场零和游戏，自私自利当中也能促进共同幸福，而且纯粹的无私奉献其实也只能产生悖论，但有竞争就必定有失败者，而且这种竞争本身就是残酷的、不公平的。

自然界的法则就是竞争，但对于人类来说，我们却时常希望倡导合作互助，而非你死我活的争斗。大多数文化都提倡互助而不是竞争，无论是犹太-基督教文化，还是儒家文化；所有或至少绝大多数的宗教都把“友爱”当作基本价值观之一加以倡导。共产主义理想的本质也是友爱互助，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不是你抢我夺地掠取资源。然而现实是人类还远未达到资源富庶的地步，有限的资源还远远满足不了所有人几乎无穷的欲望；所以结果是，我们依旧离不开竞争。

但也许竞争可以以一种更为温和、友善的形式出现。刚刚到英国时，有一种反差非常强烈：即使是在超市里买东西，结帐时营业员都会主动和你打招呼；东西多、等待时间会比较长时，他们还会找一些话题和顾客攀谈聊天——你买的一本杂志封面上的某个标题、某个造型奇特的水果，都可以发展出一段随兴的对话，让你不感到等待的枯燥。这与中国那些板着脸孔上班的人有很大差别。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服务的态度，但在我看来这可能是更深层的文化差异。我不认为这种笑容、这种服务意识都是可以培训出来的，而是根植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之中。走在马路上时，迎面向我走过来的人都看到我，也时常都会自然地微笑，有时甚至还会打招呼，尽管我们谁也不认识对方，也互不相干。这也许就是基督教文化下的产物，博爱教育所启发出来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对陌生人的友善。

大概正是有了这一层包裹在残酷竞争外面的美丽的“壳”，资本主义才能够在西方世界如此地成功。大家都心知肚明地知道社会进步需要竞争，在理论上也不断倡导自由竞争，可在生活中，大家却避免撕破脸皮，而是以微笑和礼貌来处理人际关系。不太令人愉快的竞争关系总是不被触及，或者很快被遗忘，大家总是营造出一种平等友爱的氛围。相比之下，板起面孔做生意、拉破脸皮搞斗争的生存模式，可能促进了创新发展，却可能丢掉了文明。

在我看来，“文明”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这种礼貌、微笑。如果说这是虚伪，是掩盖残酷竞争的遮羞布，那么我宁愿承认，文明的本质就是虚伪。李敖有句名言说：“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被当今网络上的许多人奉为真理圣旨，并且通过言语的辱骂、批斗和对阵来身体力行。然而，如果真小人和伪君子的道德水准是一样的，伪君子至少还有意识到要裹上一层美丽的外表，这就要比不以丑陋为耻的真小人更文明。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丑陋的，通过“虚伪”的言行让它至少在外表上变得稍稍更美丽一些，也是好事一桩。跟看一场没有意义的足球场上的斗殴、网络上的粗口对骂比起来，我宁愿听余秋雨用华丽得不知所云的语言所堆积起来的一场演讲。

中国现在在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可能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张“人性的面孔”；也许我们要为它加上一张“天使的面孔”，让路上的行人微笑起来的面孔。

言论自由

反波谈到了台湾雅虎删除用户博客的事件，很多人开始讨论言论自由的问题；我发现还是有许多人对言论自由的看法是比较正确的，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1. 有人就很正确地指出，言论自由主要是用在限制公权力当中的，针对的是国家，是政府，而不是私人企业或个人。但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说，我在马路上发表任何言论都不应该被阻止；但如果我到一个朋友家去作客，说一些让他不高兴的话，他当然可以立即把我赶出来，或者严词警告我不许再多说；
2. 所以，政府禁书、禁报，都是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报纸拒不刊登读者来信，或网站服务提供商删除网友言论，不涉及言论自由，虽然在有和客户契约协定的情况下，可能涉及违约；
3. 但问题是，媒体、网站往往是由私人掌控的，这些媒体寡头们也因此拥有很大的舆论操控权，一封骂布什的读者投书可能要比骂默多克的读者投书更容易发表，怎么办？理论上，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媒体，但在实际操作中，谁都知道要从头建立起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体组织是非常困难的；
4. 这就是言论的沉寂化效应，有一本《言论自由的反讽》就谈及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人侵犯到你的言论自由，但你的言论没有被听到，等于不拥有这种自由。所以言论自由跟其他任何自由一样，也是不平等的。美国人都拥有行动自由，但富人拥有更大的自由，因为他们可以随时到欧洲、亚洲、非洲等等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穷人也拥有这种理论上的自由，但现实环境却不可能让他们享受这种自由。有些人由于更知名、更有权力、更有钱，所以讲的话能被更多人听到，因此拥有更大的言论自由，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自由和平等本来就是矛盾的。
5. 在网络时代，信息流通的便利和低成本也许让平凡人能够拥有比以前更大的自由，但还是不可能实现真正平等的言论自由。所谓博客代表草根文化也是胡扯，草根当中立即也会出现精英，只不过精英阶层变得更为开放了，成为精英的渠道又多了一个。
6. 政府在维护言论自由方面可以发挥积极而不仅仅只是消极的角色——舆论导向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网络上充满不理性的言论时，政府部门通过媒体或官方网站等渠道提供理性的观点，并非不可取。

最后，再提一提中国在禁书的事。看到一篇文章写得很有道理。在现今政府无法确保不干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请首先做到透明公开，要禁书可以，干脆拿到台面上来说，公开宣布查禁哪些书，理由为何，有一套具体的执行步骤。新加坡政府看《远东经济评论》不爽，也立即查封，但人家非常公开，告诉你照的是哪条法律封了你的，干得几乎是理直气壮；很多中东国家也有网络审查，但遇到查封的网站，人家直接告诉你这个网站被封了，如果你认为有问题，反馈上去。中国封掉的网站，直接就给你显示无法链接，也不告诉你哪里有渠道申诉，给人的印象就更加恶劣。

风水·发财·八

上Div课时，谈到一个香港同学的作业，里面说到他家里的家具摆设是如何按照风水先生的建议来安排的，那些英国人都听得大笑，有些干脆大叫这实在是“迷信扯蛋”。NIPM又讲到他宿舍里的一个新加坡学生，妈妈来探视的时候，发现他的床正上方就是一根横梁，立马下令转动床的位置，说这样容易得病，大家听了又是一阵爆笑。

我感到有些难过，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自我封闭，导致西方人头脑中的中国印象，大多来自于香港以及海外的华人。不能说这些华人没有成就，但必须承认，从香港、广东、福建沿海一带移民到西方的华侨，文化素质较低，而且这些地方本身就处于中国的边陲地带，离开正统中华文化较远。再加上这些华侨往往都从事一些小本经营的商业活动，受教育程度也不高，所以带到西方的许多风俗习惯，也都是很低俗的，而且非常重商、重财。这给外国人的一个印象就是，中国人都还相信风水黄历，崇尚金钱。要知道，现在老外最会讲的一句中国话，不是“你好”之类，而是“恭喜发财”；每逢中国年，尽碰到有人跟我说“恭喜发财”。

现在在读的《最后的贵族》，让我更加了解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气节和修养，以及他们所玩弄的东西，像字画、京剧之类，这些才是真正优秀的中华文化，可惜现在却越来越式微了。据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时间被定在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08分，我听着总觉得有些变扭。洋人以偏概全地解释中国文化，中国人到头来却又来讨好老外，迎合外国人心目中对中国文化肤浅的认知。现在地球人都以为“8”就是中国人喜欢的数字，实在是误解。香港人确实喜欢“8”，喜欢它的谐音；但大陆人对“8”的爱好，也是90年代才从海外传入的。而现在，中国人硬是把8当成自己的一个文化符号，实在太无聊、太肤浅了。过去的误解已经造成，现在国门打开之后，应该更多地输出展示中国文化的精华，再拿这些比较低俗的玩意儿来取乐别人，实在很可惜。

禁书即成畅销书

周末去伦敦之前，就在网上看到了章诒和女士的声明，她的第三本书《伶人往事》连同其他七本书一起被禁了。

这再让我想起了前阵子热卖的《往事并不如烟》。其实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我还在新加坡，书店里就看到过这本书，当时大概是因为电视报纸上有相关的报道，所以我脑子里有点印象，但不知道这书是说啥的，也懒得去翻看，就一直没买，直到到了英国之后，才得知这本书的情况，想买而买不到了。

这次再次勾起我的回忆，于是周六在Piccadilly逛完英文书店出来，就走到唐人街，看到一家叫光华书店的，进去找找这本书。书店里的中文书都以大陆出版的为多，也都不是什么很好的书，但我却意外地找到了两本《最后的贵族》，这是在香港出版的《往事并不如烟》，未删节的。看一看价格，却让人吓一跳，竟要20英镑，是原价的3倍。但想了想，还是买下了。现在不买，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再会看到，到那时可能这本书也撤架了。

回来后，昨天晚上才开始有时间翻看，一看上就放不下，昨晚今早已经看掉一半。有人说这是近50年来写得最好的文学作品，我不清楚，但写得确实很不错。很喜欢这种类似历史文学或报告文学之类的文体，即有历史价值，却又有文学的笔调，易读，比历史书强多了。

要不知道禁书的新闻，这本书我是肯定不会买的，伦敦中文书店极少，上海又买不到，以后有机会买时可能早忘了。所以要拜禁书之赐啊！所以这年头，还大张旗鼓地查禁书，实在是挺蠢的；不是以前，这种事情没人知道，现在消息都传得快，哪些书一禁，立马成畅销书。昨天查当当网，被禁的八本书都已经卖完了。禁人家书，等于在帮人家做广告嘛。

老美急了

这两天国际媒体竞相报道的一条消息，就是美国国防部透露，近期侦测到中国利用长程精准弹道导弹技术，通过所携带的“动能攻击载体”，在800公里的地球轨道上摧毁了一颗太空低轨的老旧卫星。美国国防部大声叫着要中方解释，还表示反对，称这会引起“太空武器竞赛”——虽然他们自己一直以来在国际上都是外太空非军事化唯一的反对国。

哈哈，此乃“点穴术”是也——老美化几千亿搞出来的导弹防御计划，针对的就是中俄；防线都拉到日本韩国台湾了，想在家门口就把中国人看住。未料还没能用上这枚“金盾”，竟然被中国人掐住软肋。你再厉害的导弹防御，都还要靠卫星定位吧？都还要靠卫星传送信息吧？中国人先把你卫星给废了，导弹防御就是堆废铁，拽啥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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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轮回

看过此书，就体会到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确实有其魅力。与太多拘泥于小节，长篇累赘不厌其烦花上几百页几百页的篇幅来探讨某一历史小节问题的传统学术历史书比起来，《万历十五年》扣人心弦地多了，几乎可以当小说看。但即使如此，书里面所探讨的问题却又十分深刻而全面——从一滴水中也许可以看到大洋，可你只有真正面对海洋时，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它的力量。历史或许也是这样：越是细致地深入去探讨每个单一事件的背景、形成、经过、发展、终结与影响，不如从宏观入手，更能一眼洞察出问题的症结。

虽然全书是以1587年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两个首辅（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了），一个正二品高官，一个高级武官，一个十分出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主线来铺成展开的，作者在书中所批判的，却不是任何一个个人，而是整个庞大臃肿保守而陈旧的文官体制，以及当时儒家传统之下的整个中国社会。这六个人可能正好代表了这个体制下、这个社会中的六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代表了六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六个人都算得上是今天人们口中的精英，都有变革维新的意识和雄心，也都身处高位手握大权，可最后也都不得不退缩，要么向强大的体制投降，要么撞个头破血流还无功而返。一个处于巅峰的文明，是不需要，不欢迎，也不会善待改革者的。

站在公平的立场上来看，我们其实也说不出明朝的体制，在理论上有什么错误：这是一个尊重贤能、追求和平、崇尚温和与妥协的体制，把道德当作行为处事的规范加以遵守，把知识当作个人能力的评断标准。即使硬要套上今日对国家政府运转的要求来看，万历年间的中国也不那么落后：十几天前才刚刚生效的中央对死刑的复核审查制度，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实施了；虽然明文法条不健全，但说实话英美的普通法制度其实也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三十多年前中国还有一个人能够呼风唤雨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可万历皇帝却已经无法为所欲为，而甚至在偏爱哪个妃子之类的私人事务上，都必须受到大臣们的牵制。用后记的作者欧蒲台（John Updike）的话来说，是成功害了中国。

这也许就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宿命：无论多么得成功和完善，文明终究有衰落的那一天——欧蒲台在后记中，也无不警示地提醒他的美国读者，建筑在一个完全相反的价值体系之上的美国，也许也正走在衰落的道路上。当儒家文化体制发展到16世纪，它已经登峰造极，彻底地定型了。曾经铸造过辉煌的这个文化，这个体制，一旦发展到了极致，就成了制约和继续推动文明前进的绊脚石。中国之后400年的败局，在其文明最巅峰的万历年间就已经悄悄地开启了一次盛极而衰的轮回。

未来属于中国

本月的英国《展望》（Prospect）杂志，封面文章刊出的是英国两位经济学家Will Hutton和Lord Meghnad Desai有关中国问题的信函辩论，双方的观点南辕北辙，言辞尖锐，也很少有交集。就杂志编辑的处理来说，看起来是倾向于Will Hutton的观点的：他们封面上起的标题是False Dawn: Does the Future Really Belong to China?（虚假的曙光：未来真的属于中国吗？）

当然在我看来，Lord Desai的主题思想一针见血地点破了Will Hutton，以及今天西方世界中大多数反华知识分子的软肋。西方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最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西方式的发展道路——“there is only one road to capitalism—the western one—and only one political system—ours.”

Lord Desai对中国的理解也十分深刻；当他的对手和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政府的观念还停留在一个“列宁式的中央极权政府”这样一种陈旧过时的看法时，他已经精明地发现，在中央集权外表下的中国，其实是一个松散的，地方自治的政治实体——正如任何实行市场经济而又拥有庞大国土的政治实体一样：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拥有实权，能够抵抗中央的命令，自顾自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也不仅仅是一个只有一个声音的国家：一旦政府放弃了无法持久的极度高压管制，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左中右各种杂声——“China is not monolithic. It is just not a liberal democracy along Anglo-Saxon lines.”中国的政府可能会封锁一些国外网站，可能会禁止一些书籍的出版，可能会向老百姓灌输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思想和历史观，但13亿人的思想不可能都那么轻易地就被统一起来——就算是毛泽东，翻天覆地地全国搞政治运动，也只能持续三四年。

Lord Desai在去年曾经到我们学校来演讲，当时他谈的是英国经济在80年代的复苏。在所有到过我校的演讲者中，Lord Desai留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他并不是一个能够抓住听众注意力的演讲者，演讲还未进入后半段就已经开始让人感到无聊了。但他对于中国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的理解，却是极其深刻的。虽然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西方的经济学家，但其出生第三世界的背景，相信对于这种深刻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帮助。

西方世界的偏见，来源于他们对于非西方文明的无知：当数千万中国学生都在学习英语和其他各种拉丁语言时，当数百万中国学生在西方留学时，又有多少西方人能够真正掌握非拉丁文字语言，能够理解东方的、阿拉伯的、非洲的、甚至是拉美的历史呢？不要谈东南亚四小龙的经济成就，或者韩国的经济成就，即使是日本的经济成长道路和强国的发展模式，又有多少西方人知晓呢？西方的话语霸权，其实在长远来说，伤害的是西方国家自己——这为他们带来了无知与傲慢：任何一个中国人今天只要愿意，就可以轻松地从大量西方媒体那里取得有关西方世界最深入、全方位的报道与分析，可对于西方人来说，在缺乏足够媒体报道（当然不算那些同一视角的、重复的、永远带有浓厚西方观点的现有的中国报道）的情况下，要全面地了解今天的中国，是何等的困难啊（与之比起来，穿越GFW实在是小事一桩）！

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改变这种话语霸权现象。毕竟在中国之前，亚非拉世界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挑战这种西方垄断。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成功，只是特例，这些国家绝无挑战现行制度的能力，只能尽量融入现行国际体制。中国则是第一个（重新）崛起的大国，第一个可能真正挑战西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和思维模式的国家。陈旧、自满的思维模式，恐怕可能正是衰败的开端和标志。在这一点上，Lord Desai在结尾处的一番历史比较是十分有趣的：18世纪的伏尔泰，以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比法国更开化的国家，今天许多中国人也认为西方国家是我们唯一的发展楷模。双方可能都没错——18世纪的中国正处康乾盛世，今天的西方世界也绝对是地球上最为先进的文明——但今天的我们，很有可能就像当年的伏尔泰那样，都低估了自己国家的成就、价值和潜力。

In this world there are only two tragedies. One is not getting what one wants, and the other is getting it.

读报

很久没有好好读过一份中国的报刊了，趁买面包的机会，在便利店里抓了一份《南方周末》，07年新年特刊，也是06年的最后一刊。

读完之后，真的对当今的中国传媒肃然起敬。通过网络了解到的中国媒体，总是那么不讨人喜欢，总是爱炒作一些无聊的话题，另加翻译一些外国媒体往往带有很深偏见的报道。但一份完完整整的《南方周末》，能让人思考，让人感动，也让人赞叹。完全没有无聊的武断的网络语言，没有幼稚的空想式的评论，却有理性的平和的语气，感人的真挚的报道。

我没有能力评判《南方周末》和国外顶尖媒体的差别优劣，但至少就两者对于中国这一主题的报道来说，我确信本土的许多优秀媒体就远远超越那些响当当的国际媒体——当这些大牌媒体安插在中国的记者们连中文都还不会说的时候，应当令人惊奇又担心的是，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还是只能从他们那里获得有关中国的一切消息。还有，对于我来说，中国的报刊在报道角度和取向上毕竟让人更舒服一些——用一位南方周末记者文中的一个词，这些报道毕竟都是以站在“祖国”的立场上，所发出的。

约翰·桑顿

今天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办的杂志Foreign Affairs，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China's Leadership Gap，看到下面的作者简介，不禁吓一跳：

John L. Thornton is a Professor at Tsinghua University's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d its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in Beijing, and 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s Global Leadership Program. He is also Chair of the Board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He retired as President of Goldman Sachs in 2003.

（约翰·L·桑顿是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及公共政策管理学院教授，以及该大学的全球领导力课程的负责人。他同时还是布鲁金斯学会董事局主席。他于2003年从高盛总裁的职务上退休。）

竟有这号我不知道的奇人，美国最大金融机构的老板、最大智库的董事长，退休后跑到清华来教书？赶紧读了大作，发现其确实对中国了解深刻，指出中国政府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人才的缺乏——顶尖的人才，比如清华的毕业生们，大多选择出国深造或进入外企工作，投奔政府部门的很少；而在少数报考公务员的学生中间，大多也都选择诸如外交部、商业部之类的热门政府单位。而政府部门对人才的招考也体制很僵化，一些外地学生想要考中央政府机构都不得其门而入，必须回自己的县城政府机构工作，人家当然不愿意。至于很多归国留学生，或者在外企民企里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才，即使有拳拳报国心也因被划入“体制外”而根本不被接纳。桑顿根据自己第一手跟清华学生接触的经验指出，大多数学生都还是很爱国的，很多都希望能够进入政府单位，但却都必须向现实低头；很多人说自己选择另外的道路，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验，以后可以更好地服务国家。但事实却是，他们一旦选择别的道路，就很难回来到体制内来了。

回来查了查桑顿的资料，进一步得知他在2003年可是放弃了高盛1200万美元的年薪（可能还有数倍于此数目的年终奖金），到清华来教书的，年薪是象征性的1美元。桑顿到中国来，“就是要来了解中国的”，因为这里“的崛起是这个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在美国相对并不很了解中国的情况下，谁先更好地了解中国，谁就掌握了参与和推动历史的资本。”当然除了学习，他当然也是来影响中国未来的精英们的：如他所言，这是“到清华来推动世界”。

相关链接：

• 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在中國的第一堂課
• 约翰·桑顿：下一个基辛格
• 由约翰·桑顿想到吕不韦
• 关于约翰·桑顿
• 约翰·桑顿：渴望推动历史
  

I always pass on good advice. It is the only thing to do with it. It is never of any use to oneself.

死刑制度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前几天表示，要慎重处理死刑案件，并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角度来探讨死刑的执行问题。

死刑作为一种惩罚（punishment），在大方向上并没有违反司法正义的基本原则。惩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阻吓（deterent），一个是报应（retribution），前者是面对群体的，起到阻吓更多犯罪、稳定社会的作用；后者是面对个人的，起到赔偿受害人（或其家属）、弥补错误的作用。当然，惩罚还应当适量且有针对性。因此，对于极其严重，特别是涉及到剥夺他人生命的罪行，死刑符合这些基本的原则。

反对死刑的人，最常引用的理由是，死刑的阻吓作用有限。而事实证明，死刑对于阻吓犯罪确实功用不大，主要原因在于法制不可避免的疏漏，即使犯罪者知晓某一行为可能导致被执行死刑，他还是会认为自己被抓获并最后被判定有罪且执行死刑的可能性不大；此外，人对于长远未来的利益或成本核算总是要打折扣的：一个人吸烟，因为其所能带来的短期快感，明显强于长远可能带来的负面成本；同样的，一个人犯下严重的罪行，因为眼前的需求可能大过未来可能的后果。最后，死刑执行方式的改变同样减轻了死刑的阻吓作用：电椅、注射死亡等痛苦较小的死亡方式，相比传统可能引起更大痛苦的死刑方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犯人对死刑的恐惧。

然而在中国，死刑最主要的功用恐怕不是阻吓，而是报复。“杀人偿命”似乎是中国传统的古训，历经数千年依然牢牢地根植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之中。反对死刑的人士批评，这种思想起源于人类原始的报复欲，并非人类理性的产物，而是动物的本能。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报复其实是“正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正义”（justice）拥有十分广泛的定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应当就是“得到的与付出的应当尽可能地成比例”，用《圣经·旧约》中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于预谋夺取他人生命的谋杀犯而言，其自己的生命被剥夺，应该就是正义的具体实践。

因此，死刑在中国还不应当被取消，即使它的阻吓作用未必很大，它却十分满足报应正义的原则。当然，在死刑的具体执行上，应当非常谨慎；过度使用死刑的后果，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错判、过判案例的出现。对死刑犯的审判，应当在每个细节上都经得起检视，应当要符合程序正义的原则，应当避免一切可能的争议。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有一个非常轰动的案件萨科和万泽蒂案（Sacco and Vanzetti），两人的死刑判决最后引起很大的争议，直到两人被执行死刑的50年后，政府正式承认审判过程中的疏失；虽然后来浮现出的许多证据，都基本证实了当初对刑责的认定可能并没有错误，但程序的瑕疵却让所有参与审判的法官们沾染上了污名，也负上了相应的道义责任。此外，在死刑的执行上，也应该尽量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虽然更为严厉地对待死刑犯，可能会起到更好的阻吓作用，但将犯人看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却不是一个个体，并不适当。死刑犯应当享有一定的权利和便利，包括被告知执行死刑的具体时间，以及最后与其所指定的亲友见面的机会。目前许多地方的法院，依然在采用“死刑立即执行”的做法，在终审最后定案之后立即将死刑犯转移到刑场执行死刑，是非常不人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