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

约翰·格雷（John Gray）在英国学术界是有名的悲观主义者，不过这种悲观却为他树立了学术声誉：1990年代初，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体制的瓦解，西方乃至全球都笼罩在一股乐观情绪之中，“历史终结论”几乎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声音。唯有格雷，预见到苏联的解体带来的将不是历史的终结，而只是历史的延续（resumption of history）——人类并没有消灭终极邪恶帝国，从此走向自由民主的天堂；相反，我们将回到18、19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国家间将继续为争夺自然资源和土地（而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斗争。

格雷当然不承认自己是悲观主义者；而且事实也似乎证明他并不是。正如他所说的，是那群终结论者太天真、太乐观、太无知了；只要稍稍回顾一遍历史，就能看到历史不断在重演。历史并不是线性、直线前进发展的；历史就像季节交替，是一个大轮回。政治、伦理和社会格局，不像科学技术，不可能有不可复原（irreversible）的发展。有许多问题将永远困扰着我们，因为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人的本性。

格雷教授的这些归纳当然都很正确。西方人受《圣经》和宗教发展的影响，总是相信历史是往前走，并且最终将会抵达天堂，犹如圣经最后一章《启示录》中所预言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虽然誓言要抛弃宗教，但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其实依然没有走出宗教的迷思；相反，他们对于人类理性的过度崇拜，让他们及追随他们的后人们都更加盲目地沉迷于历史进步论。好像有了理性，人类就将无所不能，解决所有所面对的问题。

但事实上，人类即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性——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也越来越难以改变自然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里当然令人瞩目，但我们所面临的瓶颈也越来越明显。无论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似乎都给人类的理性划下了我们永远也超越不了的界限。人类至今也走不出地球资源的限制，随着资源的不断减少和人口的持续增加，我们能否继续让所有人都享有现有西方社会的舒适的生活水准（这种生活水平也只是在最近四五十年才开始成为现实），其实没人能够担保。当然，即使我们能够继续保持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让更多的人开始享受这种生活水平，环境能否承受这种生活水平所带来的负荷又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人类今天的这种自信和对科技的崇拜，只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在之前几千年的人类文明中，几乎没有一个社会拥有今日的这种乐观情绪；所有的古代哲学家，几乎都认为生命是痛苦的过程。

当然格雷的成功之处在于将我们带回现实，告诉我们其实生活未必会永远如此美好。但他的悲观也有其局限性；演讲现场有一名听众的提问就直指格雷的软肋：“你对于问题的分析十分透彻，然而在提供解决方法上却很薄弱。请问当你在给各国政府部门提供建议时，更愿意面对的是一个相信历史终究只是个轮回，所以人类永远无法真正改善自身境况的人，还是一个相信历史可以进步，人类可以发展的人？”格雷在这个问题上的回答是避重就轻的，他认为现在的领导人本身都已经太具理想主义了，比如小布什不顾反对执意进军伊拉克，认为凭着理想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然而小布什的错误与其说是在太具理想主义，不如说他对现实的漠视和无知。然而一个认清现实的人，就不能怀抱理想了么？

我不认同，至少我不希望认同这样的看法。格雷教授自己在演讲中也提出了许多处理未来问题的建议。也就是说，他自己也不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也希望尽力改善世界；但如果一个人完全地相信历史只是轮回，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来参与促进世界的发展呢？历史也许确实是一场轮回，我们也许最终也无法改变太多东西；但“知其不可而为之”，也许才是最崇高的一种理想主义。

读历史

考试将近，不得不恶补一下功课，特别是历史。不过仔细读书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趣味的，特别是我们读的欧洲史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主要就是法国和俄国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在18世纪正好是一对鲜明的对比，法国正从巅峰走向衰落，常年征战，国库空虚，民怨沸腾，再加上宗教纷争，特权阶级内部互看不顺眼，最终导致1789年大革命爆发；而俄国，从1762年叶卡捷琳娜大帝执政开始，享受了30多年的和平飞速发展期，逐渐从欧洲最落后的野蛮国家，进化成西欧强国最惧怕的对手。

有几点和今天的对比是很有趣的。首先，启蒙运动思想家往往被以为是鼓吹自由人权的，其实不然。除了卢梭之外，其他绝大部分的启蒙运动学者都强调国家强权、组织和平等更胜于个人自由；孟德斯鸠就公开对叶卡捷琳娜说，像俄国这样的大国，是需要绝对君权来统治的。这其实也符合古希腊的民主思想——民主至适合于城邦类型的小国家；大国搞民主没有意义，因为单张选票的权力比重都被稀释掉了。

18世纪欧洲思想家推崇的是“警察国家”，这在今天听起来毛骨悚然，但当年的“警察”除了维持治安外，还负责一切公共服务，比如公共卫生、交通、度量衡、消防、外来人口管理等。一个“警察国家”，就是有能力提供这些让生活更舒适的公共服务的国家——其代表就是普鲁士。

叶卡捷琳娜女皇绝对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位伟大君主，她延续了彼得大帝的改革，而且成功地将国家机器的辐射深入到基层——在这之前，俄国幅员广袤，沙皇的统治却毫无效率，山高皇帝远，中央的命令根本达不到基层。正是叶卡捷琳娜改革了地方政府体制，让沙皇的统治更直接，并在各地方建立了包括法院、学校、医院、收容所、监狱、孤儿院之类的公共设施，使俄国的现代化不仅仅再只局限于圣彼得堡，而是向全国铺开。

但从另一方面讲，俄国的底子确实也非常薄。她的强大更多地归于其国土面积大，人口少而资源多，得以成为20世纪东方一霸。但尽管如此，俄国从未真正地实现过现代化，现在好像也看不到什么希望。将之与中国对比一下，这不得不让人相信，听似空泛的“民族性”其实是有其作用的。俄国历史上连出了两位伟大的改革者，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却还没有能够把国家带入真正的强盛；而中国近两百年的历史上，数来数去只有邓小平一个真正有作为的改革家，但今天看来中国却已经不可复返地走上复兴之路。这跟国民的素质难道会没有关系吗？

当然如果比较中国与俄罗斯乃至其他的欧洲国家，会发现即使到18世纪，中国的统治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中国人在秦朝就统一了度量衡，欧洲人到18世纪还视作是成功国家的重大成就之一；中国的地方政府到18世纪也早就驾轻就熟了，俄国人却才刚刚建立起来。中国的司法、教育、医疗，到18世纪都早已制度化。马可·波罗游记里就记载了中国人使用纸币交易，那可是元朝时期；而法国人直到法国大革命都还没有流行非金属货币，更别提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了，其落后程度让人瞠目结舌。整个法国18世纪的经济，完全是依靠海外殖民掠夺来支撑，包括臭名昭著的大西洋金三角——载着廉价的欧洲红酒到非洲交换黑奴，再到美洲大陆用黑奴交换棉花之类的农产品带回欧洲。（当然中国人在这方面又要领先欧洲一千多年：奴隶制在中国不知什么时候就被消灭了，而英国人直到19世纪初才宣布停止奴隶贸易，这还算是欧洲国家中最早的一个；美国人更不说了，到1860年打内战时还有奴隶；叶卡捷琳娜如此开明的君主，也不敢犯天下大忌解放俄国的农奴。在经济权利方面，中国人显然享有得更多，大部分人都是自由民，拥有自己的耕地；而西方则都是贵族阶层控制土地资源）

我看着这些历史，就觉得许多中国人妄自菲薄，拼命贬低自己国家的历史，完全没有道理。当然西方国家的科技水平后来提升很快，超越中国，但这更多可能还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后果，与政治制度、教育体制关联较少——至少在英国这个最早发展的西方国家里，顶尖的学府更重视的一直以来都还是人文教育，科学学科其实一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逐渐纳入教学范围。与中国人教小孩子四书五经一样，英国学校一直强迫学生读的是古希腊圣贤的著作，拉丁文、希腊文的重要性在19世纪工业革命的高潮，还是远胜过自然科学。

那么说到底，中国在近代开始落后的主因是什么，我看来只有两个：没有进行海外殖民抢掠，以及人口增长逐渐超过农业经济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只能说，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历史过程，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领先全世界。

客观

章诒和的书前两章读起来很不错，文笔好，故事多，即是享受又在补中国现代史。但越读到后来越感到无味，就跟读李敖一样，一开始时特兴奋，越到后来越想打瞌睡，因为都在反复不停啰里啰唆地讲同一件事。章骂共产党，就跟李敖骂国民党一样，骂地没错，也骂地很好，可说多了再重要的思想都变得乏味无趣。

难怪有人批评章诒和的笔调充满“怨妇口吻”，越读到后面这种感觉越明显，我开始注意到她的人物如何大段大段地挞伐老毛和老共，有点无聊了。当然我们确实无法要求她做到公正，而且她的回忆录也不需要做到公正，那不过是史学家的事情——这跟前阵子另一本畅销书，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是完全不同性质的。

张戎、章诒和以及几乎一整代的中国人，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大概都很难做到公正。对一个人、对一个政府的评价，有时候还真要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来做，才比较完整。在等上几十年回顾49-76年的历史、49-76年的毛泽东，可能就像今天我们回看当年的拿破仑一样，能够更加冷静客观，不让太强烈的情绪蒙蔽了双眼。

禁书即成畅销书

周末去伦敦之前，就在网上看到了章诒和女士的声明，她的第三本书《伶人往事》连同其他七本书一起被禁了。

这再让我想起了前阵子热卖的《往事并不如烟》。其实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我还在新加坡，书店里就看到过这本书，当时大概是因为电视报纸上有相关的报道，所以我脑子里有点印象，但不知道这书是说啥的，也懒得去翻看，就一直没买，直到到了英国之后，才得知这本书的情况，想买而买不到了。

这次再次勾起我的回忆，于是周六在Piccadilly逛完英文书店出来，就走到唐人街，看到一家叫光华书店的，进去找找这本书。书店里的中文书都以大陆出版的为多，也都不是什么很好的书，但我却意外地找到了两本《最后的贵族》，这是在香港出版的《往事并不如烟》，未删节的。看一看价格，却让人吓一跳，竟要20英镑，是原价的3倍。但想了想，还是买下了。现在不买，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再会看到，到那时可能这本书也撤架了。

回来后，昨天晚上才开始有时间翻看，一看上就放不下，昨晚今早已经看掉一半。有人说这是近50年来写得最好的文学作品，我不清楚，但写得确实很不错。很喜欢这种类似历史文学或报告文学之类的文体，即有历史价值，却又有文学的笔调，易读，比历史书强多了。

要不知道禁书的新闻，这本书我是肯定不会买的，伦敦中文书店极少，上海又买不到，以后有机会买时可能早忘了。所以要拜禁书之赐啊！所以这年头，还大张旗鼓地查禁书，实在是挺蠢的；不是以前，这种事情没人知道，现在消息都传得快，哪些书一禁，立马成畅销书。昨天查当当网，被禁的八本书都已经卖完了。禁人家书，等于在帮人家做广告嘛。

历史的轮回

看过此书，就体会到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确实有其魅力。与太多拘泥于小节，长篇累赘不厌其烦花上几百页几百页的篇幅来探讨某一历史小节问题的传统学术历史书比起来，《万历十五年》扣人心弦地多了，几乎可以当小说看。但即使如此，书里面所探讨的问题却又十分深刻而全面——从一滴水中也许可以看到大洋，可你只有真正面对海洋时，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它的力量。历史或许也是这样：越是细致地深入去探讨每个单一事件的背景、形成、经过、发展、终结与影响，不如从宏观入手，更能一眼洞察出问题的症结。

虽然全书是以1587年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两个首辅（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了），一个正二品高官，一个高级武官，一个十分出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主线来铺成展开的，作者在书中所批判的，却不是任何一个个人，而是整个庞大臃肿保守而陈旧的文官体制，以及当时儒家传统之下的整个中国社会。这六个人可能正好代表了这个体制下、这个社会中的六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代表了六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六个人都算得上是今天人们口中的精英，都有变革维新的意识和雄心，也都身处高位手握大权，可最后也都不得不退缩，要么向强大的体制投降，要么撞个头破血流还无功而返。一个处于巅峰的文明，是不需要，不欢迎，也不会善待改革者的。

站在公平的立场上来看，我们其实也说不出明朝的体制，在理论上有什么错误：这是一个尊重贤能、追求和平、崇尚温和与妥协的体制，把道德当作行为处事的规范加以遵守，把知识当作个人能力的评断标准。即使硬要套上今日对国家政府运转的要求来看，万历年间的中国也不那么落后：十几天前才刚刚生效的中央对死刑的复核审查制度，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实施了；虽然明文法条不健全，但说实话英美的普通法制度其实也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三十多年前中国还有一个人能够呼风唤雨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可万历皇帝却已经无法为所欲为，而甚至在偏爱哪个妃子之类的私人事务上，都必须受到大臣们的牵制。用后记的作者欧蒲台（John Updike）的话来说，是成功害了中国。

这也许就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宿命：无论多么得成功和完善，文明终究有衰落的那一天——欧蒲台在后记中，也无不警示地提醒他的美国读者，建筑在一个完全相反的价值体系之上的美国，也许也正走在衰落的道路上。当儒家文化体制发展到16世纪，它已经登峰造极，彻底地定型了。曾经铸造过辉煌的这个文化，这个体制，一旦发展到了极致，就成了制约和继续推动文明前进的绊脚石。中国之后400年的败局，在其文明最巅峰的万历年间就已经悄悄地开启了一次盛极而衰的轮回。

从德国崛起看到的

《大国崛起》看到德国，是最让我感动的。这个本是欧洲最不幸的国家，在100年的时间里，不但完成了近乎不可能的国家统一，而且还迅速崛起，成为主宰欧洲的霸主和世界工业强国。她的成功，对于中国的借鉴作用也是最大的，超越英国和美国。

德国的崛起离不开伟人俾斯麦，离不开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这忽然让我想到，也许自由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奢侈品，只有已经完成了变革的人民才可能享有。回首过去，除了英美，还想不起哪个大国的崛起，不是依靠庞大、有效的政府所规划主导的：德国、日本、俄罗斯，无不如此。甚至英国的强盛，很大部分也依靠了国家的军事机器——没有海外的殖民征服，英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也不会保持那么久。中国也是在走这条国家主导的强国道路：表面上的政经社会松绑，其实体现出来的正是更为有效的国家监管与规划，这在本质上与自由主义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用共产党自己的话来说，现在是在“转换政府职能”，而不是彻底撒手不管了。

还有一点感想是最后看到勃兰特（Willy Brandt）下跪所想到的。勃兰特的一跪，在德国其实并不受欢迎；但这一跪从道理上来讲是应该的。希特勒是德国人自己民主选举出来的，他干的坏事就等于是受到了德国老百姓支持的，所以德国人也应该负上连带的道义责任。在我看来这很公平：民主让人民做主，那么就应该自作自受，负上连带责任，当然也可以享受连带的好处。联想到今天的台湾：陈水扁是台湾人两次民主选出来并多次通过其他选举肯定的，他今天所干的坏事，台湾人也就要自己概括承受。只是，自己人对自己人所犯的罪行，今后是不会有人来给你道歉、补偿的。

弗里德曼引发的联想

今天经济课上到快结束时，另一位以疯狂爱恋撒切尔夫人和莱斯（两位女士的照片被贴在他教室的门上；大家都怂恿他写信给莱斯求婚）、极端推崇新保守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经济老师敲敲门就走进教室来了，向我们发布了一个令他老人家深感悲痛的消息：20世纪自由市场经济的伟大导师、以研究货币理论而闻名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昨天去世了，享年94岁。

相较更早一些的经济学家们，我对弗里德曼的了解很少，只知道他和海耶克两人是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他们两人在70年代出风头，自由主义理论开始取代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到了80年代他们的思想则直接影响了撒切尔和里根，这两位又携手彻底在政治上击垮了左派。

一个有趣的观察是，今天最为被人们所知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占了大多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这样；而在20世纪的前半叶和19世纪末，有名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哲学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一直到70年代，叫得最响的理论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80年代以来，最得势的理论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但这些思想是否能够永续是值得怀疑的，经济自由了一段时间会走向极端，然后开始国家干预；国家干预了一段时间，又走向极端，于是再自由。这样的反复，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进步，未必就在走回头路。

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学校里教经济的4个老师，不同程度的都是自由主义者，推崇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按国内的评价标准算得上是所谓的右派；教历史的几位老师，大多都是所谓的左派。所以那位经济老师推崇撒切尔，可咱的历史老师就瞧不起那老太太，一直不停的说，撒切尔政府能够生存下来，靠的就是马岛战争的大胜，否则80年代初就被刷下去了。

Lord Fermor: Young people, nowadays, imagine that money is everything.
Lord Henry: Yes, and when they grow older they know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