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直白的大法官

小年夜晚上，才接到email通知说第二天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Antonin Scalia要来演说，赶忙定了张票。果然，虽然是在前一天才仓促通知，今天下午到达会场的时候已经座无虚席了。

来到演讲会场之前对这位主讲人一无所知，等待的时候只听到旁边的几个美国人在说会“很有争议”。待到系主任Hugh Collins带着大法官进场，开场白立刻就一语就道出为何这场演讲会是精彩的演出了：媒体称此人乃小布什总统“最喜爱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也。

果然，Scalia大法官不负众望，言词直白激烈地让人只能敬佩。能够做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讲话还能这么直截了当毫不含糊，而且不惧怕争议，真的不容易，不管他的立场是什么。最精彩的还是问答环节，Antonin Scalia当然受到在场听众的一阵围攻，但只见此人越讲越兴奋，手指在空中乱指，拳头偶尔还忍不住敲一敲讲台。听到一个他不同意的质问，他直接就打断人家的话说“听到这种话真是让我下巴也掉下来了！”——真正下巴要掉下来的，大概是坐在台上苦笑的Hugh Collins了；英国人可是不太习惯这种直白的反驳的。

不过Scalia的观点其实是有他的道理的。这位大法官极力倡导的是所谓“司法约束”（judicial restraint）——司法不应该过度介入政治和道德，堕胎、种族歧视之类的公共议题不应该由法院来裁决，法院只需要应用现有法律即可，而现有法律的缺陷不应该由法院来弥补。法院也不应该过度自由地解释宪法；宪法落伍的话就应该通过政治途径，由国会立法来修正，而不是创造出所谓“活的宪法”，任由非民选的司法技术官僚了扩大解释。这恐怕和美国本身的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着像美国那样强大的司法体系，握有宪法和所有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在采取大陆法系的国家里，司法部门只是执行和应用现有法律的机关；在英国，虽然法院的权力更大一些，但“议会至上”的原则也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法官们的权限。只有在美国，法院可以对几乎任何公共议题做出裁决。Scalia显然认为这与美国所宣扬的民主价值观不符，而且用一种非常直白的语言表达出来。

这种立场在美国当然算作是保守派，不过Scalia倒也不反对一个强大的行政体系和中央政府——他只是反对一个太强大的司法体系。难怪里根、小布什都会那么喜欢这个人了。但说实话，能够那么有个性地讲话、回答问题，这位法官本身的性格也就已经很讨人喜欢了

民意

周一去听了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的演说。这个大鹰派当然和之前所有来自美国的演讲人一样，主要都是来卖书的；不过博尔顿的书题目就很具挑衅性：《投降不是选择：在联合国和海外为美国辩护》（Surrender Is Not An Option: Defending America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broad）。他的演讲内容当然也就那么几点典型的鹰派观点，重点就是如何对付三个国家：伊朗、朝鲜和中国。他激情澎湃地宣扬该如何对伊朗进行“政权更替”（regime change）——一个已经从美国人口中听到过无数次的字眼；如何更明确地对朝鲜表明美国的不妥协立场；以及如何对中国商品进行更严厉的监管——“他们不把东西卖给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卖？”我边听着他这样讲，边心里不满疑惑：山姆大叔啊，一个小小的伊拉克你都搞了4年都还搞不定，你还真以为你有那么大能耐能够再一个单挑三个？

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演讲中的一句话：“在联合国里所有国家都是在维护本国的利益；但只有美国因坚持自己的利益而遭到世人的谴责。”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在场的许多美国人为他报以热烈掌声，包括坐在我旁边的两个美国人。可见不光是中国人，美国人其实也不满国际媒体所刻画的本国形象很久了；这点上中美两国倒是同病相怜啊。

不过我觉得这句话出自一个美国人之口还是有点讽刺。美国人是以自己的言论自由为荣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治家总是能很成功地进行媒体宣传，公共关系这门学问不就是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么。我觉得美国的民主政治能够那么成功，他们的精英懂得如何和老百姓沟通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大众的意见当然并不总是正确的，实际上公众意见还往往很肤浅、片面、局限而且短视；失败的民主国家就是因为民主最终演变成民粹，领导人不再领导人民，反而变成跟从人民，公众叫嚣要什么他全给。但美国的成功就在于，他们的政治家能够体察民意、理解民意，最终改变民意，这才是真正的领导者——领导者是要当群众的头，带领他们向前进，而不是去讨好他们。所以当美国的形象在国际社会上变得越来越糟的时候，我想去忿忿不平地抱怨媒体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民众的愚蠢，无助于事，这其实只是反应了你自己的失败。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应该是，为何一向非常成功的美国公关在过去七年越来越失败，这当中难道没有一些涉及美国外交本质的原因么？

如何赞美？

星期五下午没什么事，就顺便去听一场中国学联主办的中文学术演讲，请来的学者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刘益东研究员。刘教授的演讲内容，大部分我赞同——不能相信科学万能论，我们现在处于一种高度不稳定的社会状态之中，因为人类不断寻求科技创新和发展，更新换代，大家都不得不激烈竞争争取科学技术的发展，否则就是不进则退。问题是在这过程中我们是否可能触及某些十分危险的领域——比如核武器、生化武器、基因改造等。同时他对人类文明过去的两次重大进步的总结也很特别：中国人做出的第一次重大贡献，是解决了人类不断的战争问题——一个中央政权得以建立，和平的秩序得到维持，而欧洲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处于一种国家对国家不断战争，导致大量死亡的历史进展中。但随后英美两个国家则带来了第二次重大社会革命——他们解决了如何满足人类对自由和物质追求的欲望这一重要问题，采用的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以来的不断科技发展，让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提高。但我不赞同他后面的有关所谓“自毁”理论，所谓人类在掌握了不该掌握的科学技术后最终会自我毁灭。我相信人类还是有一点理智的，冷战期间美苏最终没有爆发核战，以及前几年全球所有国家共同签署不进行克隆人研究的事实，就是明证。

不过这场演讲最最让我吃不消的，就是刘教授演讲结束之后不断有人上台进行恶心的吹捧。什么“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什么“了解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什么“让我霍然开朗，心中蕴藏已久的谜团终于解开”。而且奇怪的是为什么一个纯学术的演讲，会有那么多人要在主讲人言毕后还要上台发言？更有赞助的企业老总，上台边捧刘教授边吹自己——重点突出自己是“政协委员”，然后“如果在网上搜索我的名字，你会发现我被人称作‘学者型企业家’……”这些无聊的题外话足足有半个小时之久，我听完第一个人的讲话已经忍不住要离席了，只是后面CSSA的同学轻声告诉我后面有冷餐会，以食物引诱我留下，也才让我开开眼界，看看恶心的底线。

我不愿意相信这是中国人特有的陋习；毕竟在上个周末林毅夫的演讲场（同样是有CSSA参与协办的）上，大家都表现地很正常；林毅夫的名气比刘益东大得多，演讲内容也更紧凑、更吸引人，但也没听到现场有人说“胜读十年书”的。那场演讲的赞助商中国远洋的负责人在现场也没讲任何一句话。大家都是中国人，咋差距就那么大呢？

我觉得如何说好话，也是一门学问，夸人也要夸得恰到好处，夸的切中要点，过度的吹捧不仅让人感到恶心，而且也体现出你的夸奖根本就不真诚。夸人最好还要有创意，从别人没有夸过的角度去夸，才让那个被捧的人真正的爽，旁边的人听起来也觉得有趣而不做作。这种什么“胜读十年书”式的夸奖，一方面说明夸奖的人根本没有用心，因为夸奖都是泛泛而言，没有就演讲当中的一些具体内容讲出他赞赏的地方；一方面也说明他的修辞水平太差，这类被用烂了的cliche也敢拿出来再用。当然这种话一说出来，引起的可是现场的笑声而不是掌声，这对主讲人恐怕也不是最好的回报吧。

林毅夫演讲

一个月前就得知林毅夫要到剑桥大学做一篇重要的学术演讲，剑桥的马歇尔讲座每年邀请全球最顶尖的经济学家来演讲，1947年至今的演讲者当中，已经有十个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林毅夫是第一位站在这个讲台上的中国学者。上个星期我开始帮所在的LSE社团找演讲人，偶然想起可以邀请林毅夫顺便到LSE来讲座，可惜最后因为邀请得太晚，未能成功。但昨晚OL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林毅夫周六在City University有一个公开演讲，是中国学联主办的，我们立即抢到几张门票。

到了现场我们才发现，这个讲座原来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办的，主题其实是“相信中国制造”，原本大概要邀请的以企业界人士为主，可能最后一刻发现来宾不多，分配给学联一些票，才让我们这些学生能有机会来参加。不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全球确实都在主办一系列“相信中国制造”的讲座，宣传中国产品的可靠性，开场时主持人就讲了一大串城市的名字，表示类似活动会陆续在那里主办。但问题是吸引到的出席人数还有待提高。

同时到场的还有无锡尚德的施正荣，不过无论是施正荣还是林毅夫，讲话的主要内容还是各自的领域为主，有关中国制造的问题触及比较少。施正荣演讲初的一段话很好玩：他来英国，是来学习如何搞慈善事业的——他昨天拜会了查尔斯王储和安德鲁王子，就是要看看这些人如何运作他们的慈善基金会。其实中国现在新一批的富豪，往往都是这样在国外留过学、有很好教育背景的，会赚钱现在也开始考虑如何给人送钱了。

林毅夫的演讲主要以中国宏观经济为主，他还是非常乐观，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将循着日本、韩国、台湾这些经济体的道路一样，逐渐实现产业升级。他还特别提到，有关环境、产品质量等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特别是对环境的保护，毕竟是中国人自己住在这块土地上，怎么可能不关心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呢？问题是整治需要时间，今天做出的决定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现状。他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还是非常乐观：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结果中国真的开始狠抓经济建设；当今天的中央政府开始提倡“和谐发展”的时候，最后也就必然会注意到环境保护问题。我觉得正如主持的诺丁汉大学教授所说的，林毅夫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了，因为中国出台的几乎所有经济政策，制定之前都直接、间接地参考了林毅夫的意见和建议。听听林毅夫的讲话，很能了解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他的讲话还包括许多很有趣的要点：

• 工业革命之前全球经济平均年增长率：0.05%；平均1,400年才能让人均GDP翻倍；工业革命之后平均增长率为2%，直到今天。发展中国家经济GDP年增幅可达10%，因为它们可以直接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而不必自己突破；
• 若以人均GDP绝对值计算，中国只要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30年人均GDP将可达到美国人均GDP的20%。但同时考虑人民币年均4~5%的升值，则届时中国人均GDP有望达到美国的50%，那么中国GDP的总量届时则将是美国的2.5倍；
• 在发达国家，较少的政府介入可以鼓励经济成长，因为私营企业往往更能了解最新的经济发展方向。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市场对于经济走向的信息取得是同样的（因为有发达国家过往的经验），但政府拥有市场所不具备的优势：行政力量可以用以协调各方的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若要快速发展，必须要有政府做有效的规划和协调；
• 所谓波浪理论：当市场发现一个新的热门发展点，往往会有许多企业同时投入，造成过度投资，然后再逐渐淘汰、消化产能——即造成波浪型投资，而在这过程中容易产生泡沫。在发达国家，发现新的市场机遇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因此泡沫出现的可能性较少，比如90年代末的互联网经济泡沫。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速度较快，往往每年都有新的市场热点，所以始终处于泡沫经济的危险之中。中国经济在90年代初中期经历过一段投资过热，导致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直到2003年才将剩余产能全部消化；现在又出现新一轮的投资热潮，特别是在建筑材料、汽车、房地产及化工行业。应该对投资过热保持警惕；
• 环境问题逐渐得到重视：投资审批越来越谨慎，新的政府政策陆续出台，但要彻底、全面实施需要时间；
• 林毅夫对金融市场改革非常重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占据过大市场份额，导致中小企业很难融资——大银行总是喜欢贷款给大企业。正在大力发展中小型银行，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更方便的融资渠道；而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就能带动更多就业；
• 中国外汇储备快速成长，已经超过1.4万亿美元；但并非完全是中国的过错：美国的赤字财政政策，让所有与美国保持紧密贸易关系的经济体都出现大量贸易盈余——日本的外汇储备也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等于十年中增长了十倍；
  
• 中国产品大部分质量很好，产品合格率往往要比美国、日本的产品还高；但由于出口总量庞大，所以很小百分比的劣质品，总量听上去也会很大；西方媒体的报导取向也有问题。
  

十月公共演讲纪录

10月9日：资源诅咒
演讲人：乔治·索罗斯等（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及开放社会基金创始人）

有关能源出口国未能有效利用资源发展的原因；财富未有效利用，过度用于消费性支出并在油价高涨时过度贷款，导致油价回落后无法偿还贷款。演讲者认为应该让公众、媒体及非政府组织有效监督政府的收支，并建立专门的基金管理能源出口所得。

10月9日：拿破仑帝国的衰亡
演讲人：Tim Blanning教授（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

通过多幅拿破仑时代的肖像及人物油画来讲述拿破仑时代后期的衰亡史。欧洲人及法国人对拿破仑态度的转变，从赞赏到厌恶，从视他为法国大革命理想的真正继承者，到一个贪得无厌的野心家。“人类的所有活动开始于梦想，最后又只是回到一场梦。”（All activity of men begins as dream and later becomes dream once more.）

10月11日：尼日利亚——逃脱资源诅咒
演讲人：Shamsuddeen Usman博士（尼日利亚财政部长）

讲述尼日利亚如何处理石油资产，历史与现状。尼日利亚拥有丰富天然资源，包括非洲最丰富的石油以及天然气储备。近期尼日利亚经济受惠于原油价格高涨；政府采取新措施确保新增收入得到有效利用。建立价格基点（原油每桶52美元），在此之上的收入全部汇入特殊帐户，以应对可能的油价下跌风险。拒绝IMF贷款，因为过去高油价时期的收入，大部分都在油价回落之后用于支付IMF贷款利息。但是邀请IMF专家监督石油基金的管理情况。石油所得用于鼓励农业发展——尼日利亚气候适合各种农产品种植（特别是在冬季）。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挑战：腐败问题，外国势力干涉内政（特别针对产油国的国内政治），跨国石油企业对环境的破坏及不平等的开采条约，尼日利亚本国落后的石油开采与提炼产业。

10月11日：不可能的任务：联合国改革
演讲人：保罗·肯尼迪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

有关联合国创立的历史，联合国五常的由来——英国人在幕后的操作。国际联盟的失败经验证明必须确保美苏两个大国的参与；英法美外交官员对安理会制度的设计，确保大国有足够的诱因参与到联合国中来——给于他们足够的权力。然而过多的权力也让联合国最初“集体自卫”的理念无法有效贯彻——往往只能有效应用于无资源、在地缘政治上无足轻重的效果，如塞拉利昂。联合国宪章第27条第2款——否决权条款；宪章第2条第7款——不干涉内政条款；现状：5大国可干预别国内政（如苏丹、缅甸），但不可能让其他国家干涉其自己的内政。安理会改革重点：增加常任理事国。4国结盟：日本、德国、巴西、印度，结果是4国所面临的反对者同样结盟：中国、意大利、拉美各国及巴基斯坦。印度最有可能入常：人口多，不断扩展的影响力，与中国关系的缓和。

10月15日：印度60岁：展望未来20年
演讲人：OP Bhatt（印度国家银行主席）, Mervyn King（英格兰银行行长）, Kamal Nath（印度商务及工业部部长）, Dr YV Reddy（印度储备银行行长）， Professor Sir Nicholas Stern （LSE经济系教授）

印度过去60年的成就；并没有被浪费的45年：减少文盲率、延长人口寿命、促进不同语言与种族间的融合、巩固独立；1991年之后的高速成长：人均GDP年均7%以上增幅。大幅震荡的GDP数据近年开始在高增长区间保持平稳。依然面临的问题：落后省份增速缓慢，60%的印度人口聚居在缓慢增长的省份。高速增长的行业：服务产业、高科技产业；但农业在衰退，工业增速缓慢；未必是好事——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印度发展依靠内资带动，外国投资份额较低。政府应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妇女劳动比例较低，损害经济发展。

10月16日：吴庆瑞博士传记发布会
演讲人：陈淑珊（吴庆瑞儿媳）、Michael Teo（新加坡驻英最高专员）

新加坡前第一副总理吴庆瑞的生平简介，1947年留学LSE，攻读经济与统计学，政府公务员，负责人口统计及经济数据编制，从政并参与创建人民行动党，1959年出任财政部长，接管新加坡财政储备，参与商讨建立马来亚共同市场——失败告终。新加坡独立后出任首任国防部长，参与建立新加坡国防力量。后又出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沉默寡言、严肃、严谨但兴趣广泛，喜爱阅读。并不自在的政治家，自认缺乏领袖魅力与群众亲和力。新加坡的三位开国元老之一——李光耀、拉惹勒南及吴庆瑞。

10月17日：福利国家能否在全球化的世界生存？
演讲人：塔里娅·哈洛宁（芬兰总统）

芬兰的福利体制，500万人口；“人民愿意付税来换取良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良好的福利制度能够提高国家竞争力——芬兰在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中名列前茅；科技投入占芬兰GDP的3.5%，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保持良好的经济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当国家提供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足够好时，即使是富人也会选择公共服务，也更愿意接受高税率。

10月18日：马其顿共和国——通过的考验与未来的挑战
演讲人：Antonio Milošoski（马其顿外交部长）

马其顿概况：1991年全民公投后独立自南斯拉夫联盟，第一个独立的南联盟加盟共和国，与克罗地亚、保加利亚与希腊接壤的内陆小国；1995年开始寻求加入北约和欧盟。低税率吸引外国投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仅为12%，将进一步减少至10%。积极参与北约军事行动，驻军阿富汗与伊拉克以及临近的波斯尼亚共和国。外交上向美国和欧盟倾斜，支持科索沃独立。与希腊关系紧张，希腊反对马其顿使用其一个省份的名字作为国名，并使用该地区的旗帜；指责其有意混淆希腊马其顿省及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生地；马其顿因此多年未被国际社会承认为主权国家。但希腊又是马其顿最大外资来源国；马其顿加入欧盟的申请可能会被希腊否决。

10月18日：乌托邦梦想与启示性宗教
演讲人：约翰·格雷（LSE欧洲哲学史教授）

历史并非线性前进，而是一个轮回；冷战后西方世界过度的乐观情绪；冷战的结束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恢复——重回旧时代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对资源的抢夺，但有新成员的加入。乌托邦梦想来源于启蒙运动思想家以及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论，但更根植于西方宗教思想，《圣经》的启示录以及最后审判。应当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面对新的考验；但人类可能永远无法解决两大问题：环境的变化和不变的人的内心的许多罪恶。

10月29日：中国的金融市场
演讲人：Howard Davis（LSE校长）

Howard Davis目前是中国证监会及银监会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对于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有第一手的信息，并向中国政府提供建议。中国金融业自2003年以来的飞速成长：国有银行改革进展迅速，不良贷款比率大幅下降，由25%下降至8%，仍远高于西方国家平均1.3%的水平。主要问题：土地国有，企业无法归还贷款时，银行无法接管最有价值的资产——土地。股市复苏，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国家投资公司开始运作。工商银行已经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全球10大银行中中国银行占3席，这在5年前无法想象。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理：逐渐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相继成立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