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礼拜

以前放假到伦敦，总有几个星期天会被我同学SMW拉去教堂。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有点好奇，因为在Winchester的每周礼拜感觉还很不错，装饰繁华的中世纪礼拜堂配上管风琴声和男童们的天籁之音，再加上有时牧师们的布道文中也充满了启发性的观点，让以前从没有上过教堂的我并不是那么讨厌礼拜——正如校长所说，宗教仪式可以是一种美的享受。但去了一次伦敦的教堂之后，很快就开始发现，其实世界上大多数的礼拜，并不是都像Winchester那么充满了艺术性。SMW去的那个教堂，虽然很大，而且也地处伦敦中心位置，算得上是伦敦几个重要的教堂之一了，里面的装饰也算得上挺豪华的，却无法让我激起宗教情怀。我以为这原因出在这个教堂不够所谓“high church”，就是不太强调装饰、排场——这里的牧师不穿教袍而只着西装，唱诗班的小孩子也是如此，没有特别的服饰；教堂装饰虽然豪华（全部大理石），却不精致；所以这里更像是新教的许多教派一样，只强调《圣经》和个人对基督教的虔诚，却忽略了英国国教会以及天主教会对宗教仪式、装饰和服装的细致要求。

记得还有一个星期天下午，闲得无聊的我路过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看到外面人们正好在排队进去参加弥撒，我也就排队进去了。本以为西敏寺总该有点不错的宗教仪式了吧，这里的建筑也是中世纪的，按说也该是英国最好的教堂了；这里的牧师也是英国国教会的，所以弄出来的排场也应该很大；而且因为是high church，所以牧师布道不会只谈论《圣经》，而会结合一些现实。可一个小时的弥撒结束后，我还是感到很失望。虽然这里的建筑确实很漂亮，内饰很繁华，弥撒的程序场面也很壮大，音乐也很不错，牧师也确实水平很高，海阔天空地谈了很多，但这感觉还是很不同。

我后来才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是那些参与弥撒的人不一样了。在伦敦的教堂里，你身边坐着的全都是陌生人，穿着不同的衣服，从不同的地方来，又向不同的地方去。所以环境对我而言是陌生的、疏远的；而在学校的礼拜堂，所有坐着的人都是老面孔，环境也非常熟悉，所以一踏入昏暗却美丽的礼拜堂，会产生一种亲切感。我认为是这种亲切感让在Winchester的弥撒出类拔萃。我对基督教最早的认识是从个人的、灵性的角度开始的——它带给我美的享受、它带给我精神的关怀、它带给我智慧的启发。但基督教除了对个人的影响之外，也具有凝聚一个小社会的功效。身处教堂，你就应该是一个紧密社群的一份子。中世纪的基督教，确曾起到过这样的凝聚作用：每周日的礼拜，是一个小镇或乡村上所有人都会参与的团体活动，大家在这里共同接受牧师的布道并赞美上帝，同时也是最好的互相联络感情的方式。教堂既是个人寻求知识与升华的场所，又是互相交流的地方。人与自己的关系以及人与他人的关系，本来就是基督教和所有宗教哲学思想的两大核心。

伦敦的教堂，所缺乏的也许就是后者——这人与他人的关系，今天已经无法在大城市的教堂中得到加强了。所有人也许名义上还都是兄弟姐妹，但如果你连坐在你身旁的那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的话，我觉得这种宗教仪式的意义已经减半了。

牛顿的归牛顿

我觉得一个人若要追求学术的人生，有两件事情必须先认识到：语言文字的局限性及理性的局限性。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与启蒙运动时代不同。我们缺乏的不是理性，而恰恰是一种敬畏，一种对自我局限性认识的不足。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家，宣扬的是理性的力量。他们的巨大成功意味着人类开始迈向另一个极端，即对理性的过度迷信。林语堂的《从异教徒到基督徒》，就是中国学者对理性崇拜的最早批判。

西方学者对理性的反思其实在20世纪初也已经开始。无论是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还是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都是对唯物主义的“反动”。但林语堂是从东方的观点来挑战理性的，如他所说，理性、唯物的传统不见于中国哲学；没有一个中国先哲曾像西方哲学家那样，试图用逻辑语言来证明其理论的正确。孔子的《论语》也好，老子的《道德经》也罢，都只是哲人的言论集，读这些书就像看王尔德的隽语集，里面的道理是靠人自己来感悟的，而不是通过逻辑语言来证明的。而佛教到了中国后演变出来的禅宗，更是强调“顿悟”，小和尚若是敢问“禅”是什么之类的蠢问题，是要被师傅掴一巴掌作为答复的。

西方神学传统试图用理性去认识上帝，无疑是可笑的——如果我们承认上帝无限，而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话。整个基督教神学理论在今天受到大部分人的抛弃，就是因为它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神怎么可能是通过理性来认识得了的呢。用林语堂的话来说，怎么能“用一根铁锹来撬开一个蚌”呢。像美国那些极端的基督教徒一样，硬要把《圣经》放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样的地位来当生物教科书用，就很白痴了；真正要读懂《圣经》，应当寻找它背后的哲学与伦理价值。

虽然我们可以嘲笑那些相信上帝7天创造出世界的傻瓜，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也在犯类似的“铁锹撬蚌”，或者是让骆驼穿针眼的错误。对理性的迷信，以为理性能够带领我们知晓一切，就是这类错误；最后的结果就不仅仅是我们抛弃宗教，更严重的则是陷入科学迷信之中，其他一切不可证伪的东西都成为伪科学的垃圾。然而也许最终极的理性，就是让我们认识到理性的局限，认识到理性与人类其他感情、思维功能的不同位置和用途。基督教里有句话，叫“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也许我们还可以加一句，让牛顿的也归牛顿吧。

宗教的社会性

炒得很热的所谓web 2.0概念，就是在讲网络的社会性——互联网已经不再仅仅是过去的信息载体而已，更是能够让人们互相交流的场所。当然我总觉得这种所谓的“社会性”，远比不上实际生活中的交流。很多事情十几封email也弄不清楚的，一个电话立刻解决了；MSN上几个小时的文字聊天，如果是面对面地交流的话，可能不到半个小时就能说完了。而且当人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别人时，许多细微的动作、表情、语音语调可以传递几十个MB的零和一都无法传递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与一般动物很大的区别就是掌握了用语言来相互交流的的能力，他从这一点推导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结论——人既然能靠说话来和其他人交流，那末人必定是群居动物了。但是人的社会性也是在逐步进步的，从最初的家族，到部落，到国家、帝国，直至今天据称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而在其中，宗教发挥的力量不可低估。

在Malise Ruthven的Islam in the World一书里，作者提出了非常有趣的关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比较。伊斯兰教是一种部落宗教，最初起源于阿拉伯的一个部落中，但创始人默罕默德成功地靠它团结了大半个阿拉伯民族，即使不是全球化也至少是民族主义的先锋了，伊斯兰教就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团结作用。然而默罕默德死后，伊斯兰教就立刻面临着分裂，默罕默德的后人们没有像基督教徒那样，建立起一个最具权威的中央体系——教会；政治与宗教权利依然落入各部落首领的手中。虽然伊斯兰教义很快扩散到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地区，但这只是更加剧了穆斯林的分化。相反的，基督教在耶稣死后，反而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教会，虽然也多次面临分裂，但这单一权威的概念一直深入教义内部，历经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还不衰，只是演变为“国家至上”的理论，直至今日。两种宗教，一个成功地保留了原始的社会性，一种却逐渐丧失了团结众人的力量，结果是一个造就了主宰世界的文明，一个退化为至今依然分裂的民族和宗教，一个拥有数亿信徒却依然处于被压迫状态的宗教。

中国的状况又何其相似。要探索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最大的一个大概就是社会组织能力的丧失。去批判什么中国文化的劣根性是很可笑的，中国文明其实非常先进，柏拉图说过的话老子也说过，亚里士多德提出过的理论孔子也都阐述过。但中国缺乏的正是社会组织能力，虽然中国从公元前221年起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中国文化强调以家庭为单位，这和阿拉伯文化以部落为核心非常相似。我们没有国家概念，没有民族概念，我们对外敌侵略毫无反应，所以外国人一支几万人的军队跨过半个地球来到东方，居然能在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国度里，所向披靡。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也是以“社会性”为主体的；同样在17、18世纪，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开始萌芽，但怎么就没有走向世界呢？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都是小农经济，家庭作坊式的，各自为政、小打小闹而已；不像欧洲人，搞的是股份制公司，发展社会融资渠道，集合众人的力量去开拓海外。当时的西方人一方面反宗教、要自由，一方面却还是受到宗教和中央集权文化的影响，善于合作，共同开创事业，所以能够做大，能够最后做全世界的生意。直到今天，我们似乎还能看到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不同：西方企业往往都是上市公司，都能做大做强；而香港、台湾这些发达的华人资本主义社会里呢，除了政府主导的企业外，私人企业却往往都是中小型的规模，而且往往都是家族企业，子承父业的。

当然，和阿拉伯世界比起来，中国还是比较幸运的，至少我们做到了国家统一，而且国家、民族观念也正在提升。而先且不说穆斯林国家，光看阿拉伯世界，他们都还是四分五裂（当然里面也有殖民主义的残留影响），甚至内部也还不团结，那么多的人口连个小小的以色列都打不过。从“社会性”这一点来说，基督教确实是比伊斯兰教以及中国文化成功的。

At Random：从愤青想到的

愤青不是中国土特产，我们这所学校里也就有许多愤青，div课上恰巧就有一对，而且还立场完全对立，一个算是极端保守派——拥护王室、支持伊战、爱读《每日电讯报》；另一个，算得上是极端自由派了——死硬的共和派、反战，甚至因为瞧不起牛津剑桥的腐朽而拒绝去那儿申请大学。右愤总是条纹西装笔挺，长得也是高高瘦瘦轮廓分明，看起来就是一副典型的老派英国腔调，手里若能再拿上一根烟斗就更完美了。左愤则总是一头乱发、一身皱巴巴的衣裳，领口总是敞开，领带是放在口袋里而不是带在脖子上，只有碰上哪个眼尖还爱管闲事的老师，才不情不愿地系上。

课上有什么议题，这两人总是首先站出来发言，当然最后总是发展到对骂的程度。右愤的口头禅是：“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无礼的言论。”左愤当然不会如此绅士风度，开口就是：“去你妈的，满嘴狗屎。”右愤表现欲比较强，有什么话题总是先跳出来发言，大家都怀疑他大多数时候说话都不过脑子；但左愤爆发力比较强，总是在右愤大放“厥词”、大家笑成一团之际，出其不意而又愤怒地砸一下桌子，蹦出一团“闭嘴你这白痴，我一句也听不下去了”之类的话，然后整个教室就突然沉静下来，有点被这气势折服。

不过这里要讲的倒不是他们两人的事，而是上个礼拜左愤同学和NIPM挺有意思的一段谈话。大家鉴于两人针锋相对的性格，决定给于两人各一堂课的时间，谈谈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大家当听众，同时确保另一方能够闭嘴，让对方完整地阐述一下自己的想法。左愤同学谈到了他喜欢“挑战一些东西”，比如宗教——大家对他的一篇充满愤怒激情的宗教批判文章，还是记忆犹新的。

不过NIPM的回答很有趣：你说你爱挑战权威吧，干嘛选个那么不值得的玩意儿——宗教呢？这年头宗教早已不是什么“权威”了，没什么势力了，挑它干嘛呢。很没想象力嘛。他用的词是“cliche”，无聊的陈词滥调。

宗教现在确实是日落西下，其江湖地位早就被科学所取代了。这年头要说有什么宗教，那一定是科学，不容质疑绝对正确的科学。但讽刺的事，看似已经死去的宗教，另一方面却又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主题：今天全球最重要的战争、纷争、冲突，都是牵涉到宗教的。过去这些冲突可能都还是区域性的，可现在却反而扩散到全球了；本来以为还爱扯宗教的都是一些贫穷落后不思进取的小国家，可现在大家发现美国人的宗教热情也不低，而且还有成长的趋势。全世界的基督教徒人数在增长，而穆斯林则变得越发虔诚和坚定。

这是不是一场宗教的复兴呢？实在难说。历史不是单一的进程，认准一个趋势就一直走下去；历史更像最近的中国股市，反反复复、涨涨跌跌。但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还真希望宗教能够有一个复苏——虽然我自己不信什么教。完全迷信科学理性也挺可怕无趣的，更何况人类绕了一大圈之后，可能还是会发现，有一些东西科学也依旧无法解答、解惑、解决。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顺便牛顿也只需管管自己的事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