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北京奥运

看到一篇非常精彩的访谈，一个美国女学者对北京奥运会发表的非常深刻的看法，应该算是至今为之我所接触到的西方人对中国最深刻的理解了。她的主要观点和我的是一样的：北京奥运会意义不在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相反代表的是中国急于融入世界的、急于国际化的心情。

星期三去听过一个英国记者的演讲，也谈到了北京奥运。这个记者在中国也待了很长时间，他沿着312国道从上海开车到新疆很让人钦佩，但他的观点显然是非常典型的西方立场：就是先承认中国经济成长惊人，然后再伴以一大堆问题，结论是现在的经济发展很难持续，潜台词就是中国要崩溃——这种观点长期存在于西方世界，用李敖喜欢用的一个词来说，就是西方人在意淫中国的灭亡。当然在意淫的不止是西方人，陈水扁前几天也把北京奥运比作1936年的柏林奥运和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都是国家覆亡的前奏。

这种观点的根基在于，共产党的政权是非常脆弱的，他们已经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今天中共的存在完全取决于一个因素：高经济成长。而一旦这种成长中止或中断，政权就要陨落或者面临巨大挑战——像1989年那样。而那位美国女学者，Susan Brownell就很聪明地指出，中国政府并没有那么脆弱。其实现在的中国政府和任何一个西方政府没有什么不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都很相似。经济并不是中国政府所关心的唯一问题。今天中央政府对官员的考核，根本不只盯着GDP——环境、安全生产、社会秩序、交通、医疗，乃至群众支持度，都在考核范围之内，国家的一切事务都要兼顾，就像任何一个政府一样。上次林毅夫的演讲中，也提到现在环境问题是官员考核里极其重要的一项，就可见出端倪。

今天的中国也远比80年代时要稳定。一是经济发展已经到一定程度，即使出现经济放缓，也已经有承受能力——没有人会怀疑美国经济放缓会导致美国社会动荡，为什么就要怀疑中国经济一出问题，社会就会乱？动乱只会出现在经济极度糟糕，人民走投无路的时候；中国离那一步还太远了。今天中国所谓“群众性事件”确实蛮多，但当中有多少是因为没饭吃而闹的？大部分都是什么征地、问政府要钱之类的事情吧。重庆钉子户闹，可不是因为没地方住，而是要更多钱；同样上海、厦门老百姓闹，也不是没饭吃，而是要健康、要环境。中国人现在追求的是更高的生活标准，而不是简单的填饱肚子；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大乱、怎么可能崩溃？

所以说回来，奥运会的意义不在于加强政府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现在根本没有受到挑战；合法性不来自于政府产生的方式，而更多地在于它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而公共服务当然不只包括经济成长——中国人没那么傻，要求也没那么低，只顾钱包的厚瘪而其他都一概不管。寄望中国即将崩溃的陈水扁先生，他的政权合法性倒是更脆弱的：正因为脆弱，所以搞民萃，搞假台独，搞诈术。谁说民主政府就一定具有合法性呢？

民进党怎么办

民进党立委选举大败，看陈水扁讲话辞党主席，这家伙放出少有的低姿态，和以往嚣张的气焰真是判若两人，很好笑。民进党大败，当然一方面有新选举制度所造成的放大效应，但也算是台湾人近几年来少有的几次头脑清楚的选择，即使是在陈水扁的台南县市，民进党赢得也很危险，整个南部还被国民党抢走半数席次。虽然民进党得票比例看似只比上次立委选举下跌4%，但这次因为主要是两党的选举，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的混战，所以更好的参照标准似乎应当是2004年的总统选举——那次陈水扁拿到了半数选票；这次只有37%。

选举还没完，总统大选还有两个多月就要举行，但民进党目前看来翻盘的机会不大。我很好奇民进党的支持者在选败之后会如何对待陈水扁——他们会像2000年的国民党群众一样，把他们的太上皇斗下台吗？一个李登辉，当初几乎搞垮了国民党；今天的民进党，好像就被一个陈水扁搞得快崩盘。陈文茜邀请许信良上节目来讨论，许前主席听得出来都不是非常高兴；虽然都离开了民进党，毕竟自己参与创立的政党输到这么惨，感触应该很深。陈水扁若是比照李登辉的下场，下台之后，最先要审问他的，恐怕会是他自己的支持者。

马英九到底在搞什么？

一转眼已经12月，距离明年的台湾大选已经不远。这场选举比起4年前的那一场，似乎冷清了许多，也好像已经不那么地重要：毕竟四年前的选举人们还能够将其当作是一场正义对邪恶、理性对狂热的对决，而这次的两个候选人，差别其实并不那么大——至少在两岸问题上，两人的立场几乎没有不同。

台湾越来越多深蓝的选民对马英九的不满早已积怨了很久。他（还有他的搭档萧万长）与李登辉的关系、他在2004年选后对泛蓝选民的强硬驱赶和镇压、以及他刻意对泛绿选民的讨好，早已动摇了马英九在蓝军中的威信。在两岸问题上，马英九的立场已经和谢长廷基本没有区别：至少后者也已经承认“宪法一中”，也已经公开表示支持三通直航；民进党搞入联公投，马英九也毫不避讳地玩返联公投；而马英九甚至还一度试图删除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原则，只是在党内强烈反弹之后当了回缩头乌龟。

我曾经认为支持马英九的理由只有一个最有力、最明显，也是谢长廷不容易做得到的：他当选后可以清算陈水扁家族。我觉得在两个候选人所有条件都相似，甚至谢长廷还占一些优势的情况之下，这一点是马英九最大的优势。04年那些积怨的深蓝选民、06年那些悲愤的红杉军，如果要对陈水扁出口恶气，如果希望看到正义伸张，则只有投马英九一票。然而现在的情况显然有些复杂：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在近日接受陈文茜专访时，并没有否认马英九可能特赦陈水扁以换取选举的平稳进行。他的一句话尤其具有暗示性：“选马英九做朋友，很安全；选马英九做敌人，也相对会获得比较公道的对待。”

如果国民党、马英九真的在考虑，愿意以特赦换取陈水扁和民进党不在选举中玩下流招数，那这恐怕是一桩很愚蠢的买卖。马英九应该自己知道，他并非一个优秀的执政者、管理者，他在台北市长内的政绩甚至还比不上陈水扁；他的善变、他的政治立场的摇摆，恐怕也和陈水扁不相上下，他的政治魅力也早已不比当年选台北市长时的那个“小马哥”。今天马英九最大的政治资本，就是清廉，就是对抗贪腐的决心。如果连这个马英九也愿意拿来交换，我不认为很多选民还会为他而“含泪投票”。我不清楚吴敦义在访谈中到底是在释出什么信息，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民进党故意放出的风声；但我似乎开始觉得，投马英九可能与2000年投陈水扁一样，是一个看似正确，却非常危险的选择。

保守：立场还是观念？

我发现自己在许多事情上的立场已经越来越趋向保守了。今天早上和一个同学聊起英国的报纸，我说我最喜欢看的还是《泰晤士报》（The Times），毕竟是老牌子，做新闻也更严谨仔细一些，不像那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总是散步些小道消息，而且老是把所有中国国企或政府资助的学术机构、研究机构里的那些人统称为“中国官员”，不知是故意还是彻底无知，无论哪个都很可怕了。那个同学指出这两份报纸都是保守派的，“那么《卫报》（The Guardian）怎么样？”我听见我自己的回答竟然是：“他们太左了，我不喜欢。”我记得我刚到英国时，《卫报》的一则宣传广告就首先让我心冷了一大截：《卫报》编辑部竟然整版宣传“反对国民身份证（National ID）”。在国家早已能够轻而易举取得任何一个国民的私人信息、统一的身份证件又能够为公共服务提供诸多便利的今天，这种反对显得幼稚而荒谬，但却不幸正是今天的左派们最爱嚷嚷的议题。

当然老同学AM很早就已经点出，“你其实是个大保守派”。但我自己的分析是，“保守派”的定义经常混淆立场的保守与思想的保守。我应该承认自己对许多事情的立场和看法确实趋于保守——保守到以致于今天的我竟会认为宗教在历史上发挥了更多正面的影响，以及为死刑制度辩护；这可都是那些“进步人士”阵营里反对意见早已高度统一的两个议题。如果保守派、自由派、左派、右派是按立场划分，我承认我属于Howard Davies所谓“怎么还会存在”的保守派阵营。

但保守派的“坏名声”更多来自于把“保守”和人的思想联系起来，好像保守派都是一帮思想顽固不化、拒绝接受新观念的人。可问题观念保守与立场保守未必有联系。观念保守就是教条主义（dogmatic），固守原有的立场不肯改变，即使是在大量事实面前。当启蒙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观念和立场的保守当然是重合的，都是代表旧制度的那一套。可问题是20世纪历史的一个重大主轴，就是证明了那帮所谓“进步人士”的一套，也未必行得通，甚至可能引起更大灾难。所以今天的“保守”，应该要细分是立场保守——即更注重传统，注重人类文明几千年多多少少遵循的那一套秩序，还是观念保守——即坚持自己原有立场，拒绝改变，拒绝承认变革的失败。所谓进步派，也有太多保守教条人士，最好的例子是中国文革后存在的一批反对经济改革的人。他们的立场其实是最“进步”的——共产主义；但他们的思维却是最保守、最教条的，因而对现实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了也拒绝承认失败。

我认为我立场虽保守，思想绝对比校园里那帮激进“进步”的同学开放。在这个始终高举费边主义大旗的左派大本营里做到不随大流地玩“进步”、不赶时髦地接受主流思想，已经说明了我的不保守啊。

理想与现实

约翰·格雷（John Gray）在英国学术界是有名的悲观主义者，不过这种悲观却为他树立了学术声誉：1990年代初，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体制的瓦解，西方乃至全球都笼罩在一股乐观情绪之中，“历史终结论”几乎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声音。唯有格雷，预见到苏联的解体带来的将不是历史的终结，而只是历史的延续（resumption of history）——人类并没有消灭终极邪恶帝国，从此走向自由民主的天堂；相反，我们将回到18、19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国家间将继续为争夺自然资源和土地（而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斗争。

格雷当然不承认自己是悲观主义者；而且事实也似乎证明他并不是。正如他所说的，是那群终结论者太天真、太乐观、太无知了；只要稍稍回顾一遍历史，就能看到历史不断在重演。历史并不是线性、直线前进发展的；历史就像季节交替，是一个大轮回。政治、伦理和社会格局，不像科学技术，不可能有不可复原（irreversible）的发展。有许多问题将永远困扰着我们，因为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人的本性。

格雷教授的这些归纳当然都很正确。西方人受《圣经》和宗教发展的影响，总是相信历史是往前走，并且最终将会抵达天堂，犹如圣经最后一章《启示录》中所预言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虽然誓言要抛弃宗教，但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其实依然没有走出宗教的迷思；相反，他们对于人类理性的过度崇拜，让他们及追随他们的后人们都更加盲目地沉迷于历史进步论。好像有了理性，人类就将无所不能，解决所有所面对的问题。

但事实上，人类即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性——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也越来越难以改变自然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里当然令人瞩目，但我们所面临的瓶颈也越来越明显。无论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似乎都给人类的理性划下了我们永远也超越不了的界限。人类至今也走不出地球资源的限制，随着资源的不断减少和人口的持续增加，我们能否继续让所有人都享有现有西方社会的舒适的生活水准（这种生活水平也只是在最近四五十年才开始成为现实），其实没人能够担保。当然，即使我们能够继续保持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让更多的人开始享受这种生活水平，环境能否承受这种生活水平所带来的负荷又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人类今天的这种自信和对科技的崇拜，只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在之前几千年的人类文明中，几乎没有一个社会拥有今日的这种乐观情绪；所有的古代哲学家，几乎都认为生命是痛苦的过程。

当然格雷的成功之处在于将我们带回现实，告诉我们其实生活未必会永远如此美好。但他的悲观也有其局限性；演讲现场有一名听众的提问就直指格雷的软肋：“你对于问题的分析十分透彻，然而在提供解决方法上却很薄弱。请问当你在给各国政府部门提供建议时，更愿意面对的是一个相信历史终究只是个轮回，所以人类永远无法真正改善自身境况的人，还是一个相信历史可以进步，人类可以发展的人？”格雷在这个问题上的回答是避重就轻的，他认为现在的领导人本身都已经太具理想主义了，比如小布什不顾反对执意进军伊拉克，认为凭着理想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然而小布什的错误与其说是在太具理想主义，不如说他对现实的漠视和无知。然而一个认清现实的人，就不能怀抱理想了么？

我不认同，至少我不希望认同这样的看法。格雷教授自己在演讲中也提出了许多处理未来问题的建议。也就是说，他自己也不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也希望尽力改善世界；但如果一个人完全地相信历史只是轮回，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来参与促进世界的发展呢？历史也许确实是一场轮回，我们也许最终也无法改变太多东西；但“知其不可而为之”，也许才是最崇高的一种理想主义。

不情愿的大国

邓小平的一句“韬光养晦”，20多年来始终是中国奉行的外交政策基本主轴。这一明智的决策使中国人有机会在过去那么多年来闷声发大财，直到进入21世纪，西方人才突然警觉：东方的巨龙终于突然醒了——而这正如拿破仑所预见的，巨龙醒来对西方未必是好事。

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还是不愿意在国际事务上负担太多的责任。2003年的伊拉克争端，中国置身度外；2001年的911事件，中国只是随大流地声援反恐；更别谈复杂的中东巴以冲突，中国几乎从不表态。与20世纪初的美国一样，中国拒绝参与到复杂纷扰的国际事务中来；但中国也越来越像那时的美国，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地被拖入国际事务中来。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他题为《不可能的任务——联合国改革》的演讲中，就特别提到，除了美国之外，俄罗斯和中国也从不在与自己利益攸关的问题上放弃动用否决权。虽然中国是使用否决权次数最少的国家，但今天只要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站在走廊上公开表示对某项决议文的部分措辞“持保留意见”的时候，其他安理会国家就知道除非修改决议文，否则就没有通过的可能。最显见的例子当然是有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决议文，以及最近有关谴责缅甸政府的决议文。

这当然并不是中国本身愿意牵涉进这些国际事务之中；如果达尔富尔问题发生在20年前，中国可能会表达她长久以来在安理会的一贯立场——弃权。但今天中国在苏丹的经济利益如此深入，我们自然不可能在安理会支持任何可能伤及中国利益的提案，就如美国不可能支持安理会制裁沙特阿拉伯一样。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缅甸、伊朗、朝鲜，以及有关日本入常的问题上。

“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这些80年代的外交主轴，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本身自己的利益驱使；不当头就保不住自己的利益。一部分原因还源自外部的期待。朝鲜问题当然是最明显的例子，中方不得不扮演一个中心的角色。肯尼迪还特别谈到在日本入常的问题上，中国并非仅仅处于自己的立场而反对；东盟的大部分成员国也不愿意看到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期望于中国的否决。当然在印度入常的问题上，巴基斯坦当然也寄希望于老盟友中国的阻挠。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最终都认识到，基于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基于盟友们的期许，美国必须抛弃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而参战。今天的中国面临的其实也是相似的处境，不得不更深入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因为我们已经强大到无法置身度外。与20世纪初的美国一样，中国也是不情愿地参与到一个自己并不满意的国际体系中。

此外在有关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肯尼迪（和大部分西方的外交界官员们）居然把日本视为最没有希望入常的国家。入常需要过两道坎：现有5常的支持，以及2/3联大成员国的支持。在争常最积极的4国——日本、印度、巴西和德国当中，日本由于中国的反对而最无希望。虽然美国也不支持德国，但肯尼迪认为这只是本届布什政府的立场；随着布什任期临近结束和默克尔政府的上台，美德关系逐渐缓和，这一立场也很有可能改变；唯独中国反对日本入常，将是长期的。美德的争端毕竟还是朋友间的争执，长期而言利益是一致的，但中日显然布什。而且英国外交部似乎也是如此评估的——英国人在公开表态支持印度、巴西和德国的同时，却闭口不谈日本。有趣的是，中国似乎从未公开、明确地表态反对过日本入常，国内（似乎也包括日本政界）甚至许多人担心当日本获得足够多的联大支持时，中国将碍于压力不得不放弃阻挠。显然我们低估自己的影响力了；西方人已经把中国的反对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将日本彻底排除在可能入常的国家名单之内。

人和制度

昨天晚上看《文茜小妹大》，陈文茜谈到蒋经国当年如何清廉、如何努力地工作，对国家的事情如何关心、彻夜思考，感叹台湾今天没有如此的领导人了；结果现场的一个民进党的来宾立刻回答说，我们应该走出领袖崇拜，不应该再期待单一的领导人的杰出，而应该着眼于制度的改变和创新。

这种看法其实是当今世界对政治的主流看法，和我同学所说的“莫用道德观念来检验政治人物”一脉相通。这种看法的出发点就是：所有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而且这种天性无法改变，所以我们应该想出个办法来管住那些权力很大的政客，就好像用根狗圈套住一条狗那样，让它即为你服务，又无法捣乱做坏事。

当那个民进党人口中说出这一番话的时候，我突然嗅到另外一种隐藏在话中的气味。也许是我反应过度，但我觉察到如果把这番话和陈水扁贪污集团的行径联系起来，那么这种说法背后的潜台词似乎是：今天发生的那么严重的贪污问题，罪责不在那些贪官本身，而在于制度的缺陷；我们不要去追究那些犯罪者本身的问题，而是更要去追究制度本身的缺陷；好的制度能够让陈水扁这样的人也变成好的领导人。真的是如此吗？

制度就真的比人更重要吗？我不懂这所谓的“制度”到底是什么。难道制度最终不还是要人来执行的吗？菲律宾二战后独立时，可是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制度”，一整套美国宪法都被搬过来了；而且经济上，当时的菲律宾还是亚洲最富有的几个国家之一，可那所谓的制度阻止得了后来的无赖领导人贪污腐败吗？阻止得了马科斯的夫人买上几千双鞋子吗？而美国本身呢，开国总统华盛顿在位两届之后，自己宣布退休回家种田去了，这可不是“制度”的设计者们所规定的，而是他自己坚持的做法，为后代领导人开创了伟大的先例；同样的，他之后的美国总统们，也都自愿地遵守这种先例（直到罗斯福），才让美国的共和政体得以维系下去。同样的制度，在美国和菲律宾有如此明显的对比，人的角色难道不重要吗？

所谓的制度，只是人的惯性而已。中国两千年的皇权统治，同样是一种制度，虽然没有什么明文法典来支撑；英国的司法制度，也都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有计划的制度，只是能用了，才被学者们拿来研究的。今天有许多人开始别有用心地拿制度的缺陷当挡箭牌，来为人的丑恶行径做辩解，好像制度的漏洞就能够合理化他们的犯罪行为一样。这与一个小偷指责被害者没有把钱藏好才导致自己的偷窃行为一样荒谬。而且如果靠制度就可以万事顺畅，那还选总统干嘛，随便马路上抓个人过来当总统就行了。（这也是民主的悖论之一：如果民主是为了利益分配，那么抽签、抓阄都比选举更公平；如果民主是为了选贤纳才，那么根本比不上精英政治体系内正规的考核）

中国从最早期的一代留学生开始，就不断地强调一种说法：我们是去学习外国先进的政治“制度”的；但我到英国之后，最强烈的感受确是他们对人而不是制度的尊重；学校图书馆里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的，可不是什么大英帝国法典，而是整整46卷，摆满了整个书架的《牛津国民传记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里面收录了所有在英国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伟人的传记，而且往往都是几千字甚至上万字的超长篇幅。这是一个真正的崇拜伟人的民族，因为他们知道，是这些人让他们的国家成功。好的制度其实最后不还是要靠人，否则还要那么多法官干嘛，干脆找些机器来判案就可以了。

我觉得今天的世界，总是要我们抛弃道德观，寻找一个绝对客观公正的所谓“制度”，好像这样就可以包容一切人性弱点，就可以让有缺陷的人类顺畅地生活了。低俗的政客们也都如此相信，以为自己不需要改造自己、克服人性弱点，只要找到那了不起的“制度”，就可以万事顺畅。可一个连自己（和自己的欲望）都无法驾驭的人，有什么资格来驾驭别人和整个国家、社会呢？

散布中国威胁论

星期六在伦敦，看到《金融时报》上的一片报道，讲到美国国防部新发布的《2007中国军力报告》，提到中国的军力，特别是洲际导弹的实力发展“惊人”，中国的第二代晋级核动力潜艇将能够装载“射程达8,000公里的洲际核弹头；而在陆地，中国即将装备新型可移动式DF-31A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将“覆盖美国全境”。原本被阴霾的伦敦天气搞得很扫兴的我，却因这条消息振奋起来，特地还把报纸保留下来，回到学校后就剪下，贴在我的房间门上。

不过中国政府好像却不太爽，外交部指着这份报告是在散布中国威胁论；要说如此，我这样把消息贴在门外示众，也是在小范围内散布中国威胁论吧？

但要我说，散布中国威胁论又怎样呢？美国人一边在发布“中国威胁论”，一边不还挤破头往中国涌，过来抢钱？什么军力报告、人权报告、环境报告、水源报告、空气质量报告、西藏报告，不管有多少份骂中国的报告出笼，又奈能改变得了中国的吸引力呢？这其实跟美国也很像，全世界那么多人都在咒骂美国的外交政策，嘲笑小布什的愚蠢，乃至诅咒美国的国运（这也包括本人在内），但也不可能改变美国是当今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

前阵子法国在选总统，社会党的女性候选人罗雅尔曾说要抵制北京奥运。当然，跟台湾一样，不太靠谱爱革命的法国人在选举时说的话是不能当真的，但若要说法国人真抵制，那只能是自取其辱。抵制是要有实力的，要么你本身是大国，要么你有号召力，后面许多国家跟着相应，否则像法国这样的中型国家一家抵制，根本影响不到什么，赌气离场的结果是自己被人遗忘——就跟上海APEC，台湾最后不来一样，伤到的只是自己啊。

美国当然比法国强大很多，但即使是第一大国今天都不可能忽视中国的力量，无论把中国描绘地多么可怕、可憎，美国人还是必须和中国打交道。以前很多人嘲笑中国的大学生，网上骂完一通美帝，立马上新东方学英文考托福；今天的美国人还不是一样，一边说中国专制独裁落后具威胁性，一面却还要羊入虎口来投资、来推销？

所以我的看法是，中国现在还用得着管人家说什么吗？随便你什么威胁论、崩溃论，随便你什么报告，反正你们西方人也没力量干涉到中国，到最后大家还是只有好好和平相处的份，到最后中美双方也还必须要承认对方的实力。

911的正义

最近有关王朔的新闻一大堆。王朔据称在上世纪90年代挺有影响力，不过我对他一直毫无印象，一本书也没读过，很长一段时间还把他跟王蒙混淆。现在看起来，他和李敖两个人是现在中国十分流行的流氓、地痞文化的鼻祖，说话都爱裸奔不注意公众影响。

虽说王朔跟李敖在喜欢骂人、口无遮拦这些方面十分相似，王朔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对李敖颇有微辞，有许多批评。不过引起我注意的是这段话：“[李敖]说了多少混蛋话，他说拉登炸911是对的，因为美军在越南也杀过贫民，怎么可能都对？应该都错！这是什么逻辑？”这正好涉及我前几天提到的有关恐怖主义的正义问题。

首先，李敖对于911，主要谈的可能不是说美军在越南杀贫民的事，而是美国在中东的作为，包括支持以色列抢占巴勒斯坦领土、杀害阿拉伯人的事。如果是这样，就有一个因果的关系：至少911时间的策划者可以说，因为你先动手袭击我们的领土和人民，所以我们现在采取报复，杀害你的人民。

但是这样做是否正义呢？看似确实都不正义，无论如何杀人总是非常残暴的行为，不应提倡。但问题是，是否所有的杀人行为都是错的？如果是如此，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自我防卫造成的死亡？如何解释战争中为抵御侵略而杀害的敌军战士？难道抗日战争中，所有击中日军士兵的中国战士，都犯下了滔天大罪吗？扩大到国家，难道面临侵略，被侵略方为了避免或减少双方死伤，就该束手就擒、缴械投降吗？美国珍珠港遭袭，就不应该反击，继续保持中立吗？

正义就是让各方获得与其行为相匹配的成果、后果。如果一个人侵害了他人的利益，那么正义就应当是补偿，有时还应当是加倍的补偿——若我偷东西，被抓获的后果只是把偷到的东西再还回去的话，那么就会有人不断地偷，因为即使被抓到，所得到的后果也不损害到自己，相反若不被抓到，就能获得更大的利益。何况偷窃行为本身就应当被惩罚，而偿还赃物只是弥补错误；正义不仅仅只是弥补、补偿，而且还有报应、回报（retribution）的意思在里面。当然有时这种加倍的偿还不可能做得到：我杀了人，不可能让死者复生；我理应被执行死刑，但我也只有一条命，不可能加倍奉还；而且若我杀了不止一人，甚至还可以说是占了便宜——只死一次还太便宜人了。

回到恐怖主义的问题上来。美国及其盟友在中东地区直接、间接的军事、政治、经济政策，直接导致无数阿拉伯穆斯林的死亡，更别提流离失所及丧失了所应享有的过上体面生活的权利。作为这些遭到美国迫害的阿拉伯人的同胞，那些恐怖分子，无论其动机包括了怎样疯狂无知的宗教狂热，至少其行为是实现报复正义的一种。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有人杀了你的家人，你不应该也去杀了他的家人。在现代社会里，这当然不可接受；但那是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里，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能够为我们提供这种报复正义。当我家人被害时，我能够依靠国家的力量，找出凶手并最后惩罚他，这里有一整套的规范程序可以遵守。然而当我们在讨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纷争时，我们找不到这样一个公正而又强大的组织，来执行这种正义。所谓的“国际社会”，更多的只是遵守这种野蛮的丛林法则；我们虽然不满，却无力改变这种格局，因此只能适应这种现实。

有关美国的暴行与恐怖主义暴行的问题，在我看来美国有错，恐怖主义则没错。前者首先动手行凶，后者报复性地反应，好比日本人当年侵略中国。日本当然有错，中国人抵抗侵略有什么错？有人闯进你家拿刀刺你，你也用刀还击，你有什么错？只不过今天这种侵略与反侵略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美国一边倒的强大军力，让出于绝对劣势的阿拉伯恐怖分子，不可能在传统战争中胜出。布什911当天的讲话，全文的意思就是：你们都是胆小鬼，有种就跟我们面对面单挑。问题是人家凭什么以你的方式跟你单挑？袭击你的软肋有错吗？还有，谁来规定哪种形式的战争比其他形式更为高尚？如果阿拉伯人宣布，在战争中动用导弹、坦克等一切现代技术都是“胆小鬼”的行为，因为你们只不过是躲在现代化的钢铁保护网中，靠按动几个按钮来杀人；有种就骑马配剑来单挑，美国人肯吗？或者干脆小不是跟本拉登举行一场决斗，就像18世纪美国拓荒者中间所流行的解决纷争的办法那样，布什愿意吗？

还有人会说，以暴制暴无法解决问题，只能造成矛盾的深化，更难处理。以巴近六十年的战火，可能印证了这种看法。然而要求其中一方首先停火，是公平的要求吗？战争本来就是因为双方丧失了一切互信的基础才开始的，如何要求一方在信任对方也会助手的前提下，要他先停火？应当是双方协商后，同意共同停火才对。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只有在对正确的人进行报复的时候才为正义。有人揍我一拳，我打还那个人一拳（或者两拳）算是正义，但我却去打他旁边的人一拳，就不是正义了。这确实没错。可问题是，那些死于911的所谓平民，跟死在美军及美国所支持的以色列军枪口下的巴勒斯坦平民，有什么差别？当然从个人角度来看，这可能非常不公平。但如果不是这样，请问谁该为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负责？美国始终宣称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事实也证明它确实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民主国家不是就由人民来选举国家领导人、决定国家的大政策方向的吗？如果这个国家有一个政策已经执行了60年、经过了几届政府都没有改变，我们难道不能说，这个政策也同时体现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意志、愿望吗？我们难道不能说，杀害巴勒斯坦平民是美国公民、至少是选民的选择吗？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政府做出的决策，其后果他们就应当概括承受——就像台湾人选出了一个烂总统，他所贪污所造成的所有国家资产的流失，选民只能自己买单。民主不只是要求政客负责，选民同样要负责；事实上选民要负更大的责任。（但实际上，选民们往往要求万恶的政客负上全部责任，自己却可以随时撇清。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超过半数美国人支持开战，国会也投票支持总统；结果4年后，许多选民却指责准备竞选总统的希拉里·克林顿当初投下了支持伊战的一票。可你们自己呢？没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做后盾和压力，希拉里及其他多数国会议员，能投下这张赞成票吗？）某种意义上讲，911事件中死亡的平民，无法完全撇清、被归为完全无辜的死难者。

谈话录

昨天深夜至今天凌晨的某个时间点，我正准备上床就寝，孜孜不倦热爱学习与辩论的AM同学就闯进了我的房间。AM同学年龄还小志向却很远大，立下决心要创造历史，成为英国自二战以来首位剑桥出身的首相——虽然他还暂时未能得到这所大学的录取通知。

“我要跟你谈谈我最新的一个观察。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很想18世纪的法国。”

“为啥呀？”

“你们最近不是在开什么代表大会吗？一年只开一次是吧？这不是很像法国当年的国民大会之类的东西，短期的国会？”

“我很敬佩你对新闻时事的关心度。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们的英国国会每年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幕、闭幕的呢。但我可不认为中国跟18世纪的法国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当然AM同学之后的一大段关于中国的发言可无法体现出一个未来（剑桥毕业的）首相的知识水准。坚定的社会主义者AM同志认为，中国现处于人吃人、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但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劳工充沛，所以难以实现产业链的提升，因此将长期处于万恶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他认为中国政府有责任为悲惨的劳工们提供最低的社会保障，而不是助纣为虐，让劳动人民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听起来是个挺不错的主意。可是钱从哪儿来呢？天上掉下来吗？”

“你们不是有几千亿外汇储备吗？拿出来用呗。”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上经济课的结果，一点经济学常识都没有。外汇储备哪能用在国内的经济建设上呢——外汇储备，就是外汇的储备，都是外国货币堆在保险箱里的，是我们不得不买来保持自己的货币更加便宜的，以让我们的产品也更加便宜的——这样就能够把财富从你们这些可恶的海盗和殖民者的后代那里夺过来。若要把这些钱拿出来用在国内建设上，就要把它们卖掉换人民币；可那不是自打嘴巴吗？”

“不管怎么样，政府应当帮助工人们，而不是站在资本家一边。国有企业不该被资本家本侵吞，而是让工人们共享。”

“可说实话，很多国有企业能够存活到今天，靠的就是那些杰出的管理者，或者你口中的‘资本家’啊。要不是他们，那些企业早就倒闭了。我觉得现在让他们分享一些股份，也情有可原啊。”

然后AM终于爆发了：“什么？这太过份了。我一直以为你也是个社会主义者，现在才知道你也是个右派。我鄙视你！劳动人民创造财富，却被一小撮犯罪分子盗窃了！”

“可那些‘资本家’也在创造财富，而且创造地更多更多。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再多的工人也救不活，只能添乱；但一个杰出的管理者就能让它起死回生，你说该不该给他奖励？”

“这不是关键；关键是政府该帮帮中下阶层。可你们的政府现在却是在搞重商主义。看看中国的劳工，再跟英国的工人弟兄们比一比，那叫个悲惨呐！”

“随便你说什么，老兄；但中国现在第一还缺钱，第二这些财富主要还是要靠那些资本家来创造——他们就是所谓的先进生产力嘛！等咱们跟你们一样有钱来，再来想法子照顾照顾工人们，成不成？”

…………

类似的对话就这样持续了大概一个小时，总之是半夜里一场奇怪的争论。不过之所以要在这里记录下来的原因是，AM让我更清楚地归纳了自己的想法。今天早上我就对AM说，“我发现，我本质上还是个社会主义者，因为我和你一样，相信政府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还是正面的，而不是那些该死的自由派们所形容的那样万恶不赦，将我们带向‘奴役的道路’。但我们在如何达到目标的方法上，有不同的看法。你强调政府直接接入，我觉得该借助、利用资本家们，间接改良才会更有效率。”

我始终找不到一个我能够完全赞同的理论——事实上无论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还是什么鬼主意，我对它们一些基本的价值都不赞同——这可能是我对所有这些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理解还不够，也有可能是根本就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涵盖这个复杂的社会。而且，一旦真心彻底地信服于一种理论，就可能掉入一个教条主义的陷阱——歪曲现实来套用理论，而不是先了解显示再来应用合适的理论。

恐怖主义之正义

在人少的时候到图书馆看书、看杂志总是能够有惊喜的新发现。在学校所订阅的几十种杂志中，有一本Think很容易吸引人的目光：与一般的杂志不同，它和普通的书籍一般大小，而且封面设计极为简洁，没有什么绚丽斑斓的图画，让人能够一眼就看到杂志的标题：Think。

不过我一直不知道这本杂志的主题是什么，好像也从来没听说过，也没想过要去翻翻看里面的内容。今天突然想到那下来看看，才发现是英国皇家哲学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出版的哲学刊物，一年三刊。

本来我被这个潮湿阴暗的周日天气弄得不太有兴致，前面翻了几页《经济学人》之类的杂志也几乎要睡着了；但07年第一期Think上的第一篇文章，却立即让我振奋了起来。作者谈论的是巴勒斯坦和恐怖主义的问题；但与99%西方作者所不同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Ted Honderich不仅仅只是为巴勒斯坦立国辩护，甚至更进一步大胆地宣称，巴勒斯坦人民为了实现立国所采取的恐怖主义行为，在道德上毫无过失。难怪杂志编辑在文前先警告读者本文观点极具争议性。

这篇文章读到第二页我就知道找到了知音。作者谈及1948年以巴划分土地，首先就说把巴勒斯坦的部分土地划归给犹太人建国，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It is that at the end of the war, a homeland for the Jewish people ought to have been created out of Germany. It was not the Palestinians who voted for Hitler in a German democracy and then ran the death camps. It was not the Palestinians who for conclusive reasons, quite separate from retribution, should have given more than help to the Jews, more than compensation. It is Germany, beyond question of doubt, out of which a homeland for the Jews ought to have been carved.

（译：在战争结束后，犹太民族的祖国理应从德国领土中划出。巴勒斯坦人并没有投票支持希特勒——他是通过德国民主体制上台的；巴勒斯坦人也没有设立集中营。我们也找不到除了赎罪以外任何决定性的理由，要求巴勒斯坦人向犹太人提供远比援助甚至赔偿更多的东西。是德国理应为犹太民族提供一篇建立家园的领土。）

这也是我一直持有的观点：犹太民族遭受了两千年的苦难，他们要求建立自己家园的要求确实合理；然而施加这些苦难的是西方世界，理应赔偿犹太民族的，自然也就应该是西方社会。但最后真正做出巨大牺牲的，却是毫不相干的巴勒斯坦人；西方人最后还以一副道貌岸然、超然一切的姿态来主持什么和平谈判，呼吁什么理解对话——可恶！

作者然后接着指出，如果说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诉求是正义、合理的——虽然其方法也近似于今天的恐怖主义，以色列大部分的开国元勋，也都是当年类似极端复国主义恐怖活动的领导人——以色列建国之后兴起的所谓的新复国主义（Neo-zionism），则完全是以侵略为目的的极端民族主义；1967年的六日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实际占领了1948年协议中规定属于巴勒斯坦的80%的领土，而今天以色列实际控制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无论是93年拉宾与阿拉法特所达成的停火协议，还是2000年克林顿希望推动却最后失败的戴维营会谈，实际的底线都是1967年的巴以界限，而非1948年的联合国协议。

也就是说，本质上1948年的关于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联合国决议，本身首先就是有问题的；1967年的巴以领土分割，就更不正义了；今天的西方世界，却在纵容以色列的军国主义，威逼利诱试图强迫巴勒斯坦接受1967年的国境线，还摆出一副好像这就是让以色列做出牺牲的样子出来。巴勒斯坦人在1993年屈服了，2000年在以色列的再度挑衅之后又反悔了，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恐怖主义”斗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考虑的却不是协议的公正性，而是转而指责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方式，甚至以此为由拒绝和民选的哈马斯政府接触。

Honderich文章的后半部分是讨论恐怖主义的道德性。他指出，如果我们承认一个人或民族的权利——而美国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现在都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我们也无权否定那个人或民族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所采取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于是恐怖主义和理性的问题，变成了恐怖主义是否是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建国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手段？作者就认为，面对以色列军国主义强大的压力和军事力量，（还有美国等西方列强在背后的撑腰），恐怖主义就是巴勒斯坦唯一拥有的武器。

作者也指出，恐怖主义与战争其实就是一回事。恐怖主义首先是杀戮，其次是针对平民，然后都企图以施加恐惧来达到目的。基本上，杀戮不能被道德准则所接受；但有时候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却不可避免——特别是当面对不杀戮就会遭到杀戮的时候。二战期间，盟军同样对德国的都市进行过轰炸，目标决不仅仅是军事设施，而同样是平民；连番的轰炸，同样是为了摧毁德军的信心，施加恐惧心理。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同样如此。以巴之间，就是一场战争。坦克和大炮，对抗冷枪和血肉之躯；处于劣势的巴勒斯坦人，还没能抗议这武器的不平等，傲慢的以色列和西方世界，倒先来批评对手的手段卑劣？

当然Honderich的文章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探讨巴以关系。从现实政治层面来看，很多事情还是强者为王、习惯成正义的。巴勒斯坦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问题不在于手段的错误，而在于能力的不足和内部的分裂。以色列1948年在中东建国，虽然是个错误却也无法挽回——Honderich也指出，48年以后移民到此的数百万犹太人也没错，经过那么多时间、那么多辛劳，他们对这片土地也理应享有权利；所以现在不可能像一些阿拉伯极端人士所希望的那样彻底消灭以色列国。巴以只有共存。然而如果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还不快快行动夺回自己的被占领土，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利益，只能进一步地被历史所遗忘。那些宣称“人类生而平等”的美国开国“先父”们，对当地印第安土著近乎绝种的大屠杀，就是一个例子。今天，多少人还记得美国不应该是白人的美国，而应当是印第安人的美国，一个98%的人口都被消灭干净了的民族的国家？

（有关Ted Honderich：网上查了一下资料，他是伦敦大学学员的哲学教授，确实经常发表此类同情巴勒斯坦、支持恐怖主义的言论，他的一本著作还因此在德国被查禁，理由是内容涉及“反犹主义”。呵，原来这年头搞查禁书籍的，那些经常“关注”别国人权状况的政府，也有份啊！）

法不责众

特別費案，侯寬仁起訴馬英九的部分是不要單據的一半；至於要單據的一半，以侯寬仁的標準，若有問題必遭起訴無疑。因此可以斷言，馬英九並未以假發票報銷Ａ 錢。而國務機要費案，陳瑞仁對陳水扁自行宣稱「一半不要單據」的部分放過並未追查；但在要單據的部分因查出以假發票報銷，甚且以虛構的秘密外交說來掩飾， 遂加以起訴。大致上，馬英九面臨法律上認定有無犯意的爭議，而陳水扁必須證明他沒有說謊。

——《联合报》社论：以辦馬英九的標準辦陳水扁和四大天王

基本上对于台湾政治已经彻底绝望，但昨天起诉马英九的行为还是让人感到恶心。马英九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领袖，当不当总统其实也没啥大区别，就算他选上了也别指望能够让台湾起死回生，止跌反弹。但当看到一个无辜的人被诬赖成犯罪嫌疑人，我也觉得非常不爽。

长官特别费，长期以来都已经形成惯例，算是半补贴性质，今天突然会说这样是非法。《联合报》社论后面还提到，若是这样，请立即查办民进党内所有担任过公职的人员；龙应台也表示过，自己准备要自首。这与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案性质完全不同——阿扁那要发票的一半也都假公济私拿回家去了；不要发票的那一半，陈瑞仁检察官查都不查。

陈瑞仁曾说，法律就是法律，一旦违法检察官别无选择，必须公诉。可是好的法律不是死的，优秀的检察官也不是死办案子的，法律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应当是合理理性——reasonableness。即使是成文法条，它也可以有多种解释；当多数人选择了一种解释方式时，检察官无权也不应该擅自决定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法律。法不应责众，不仅仅因为这样不切实际，更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为了惩罚大众的。

况且，这个单一标准根本没用在陈水扁身上。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本来就是他所有贪污行为中情节最轻的一个了，检调机关本该继续深入调查其所涉及的其他大案；这好似马路对面有人在打劫了，这边的警察还在抓乱穿马路的；即使马英九有罪，情节比起陈水扁来也轻许多——所涉金额加在一起也就1,200万新台币，阿扁一个高铁就可涉及十数亿。

只能说台湾司法还是执政当局的御用武器而已；陈水扁、民进党以这种乌贼战的方式来为自己“洗脱”罪名，只能说是低劣至极。这个岛现在还看不到希望。

真知灼见

“别以为GCD是傻瓜，中国GCD恰恰是玩大众民主的顶级高手，从发动群众到统一战线，从精心组织到广泛宣传，从秘密斗争到公开斗争，从武装斗争的到 非武装斗争，从最基层的工作到最上层的工作...，全都是人玩过的，玩剩的。在一个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可避免的发展时期，如何进行有效的疏导与控制，如何进行自我完善与变革，GCD也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

——《美国，和俺们现在相当的时期》

而且，掀翻了它对谁也没好处，当然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卒除外。说实话，回顾中国近代历史，除了共产党还真找不出一个能够能够把国家团结起来的人或党；难怪记得有人说章诒和笔下的那些民主党派受迫害者，本质上都不过是失意政客，斗惨了以后都成英雄烈士了。

还是李敖说的对，拥护共产党，然后骗他、哄他、逗他、吓他，让他为人民服务嘛。至少比全球到处煽风点火却无力收拾残局的美国人可信赖一些。

台湾民主是天大的笑话

成龙这句话，再没有比今天更能应验的了。李登辉的脸皮也不是一般的厚，二十几年来从统派变独派，从蓝军盟主到绿军领袖，现在又再统统变回去，甚至又开始跟共产党套近乎了。

绿军评他“一世英名去了”。好像李登辉当政的时候，你们也从没夸过他有什么英名啊？也不就是人家下台后，你们才捧他上天的嘛？结果自己大势去了，才发现被这老狐狸耍了，就像当年国民党大势已去之后，才发现自己也被这狐狸耍了一样。

胡锦涛说，台湾不管什么人、说过什么话，只要承认一个中国，都愿意接触。可跟李登辉这种政坛小丑+狐狸，该接触么，能接触么？

自己在任的时候干了很多坏事，下台后就必须迎合讨好（可能的）执政者和主流民意，免得自己落得个被逮进去吃牢饭的下场。

未来属于中国

本月的英国《展望》（Prospect）杂志，封面文章刊出的是英国两位经济学家Will Hutton和Lord Meghnad Desai有关中国问题的信函辩论，双方的观点南辕北辙，言辞尖锐，也很少有交集。就杂志编辑的处理来说，看起来是倾向于Will Hutton的观点的：他们封面上起的标题是False Dawn: Does the Future Really Belong to China?（虚假的曙光：未来真的属于中国吗？）

当然在我看来，Lord Desai的主题思想一针见血地点破了Will Hutton，以及今天西方世界中大多数反华知识分子的软肋。西方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最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西方式的发展道路——“there is only one road to capitalism—the western one—and only one political system—ours.”

Lord Desai对中国的理解也十分深刻；当他的对手和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政府的观念还停留在一个“列宁式的中央极权政府”这样一种陈旧过时的看法时，他已经精明地发现，在中央集权外表下的中国，其实是一个松散的，地方自治的政治实体——正如任何实行市场经济而又拥有庞大国土的政治实体一样：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拥有实权，能够抵抗中央的命令，自顾自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也不仅仅是一个只有一个声音的国家：一旦政府放弃了无法持久的极度高压管制，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左中右各种杂声——“China is not monolithic. It is just not a liberal democracy along Anglo-Saxon lines.”中国的政府可能会封锁一些国外网站，可能会禁止一些书籍的出版，可能会向老百姓灌输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思想和历史观，但13亿人的思想不可能都那么轻易地就被统一起来——就算是毛泽东，翻天覆地地全国搞政治运动，也只能持续三四年。

Lord Desai在去年曾经到我们学校来演讲，当时他谈的是英国经济在80年代的复苏。在所有到过我校的演讲者中，Lord Desai留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他并不是一个能够抓住听众注意力的演讲者，演讲还未进入后半段就已经开始让人感到无聊了。但他对于中国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的理解，却是极其深刻的。虽然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西方的经济学家，但其出生第三世界的背景，相信对于这种深刻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帮助。

西方世界的偏见，来源于他们对于非西方文明的无知：当数千万中国学生都在学习英语和其他各种拉丁语言时，当数百万中国学生在西方留学时，又有多少西方人能够真正掌握非拉丁文字语言，能够理解东方的、阿拉伯的、非洲的、甚至是拉美的历史呢？不要谈东南亚四小龙的经济成就，或者韩国的经济成就，即使是日本的经济成长道路和强国的发展模式，又有多少西方人知晓呢？西方的话语霸权，其实在长远来说，伤害的是西方国家自己——这为他们带来了无知与傲慢：任何一个中国人今天只要愿意，就可以轻松地从大量西方媒体那里取得有关西方世界最深入、全方位的报道与分析，可对于西方人来说，在缺乏足够媒体报道（当然不算那些同一视角的、重复的、永远带有浓厚西方观点的现有的中国报道）的情况下，要全面地了解今天的中国，是何等的困难啊（与之比起来，穿越GFW实在是小事一桩）！

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改变这种话语霸权现象。毕竟在中国之前，亚非拉世界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挑战这种西方垄断。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成功，只是特例，这些国家绝无挑战现行制度的能力，只能尽量融入现行国际体制。中国则是第一个（重新）崛起的大国，第一个可能真正挑战西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和思维模式的国家。陈旧、自满的思维模式，恐怕可能正是衰败的开端和标志。在这一点上，Lord Desai在结尾处的一番历史比较是十分有趣的：18世纪的伏尔泰，以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比法国更开化的国家，今天许多中国人也认为西方国家是我们唯一的发展楷模。双方可能都没错——18世纪的中国正处康乾盛世，今天的西方世界也绝对是地球上最为先进的文明——但今天的我们，很有可能就像当年的伏尔泰那样，都低估了自己国家的成就、价值和潜力。

In this world there are only two tragedies. One is not getting what one wants, and the other is getting it.

贿选违反了民主原则吗？

回到上海，就开始锁定台湾的电视频道，今早连看了李涛夫妇的两个节目，都是周五的重播，看见胡忠信、叶耀鹏等一帮人等都不断在重复要老百姓“选清廉”，要给民进党一次棒喝，然后李涛一遍遍在放陈水扁高举起陈菊的手，然后那个司仪在叫什么“陈总统被媒体抹黑”的选举现场画面。所有一切正面的反面的努力都没用，最后证明台湾还是混蛋多，不分是非。

这些节目都在讲这次贿选的严重，孙中山的力量。我倒从另一个角度看到，这暴露的可能是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从选民的角度来说，拿钱投票其实是最理性的选择。选举本来就不是“主权在民”的体现——我投下一票，换来未来4年的被领导，主权何在？算是公平交易吗？根本不是。而且我的一票只是几百万分之一，每张单独的选票，价值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能以此换来点现钞，何乐不为？

贿选从本质上讲并没有违反民主原则，选民用选票换来利益，不就是所谓民主的精神吗？这利益可以是国家的长治久安，高效的公共服务，也可以是真金白银现钞。而且贿选有很多种，送钱是最初级的一种贿选；拥有行政资源的执政者，依靠政策贿选，根本无法追究。实际上，每个候选人保证当选后会干些什么，也是在用当选后的行政资源来交换选票。

这种投票式的民主，讲到底其实就是政治力量的对决，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政治行为，与什么普世价值观根本不搭界。西方国家的成功，依靠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选民没有能力去调查政客们桌子底下的肮脏交易，就算被爆料出来了，大多数人也搞不懂这些交易意味着什么，又没有违法。是受过良好教育，并被授权可以用各种手段深入调查的专业司法人员，才有能力对政客们实行有效的监督。民主对政客是政治利益的分配，对选民就是图个乐儿——04年选布什还是选克里，会有什么区别？克里就算是选上了，美军今天也还是要赖在伊拉克；唯一的区别在于那些人能够分享到庞大的行政资源。中国所需要的，也不是民主，而是法治——李光耀早就看出来，中国传统上的贤能政治，是一种比民主政治更先进的政治制度，改良后要比民主还要好；英国人也懂这理儿，所以统治东方的香港，靠的也是文官体制，可不是什么民主。

台湾人，没得救了

希思罗机场等安检，正排队排在机场外面，收到短信：国民党高雄又输了。

我已经对台湾人的智商彻底绝望了，也不想再理那里的那些鸟事了。反正阿扁贪污贪半天都是贪台湾人的钱，贪不到我头上，你们那么喜欢这个家伙跟这个党，随你们去吧。

台湾，让民主沦为笑柄，也让自己沦为笑柄。

注：看到一台湾人写的blog，很多选民都是混蛋，所言甚是。陈水扁都已经公开混蛋了，竟还有混蛋投票支持；那些投绿的人，已经不是李敖所言苯不苯的问题，是混蛋不混蛋的问题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民主暴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