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原子弹

法律系新生，一定要修一门《英国司法制度》。这门课好玩的地方在于，虽然名字告诉你是教你有关英国的法律体系的，可最初的两个礼拜，上课的重点却全是在所谓“其他争端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即发生争端时人们所采用的其他非法律手段，比如谈判、协商、调解、民间裁决等。那个教授在黑板上画了个三角形，告诉我们，真正最后要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的争端，只是这个三角形的顶角，而下面有太多太多问题，都是通过其他手段来解决的。

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在合同法的课上，老师帮我们复习哪些承诺是受合同法保护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一个朋友答应你明天中午在一家饭店门口碰头吃饭，结果他最后没来；请问你可以告他违约吗？大家的答案当然是否。为什么法律不保护这样的承诺呢？我的回答是因为这件事情太小了，司法是有社会成本的，为了这种事情让法律来介入，成本太高。老师说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需要法律来干涉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法律关系而已；亲情、友谊、师生间的尊重，不可能靠冷冰冰的法律来保护。一个朋友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不守时，我们有其他的方法来惩罚他。一个人习惯性的不守承诺，最后的结果是他不会有朋友；在一个关系紧密的小社团里，隐形的、不明说的道德压力足以让大多数人尊重彼此，而一旦把太多事法律化，这个小社会就丧失许多人情味。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法治——中国人的家庭团体生活，让礼仪、伦理和道德的约束足以应付平时的社会行为了。只有当社会发展到足够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已经非常低时，我们才需要法律的介入。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看到《法学硕士质疑华南虎照作假起诉拍摄者》的新闻时，觉得有些别扭的原因。我们当然需要法律来保护人身安全、维护经济活动（即使是在很多商业活动中，法律也往往只是最后的争端解决机制；当双方已经闹到法庭上的时候，这两家的商业关系恐怕也已经永远结束了），但是在这样一件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直接损失的事情上，需要动用法律武器来解决吗？大篇幅的新闻报道、网民的谴责、专家的反驳，恐怕已经足以提醒造假者，欺骗只会让人身败名裂，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把任何事情都交付法律来解决，只会让一个社会更为冷漠、缺乏人情味。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他第一次到新加坡，在飞机上添入境卡时，就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很不好，因为在卡上最显眼的地方，用粗体提醒每一个入境旅客：走私毒品的后果是绞刑；机上的空服员在降落前也再度警告旅客，法律禁止携带毒品进入新加坡，否则就是死刑。这对几乎所有的旅客来说，起到的唯一作用恐怕就是让人感觉不太舒服吧——大家都是来度假、游玩、经商的，结果你却先警告人家什么死刑不死刑。不断地提醒人法律如何惩戒和处理一些行为，也许有利于商业、经济活动，但却让人的生活变得太没有人情味。

有太多的事情根本就不是法律应该介入的领域；法律大概就像是战争当中的原子弹，只有到最后迫不得已之时才动用；在生活中的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不需要法律的介入。就像战争中没有赢家，法庭上恐怕也不会有多少真正的赢家。

道德的力量

我一直认为，光靠制度无法确保政治体系的良好运行。在对英国的宪政体制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我更加加深了自己的看法。

很多人习惯以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这在美国确实是事实，国会对总统有很大的监督权，同时最高法院又能以司法审查的形式来推翻国会的立法。然而在英国，这根本不是事实。英国没有司法审查制度，第一因为英国根本没有成文宪法，第二因为英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议会至上”——议会能够制定任何法律，也能够推翻任何法律，而当成文法与普通法产生冲突时，法官必须遵循议会制定的成文法。

其次，立法权与行政权在英国又是紧密相连的。内阁成员都一定是议员，执政党就是议会的最大党。这意味着行政权与立法权互相交融，也意味着“议会至上”其实就等于“行政至上”，因为执政党控制了议会。所以英国的行政体系权力是非常庞大的，几乎不受任何制度上的制约，这点要比台湾的制度还要厉害。但为什么英国的政治体制还能够良好运行了那么多年？

答案在我看来很简单，就是道德的约束。英国的政治人物知廉耻，不会为了选举搞出一个新的法律（比如什么《公投法》），因为这必会引来反对党和社会大众的批判。公众对政治人物也有很高的道德要求，陈水扁这种政客根本无法在英国生存，早就被唾弃了。有了道德约束，即使权力没有实际约束，也不会越界；而失去道德约束，即使有法律制衡也没用——台湾的“真相调查委员会”，竟然遭遇行政机关的“抵抗权”，就是一例。不要以为道德力量就很薄弱，就必定取决于政治人物本身——法律的限制同样脆弱，因为行政权最终是无法约束的，它掌握了国家机器的运转，没有力量可能来约束它。美国的三权分立，根基也是建立在行政愿意尊重立法与司法的权力的基础上的。

相反的，当对政治人物的高道德要求成为一种传统时，要想成功的政治家就必须要遵守它。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往往反应了这个国家自己，特别是在民主国家里——领导人是人民选出来的。一个道德沦丧的政客竟然能够在一个地方执政8年，这不能不反应出这个地方的道德水准。

完整的法律

在一篇有关法学基础的文章中，看到很值得注意的一段：作者认为法律永远是在做出限制，没有一种真正的法律是拓展自由而不在同时做出某种限制的。“没有一种法律只创造权利而不附带义务。”法律本身的定义首先就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束缚，并以可能的惩罚来呵阻人们违反法律。所以完整的法律必然带有惩戒的条款；没有威慑力的法律就不是法律，而成了道德戒律。

这段话第一眼看起来似乎有问题，我们好像习惯认为法律在给出人们义务的同时，也还赋予人民自由和权利的。例如若我们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不就清楚地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难道这不是在拓展自由么？我再仔细读下去之后发现，作者的意思是，当你在赋予某些人自由时，你可能就剥夺了另一些人的自由；或者你在赋予一个人一些自由的同时，也就剥夺了他的另一些自由。当你给于一个人言论自由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去干涉别人的言论自由；也意味着别人、特别是政府不能来干涉他的言论自由。所以对自由的拓展，只能是以对另一些自由的束缚来达到的。所以再来翻翻美国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款，人家就是这样规定的：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所以真正的、完整的法律应该是以禁令式的方式来赋予自由，而不是空泛地“赋予”。当你规定政府不得剥夺言论自由时，就是在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这是完整的法律。而空泛地去规定公民“有XX权利”，其实是不完整的法律，或者说根本就不是法律。

中国的宪法起草者不知道这么基本的法律理论么？当然不是；看完第35条这算不上是法律的法律，再来看看紧跟者的第36条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看完第35条和第36条的差别待遇，应该就知道宪法起草者的意图了吧。

法律

在Winchester的时候，许多老师都认为在大学阶段读法律并非一个好主意；甚至一些到学校来介绍律师生活的律师们，也鼓励我们大学毕业后再读法律。在美国，法律更是只有在取得本科学位之后才能攻读的专业学位。

不过一个星期的课听下来，我反而越来越觉得法律本科并不仅仅只是一项专业技能的训练。这当然部分是由于法学包括了许多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内容——比如司法制度的起源、与政府的关系，乃至更基础的社会组织方式等内容。这部分的内容也是我在开始学习法律之前自认为将会最感兴趣的，即法律的哲学基础。

但事实是，第一周的课程中最吸引我的，反而不是这些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或洛克的法学、政治学理论，而是看似最实用、最不涉及理论的刑法。当然刑法课最初当然也会涉及部分宏观的、基础的理论；但更有趣的却反而是案例研究。吸引我的其实是那些案例中理性分析、辨别的过程，以及严谨的逻辑演绎。对于特定案例的研究，训练的其实不是对法律知识和法条的熟练程度，而是细密、严谨思维的能力。所以我第一周的感受是，在大学本科读法律并非仅仅是技能的培训，而有更深刻的价值；至少，即使严谨思维也算是一种技能，它却是一种更高级更重要的技能。将法哲学与实用法律结合在一起，应该说是即扩展了人的思维广度，也提升了思维的深度。这至少应该比读经济学更有趣吧。

法制与公众利益

昨天开始，网上热议的就是重庆“钉子户”的新闻。这条新闻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其实有点喜欢屋主，能够强硬地坚持到底，煤气罐都扛上去准备长期扎根，是条汉子。另外说他什么有“背景”之类的，也都是胡扯。至少说明了一点，动不动就谈什么“权利”的人，往往空口说白话；真正可以拥有权利的，都是这种敢斗争、敢拼命的人。看不起只能动动嘴皮子网上发发牢骚的人。

但网上很多人把这个事件的意义放大许多，有些过份——当然这件事也相当巧合，正好在《物权法》通过之后。而且我觉得依情依法，屋主对于赔偿的要求确实有些过份，现在的行为也严重干扰了司法制度。

现在的新闻大多都是有关屋主的采访，开发商和政府都没有出面说明，法院判决书也找不到。但即使是从女主人吴萍的访问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开发商当时给出的是房屋或现金补偿两种方案，他们自己选择房屋补偿，但却要求是原地址的房屋，对于开发商所提供的另外区域内的房屋补偿不予接受。问题是这个在原址获得同等面积房产的要求是否合理？我认为肯定不合理。一间房屋的价格固然与土地价格有关，但同时屋况、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周围环境都会有影响。开发商投入大笔资金改善这些东西，令土地升值，而你屋主只不过是拥有土地产权，对于提升土地价值没什么贡献，凭什么再在原处给你一套同面积的房屋？

屋主现在这样强行抵制拆除，也是在公然抵抗法院判决，是对司法的严重挑衅。中国的法院常常面临所谓“执行难”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对法律的藐视，无法无天（从这点来说，所谓中国是极权国家的说法实在太好笑了；国家都无法保障司法判决得到执行，“极权”在哪里？根本是国家机器运转不良，太弱势了）；郭敬明被法院判决要登报道歉，居然可以公然宣称自己绝不道歉；当然其他还有更严重的，许多人被判赔偿以后还拒绝支付的也有。有些网友说什么希望通过这个案子能够给私有财产、拆迁等树立一个先例；在我看来，强制执行同样可以给维护法律尊严提供一个先例。

不过最有力支持屋主的一种观点是，土地交易本来就应服从自愿原则，若无法达成协议，开发商不能强制执行。首先这里有一个例外：若拆迁是为了公众利益，在提出合理的补偿之后还不肯接受的，应该强制拆除。当然这里“公众利益”是争执的焦点；这片地块是划归给私人开发商进行商业物业的开发的，算不算得上公众利益呢？其实公众利益的概念，跟其他所有的法律概念一样，往往都是很模糊的。政府投资开路、造桥当然算得上是公众利益，但进行旧区改造，把旧房拆迁然后批给私人地产公司进行商业开发，难道就算不上“公众利益”了吗？改善旧址的居住环境，即使涉及私人开发，同样算得上是“公众利益”，特别是对居住在周边地区的百姓来说，居住环境改善了，生活便利了，市容美观了，当然是利益。

“公众利益”在中国可能应该占有更大的比重。若是在美国，这片地谈不成那干脆再另外找地算了，反正国家大的是，地多得是。但在中国土地资源紧缺，每块地皮上都有这一两个钉子户，我们没有办法发展；更何况是在市中心的土地，若是如此就根本没法建新房子了。这一点中国和外国又不一样：西方国家市中心的房产，往往都是由少数财团或个人控制的，很好处理、协商；中国呢，市中心的土地却常常都由私人拥有，处理起来更加困难。“公众利益”对于城市内的房产，总是有更严格的限制的；即使是在纽约，你再有钱，把帝国大厦买了下来，也不能为所欲为，不能把房子炸了然后改造成农场——破坏市容，就是违反公众利益啊！

从这个角度出发，特别是从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法院判决的严肃性，我认为应当强制执行拆迁工作——当然这个过程不应该太野蛮，不能不顾人的死活一铲子砸下去，毕竟人的生命还是比财产更重要的。但当屋主最终走出孤岛的时候，也许适当的法律制裁也是恰当的，这至少能够给以后还妄图抗法的人，一个威慑。

道德与法律

道德与法律总被认为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处理宏观的人际关系的方式。一个经常被提起的看法是，中国传统以来就是一个所谓人治，也就是仰赖道德来治国的国家，而西方国家则是崇尚用法律来束缚 不同的个人利益。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论语》，就是强调以德治国的；而对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书《圣经》，其中心思想之一就是“契约”——上帝与人类定下契约，人类违背了契约，因此遭到惩罚；人类也因此背负上了原罪。法律因此在犹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统当中有着极重要的地位。

在人际关系极其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单纯依靠道德力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已经不可能了。一个人人都拥有崇高道德、为他人着想的社会，当然是一个美好的社会；但其问题在于它的脆弱：只要有一两个人首先打破道德规范，就极有可能发生骨牌效应。大家看到他的行为为自己带来了更大的私利而没有不良的后果，就没有理由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情；而且这样做不但是理性的，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甚至还是公平正义的：没有道理不让我取回本来就理应属于我、却被第一个人所拿走的那一份利益。

而法律的束缚则能更为牢靠、有效率，也更能保证公平。越是成熟、发达的社会，法律也就越趋复杂，效率也就因此更高，对所有人的保障也就越大。更重要的是，道德可以是主观的，不同人之间的道德观可能有差异，即使各人自觉遵守各自的道德观，还是有可能发生纠纷。而法律则是客观的，只要所有人遵守法律，发生纠纷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

然而，一个只有法律、毫无道德观念的社会，却也同样是可怕的。法律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使人类的理性和思维能力没有了用武之地，越是严密的法律越是如此。一切只需按照法律办事就可以了，我们不再思考自己行为的正确与否：唯一需要关心的是合不合法。例如，英国的堕胎法律规定，24周前的胎儿可以进行人工流产，而之后则不可以。这样一条细致的法律，很容易造成的后果就是，大家只考虑流产是否符合了法律——胎儿到底是否满了24周，而不是考虑太多太多涉及堕胎的道德与伦理问题。

法律是对人类自由意志的束缚。我们面对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极其复杂的，需要经过仔细的思考才能够做出最好的决定；但一旦有了法律，我们却可以只考虑一个问题：法律条文上是怎么规定的。当然很多时候咨询法律意见能够让许多事情变得更方便：详细的土地交易法，能够让买卖房屋的双方省却许多烦恼和协商、争执的时间。但许多并不一定合乎基本道德标准的事情，却可能在“合乎法律”的保护伞之下做出。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南方诸州，奴隶制是合法的，但其是否合乎道德就很难说——然而正式因为有法律的存在，许多人可以借此为自己开脱。同样的，一个上市公司的总裁，在即将离任之际以牺牲公司的长远利益来换取短期的业绩增长，为自己赚得更多的奖金，这样做绝对不违法，却并不太道德。但因为有了法律，人们就可能更少地考虑道德范畴内的争议。

这可能是为什么许多伟大的哲学家都鼓吹个人道德的提升，而不仅仅只是完善律法的原因。东方的孔子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君子”的概念——那些追求更高道德标准的人。道德与法律不应该矛盾，而只是分属不同的领域。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强调道德，因为他们更多地从个人的微观角度来为世界寻找改善的良药；而法律则在处理宏观的社会关系上，有着极其有效的作用。个人理应追求更高的道德标准；但一个社会，却只能依赖法律来维系；每个人在处理与自己的关系的时候，应该更多地考虑道德；而在处理与别人的关系的时候，也许就该以法律的思考为主。总裁先生可能可以度过法律关，但若他是一个有着更高人生追求的人，他也许无法平静、毫无愧疚地面对自己的良心；在法律上这不是诈欺，但在道德上这与诈欺没有差别。守法绝不是一个“君子”的评判标准，甚至不是一个最低标准。

我总是认为，个人私领域及社会公领域，总是应该分开看待的。个人应当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由、选择的自由；但当这种自由涉及到其他人的时候，这种自由就应当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同样的，处理公共关系需要依靠的是法律；但如果一个人全部的追求也就只是遵纪守法，那也算不上一个优秀的人。

当然道德与法律也是有冲突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却不幸赶上了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你被国家招募入伍到前线作战，怎么办？作为公民，你有遵守法律、服从调配的义务；作为一个独立的、有着自由意志和崇高道德标准的个人，你不愿意加入到人与人的杀戮之中。如何调和这道德与法律间的矛盾，可能才是对一个“君子”真正的考验。

法不责众

特別費案，侯寬仁起訴馬英九的部分是不要單據的一半；至於要單據的一半，以侯寬仁的標準，若有問題必遭起訴無疑。因此可以斷言，馬英九並未以假發票報銷Ａ 錢。而國務機要費案，陳瑞仁對陳水扁自行宣稱「一半不要單據」的部分放過並未追查；但在要單據的部分因查出以假發票報銷，甚且以虛構的秘密外交說來掩飾， 遂加以起訴。大致上，馬英九面臨法律上認定有無犯意的爭議，而陳水扁必須證明他沒有說謊。

——《联合报》社论：以辦馬英九的標準辦陳水扁和四大天王

基本上对于台湾政治已经彻底绝望，但昨天起诉马英九的行为还是让人感到恶心。马英九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领袖，当不当总统其实也没啥大区别，就算他选上了也别指望能够让台湾起死回生，止跌反弹。但当看到一个无辜的人被诬赖成犯罪嫌疑人，我也觉得非常不爽。

长官特别费，长期以来都已经形成惯例，算是半补贴性质，今天突然会说这样是非法。《联合报》社论后面还提到，若是这样，请立即查办民进党内所有担任过公职的人员；龙应台也表示过，自己准备要自首。这与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案性质完全不同——阿扁那要发票的一半也都假公济私拿回家去了；不要发票的那一半，陈瑞仁检察官查都不查。

陈瑞仁曾说，法律就是法律，一旦违法检察官别无选择，必须公诉。可是好的法律不是死的，优秀的检察官也不是死办案子的，法律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应当是合理理性——reasonableness。即使是成文法条，它也可以有多种解释；当多数人选择了一种解释方式时，检察官无权也不应该擅自决定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法律。法不应责众，不仅仅因为这样不切实际，更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为了惩罚大众的。

况且，这个单一标准根本没用在陈水扁身上。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本来就是他所有贪污行为中情节最轻的一个了，检调机关本该继续深入调查其所涉及的其他大案；这好似马路对面有人在打劫了，这边的警察还在抓乱穿马路的；即使马英九有罪，情节比起陈水扁来也轻许多——所涉金额加在一起也就1,200万新台币，阿扁一个高铁就可涉及十数亿。

只能说台湾司法还是执政当局的御用武器而已；陈水扁、民进党以这种乌贼战的方式来为自己“洗脱”罪名，只能说是低劣至极。这个岛现在还看不到希望。

言论自由

反波谈到了台湾雅虎删除用户博客的事件，很多人开始讨论言论自由的问题；我发现还是有许多人对言论自由的看法是比较正确的，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1. 有人就很正确地指出，言论自由主要是用在限制公权力当中的，针对的是国家，是政府，而不是私人企业或个人。但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说，我在马路上发表任何言论都不应该被阻止；但如果我到一个朋友家去作客，说一些让他不高兴的话，他当然可以立即把我赶出来，或者严词警告我不许再多说；
2. 所以，政府禁书、禁报，都是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报纸拒不刊登读者来信，或网站服务提供商删除网友言论，不涉及言论自由，虽然在有和客户契约协定的情况下，可能涉及违约；
3. 但问题是，媒体、网站往往是由私人掌控的，这些媒体寡头们也因此拥有很大的舆论操控权，一封骂布什的读者投书可能要比骂默多克的读者投书更容易发表，怎么办？理论上，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媒体，但在实际操作中，谁都知道要从头建立起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体组织是非常困难的；
4. 这就是言论的沉寂化效应，有一本《言论自由的反讽》就谈及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人侵犯到你的言论自由，但你的言论没有被听到，等于不拥有这种自由。所以言论自由跟其他任何自由一样，也是不平等的。美国人都拥有行动自由，但富人拥有更大的自由，因为他们可以随时到欧洲、亚洲、非洲等等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穷人也拥有这种理论上的自由，但现实环境却不可能让他们享受这种自由。有些人由于更知名、更有权力、更有钱，所以讲的话能被更多人听到，因此拥有更大的言论自由，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自由和平等本来就是矛盾的。
5. 在网络时代，信息流通的便利和低成本也许让平凡人能够拥有比以前更大的自由，但还是不可能实现真正平等的言论自由。所谓博客代表草根文化也是胡扯，草根当中立即也会出现精英，只不过精英阶层变得更为开放了，成为精英的渠道又多了一个。
6. 政府在维护言论自由方面可以发挥积极而不仅仅只是消极的角色——舆论导向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网络上充满不理性的言论时，政府部门通过媒体或官方网站等渠道提供理性的观点，并非不可取。

最后，再提一提中国在禁书的事。看到一篇文章写得很有道理。在现今政府无法确保不干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请首先做到透明公开，要禁书可以，干脆拿到台面上来说，公开宣布查禁哪些书，理由为何，有一套具体的执行步骤。新加坡政府看《远东经济评论》不爽，也立即查封，但人家非常公开，告诉你照的是哪条法律封了你的，干得几乎是理直气壮；很多中东国家也有网络审查，但遇到查封的网站，人家直接告诉你这个网站被封了，如果你认为有问题，反馈上去。中国封掉的网站，直接就给你显示无法链接，也不告诉你哪里有渠道申诉，给人的印象就更加恶劣。

自由就是奢侈品

上课的时候谈到了毒品的问题，老师一番“把吸毒的人都抓起来治罪，是对自由的侵犯”的言论，竟被全体学生挞伐：毒品有害，立法禁止理所当然啊！

在英国碰到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好笑了：老师比学生还激进，还强调自由，难不成是70年代颓废运动给这帮西方中年人留下的印记？

我一听到这争议，直觉上就认为把吸毒者抓起来，把吸毒当成一项罪行，是有问题的——吸毒并未伤害到别人，没有惩罚的道理。可再一想，不对呀，那林则徐销烟是销错了？英国海盗当年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向中国人卖鸦片，就对啦？为什么吸毒在自由主义高涨的今天，在绝大多数国家却依然是项刑事罪行呢？

在听了大家更深入的讨论之后，终于想通了。像老师所说的，鸦片、海洛因、吗啡之类的毒品，在19世纪末刚出现时就非常普遍，伦敦城内大街小巷布满了鸦片馆，医生也常把吗啡之类的东西当镇定剂、安眠药来使用，甚至维多利亚女王每天也要服用吗啡才能入睡。但后来此类毒品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出来，之后就被立法禁止，吸食服用此类药物也成了非法。我想当初立法强行禁止的初衷，也是因为药物滥用已经过度泛滥，不采取强制措施无法消除负面的社会影响。所以林则徐也要销烟：不这样当机立断，就会让毒品泛滥成灾，不可收拾。

但今天情况已经不同。毒品的危害深入人心，几乎成了常识。如果今天还有谁要吸食毒品，绝不是出于无知，而是自甘堕落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觉得应该要尊重个人的选择，哪怕是选择堕落的权利。吸食毒品只会对吸食者本人造成危害，很少对第三者造成伤害，所以不应该拿来治罪，毒品应该合法化。今天和过去的情况不同就在于，毒品泛滥到一定程度，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太多人沉溺于此，社会停顿，经济停滞，治安恶化，这时就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否则即使是无关的人也会遭殃。但当它是一个小范围内的问题时，对社会的伤害微乎其微（程度可能跟酗酒一样；会有诸如酒醉驾车之类的危险，但不到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来完全取缔），那就不应该被干涉。

然而，如果因为开放，今后毒品再度泛滥的话，则政府有权也有义务重新立法禁止。但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只能说人类太愚蠢了，今日荷兰开放毒品，也没见因毒品而出什么大乱子的。

所以啊，自由这东西说到底还是奢侈品，只有在不会出大乱子的情况下，才可赋予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