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就是一场游戏

这几天Public Law都在讲英国下议院的运作和立法程序，也正好对我的法院行起到了对比的作用，立法和司法的运作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原来有那么多的传统和规则。

我已经提到过，司法需要的是威严、庄重与权威，法官在法庭里简直就是皇帝，行使着极大的权力；法院都建的宏伟巨大，内部装修也很明亮辉煌。但这高高在上的司法却必须服从议会——“议会至上”是英国政治的基石。但有趣的是，这至高无上的议会，却反而很缺乏气派，看起来没有什么权威，反之还要故意弄得寒酸，弄得很小，议会里的议员们也不会像法官那样高高在上，一来他们总是被媒体和老百姓攻击、批评、嘲讽乃至辱骂；二来他们相互之间也绝不手软地互相厮杀，虽然不到台湾国会这种摔鞋子抽耳光的地步，争执却永远是激烈的。

议会民主的真谛就在于这激烈的对抗：两派政治势力的角力，互相地找碴，人为地寻找出可以闹矛盾的地方，没分歧也要制造分歧来玩对抗，这才是民主。一个法案的起草，是由政府部门和部长们构思、专业的律师和法律学者们起草完成的，但必须交由议会三读通过才能成为法律。法律的起草和构思需要专业人士，但法律的最终通过和立法确是一项政治议程。19世纪的一位英国律师和法律起草者Lord Thring就曾说过一句名言：“制定法律就是为了能够在议会通过，就好像制造刀片就是为了能在市场上卖。”（"A bill is made to pass just like a razor is made to sell."）再好、再锋利的刀片，如果没有人愿意买，它就是失败的；再好、再完美的法律，无法在政治上获得接纳，就是失败的。法律人应该永远铭记在心的是，法律只是政治的工具，法律不能逾越政治和政治的主宰者，因为政治才是民意的最终体现（拿台湾的例子而言就是，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要疯狂，那么就让他们疯狂吧，法律人可没义务也没权力来维持秩序）。英国的立法程序很好地结合了专业与现实利益：法律的起草者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律师，但他们无法决定法律最终的完稿——那是由民选的议员们来决定的。

民主真的与体育运动很相似——大家找个理由来相互较量一番，遵循一套传统的规则章程，以及伟大的运动家精神——场上体面地争个面红耳赤（直接互殴可算不上体面），场下握握手继续合作。看来现代民主能够在英国首先诞生，可能与他们骨子里的那点对体育的热爱也有些关系。这让我想起李敖的一句话——民主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到今天我开始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真正的民主好像就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冲突、对立的过程才真正体现出民主；大家意见再一致，也要寻找出分歧来争论一番。这就是今天的英国保守党和工党：虽然他们的立场已经基本趋于一致了，却还是要找出分歧来互相叫嚣。

说实话，听完这连续四场的有关立法程序的课程，我这个一直对民主政治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开始觉得民主政治居然还有点浪漫气息，而渐渐喜欢上它了。这是一种把政治当游戏来玩的一种体制，它的最大优点也许是让我们意识到，政治绝非人类社会和个人生命的全部，政治也可以是很放松的，也可以只是一场游戏。当然这也意味这样的政治注定是一种奢侈品：很难想象当一个国家在生死存亡关头、在迎头赶上的阶段，能够对政治采取如此轻松的态度。就算是英国人自己，一旦面临着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也摒弃了民主——二战期间的联合政府，就是最好的例子。

法庭游记

LSE与英国高等法院毗邻，我却从来没有到过那里——直到今天早晨。虽然我一直想要看看英国的庭审现场，可高等法院里主要是审理民事案件，大部分都是公司间的纠纷、合同纠纷之类，非常无趣；而更有趣的刑事案件则主要集中在Old Bailey。但我昨晚偶然在BBC上看到一个遗产争执案件——一个拥有千万英镑财产的富有老太太，死前立下遗嘱将全部财产赠予与他关系非常好的中餐馆老板。这当然引起了原来的财产继承人，老太太的侄子侄女们的不满，于是提告要求认定遗嘱无效。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挺具戏剧性的，是可以拍成电影的那种案子，而且应该也不会太技术化，所以上了法院的网站查了查庭审的时间，就在早上赶过去了。

说实话第一次踏入高等法院，心里有点忐忑不安甚至恐惧。法院的建筑风格就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仿哥特式样，巨大地让人心慌。再加上我身边走进去的往往都是已经穿着法袍，有些甚至已经戴上假发的出庭律师（barrister）们，以四五十岁的中年白人老男人为主，都是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从正门进入法庭，首先还要经过安检，但一过安检门我首先就被大堂的气势所镇住：这里的高度堪比任何英国的大教堂，装饰也不逊色，地上是大理石，四周是橡木护墙板，中间则有两排公告栏告之每个庭审室所审理的案件，这里大概有上百个庭审室，不过并不是每个都有庭审。

当我七绕八拐终于找到那间庭审室时，才发现其实法庭并不很大。由于是民事案件的关系，只需要一个法官做裁决即可，不需要陪审团。法庭中央主要被三排长椅和长桌占据，双方的律师和当事人分左右坐在两排长椅上，而辩护律师则站在最前排的长桌后，他们的桌子上摆满了一大堆文件夹。他们前方则是书记官，再前面就是高起的法官桌和座椅。而参与旁听的公众、记者以及等待传讯的证人，则坐在一旁大约可容纳20人的旁听席上。虽然房间不大，却非常明亮，而且一边的墙还安装了书架，上面放满了法律文献。

开庭时间到，书记官宣告：“全体起立”，于是所有人都站起来，法官从一堵墙的后面钻出来，走到法官席，向大家微微鞠躬，我们也鞠躬回礼，然后大家坐下。庭审过程还算挺有趣的，原告试图证明老太太立下遗嘱的时候已经患上老年痴呆症，神志不清，无法判断她所拥有的财产的确切价值，所以遗嘱应当无效。而被告当然传唤了一个专家证人，以回溯诊断的方式要证明在遗嘱确立时她依然神智清楚。但那个专家证人比较喜欢说话，又不爱直接回答问题；不过原告律师从不打断她的话，往往都是法官听得不耐烦了，发话道：“到底是Yes还是No？请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原告律师非常具攻击性，逐点质询那位专家证人的证词，还逼迫她承认其他三位专家证人都表示无法确定老太太当年是否还意识清楚。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英国的证人发誓时不需要手按圣经或什么法典，只要照着一张纸宣读一下誓言就可以了。

在法庭上很清楚的一点是，法官的权威至高无上。庭审期间有人进出法庭时，在门口都要先向法官鞠躬，而法官则根本不用回礼。法官可以命令证人直接回答某个问题，不得拐弯抹角。当然法官也可以让任何人闭嘴，或者何时宣布休庭。由于英国的法官往往是由曾经非常资深的出庭律师出任的，所以我坐在那里就在想：为什么布莱尔之类的barrister会去从政呢？当了议员、大臣乃至首相，每天都要忍受报纸和公众的无数次攻击；可一旦坐上了法官，是如此威风，而且还受到社会公众的尊重。真是何苦从政呢？

在我看来这其实就是法制精神的精髓；法制精神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在立法阶段，社会各界都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公共议题的辩论和探讨之中来，让法律能够和民意及现实共融。在这个阶段，需要有对抗、需要有不同意见、甚至需要一点火药味，才能确保各方利益得到照顾——所以英国下议院的座席设计就是故意做成执政与在野两方面对面就坐，因为这样能够更容易引发冲突；而大部分国家议会里的设计却都是马蹄形，这样其实更鼓励的是合作而非对抗。此外，英国下议院的议席也故意设计得比议员人数少，房间很小。因为容纳不下所有议员，因为房间小，所以更容易争执，大家火气也更大，才有对抗性。在立法阶段，需要的就是这种冲突。

但在司法实施阶段，特别是在进入法庭审判程序时，法制精神则要求我们所有人无条件地接受司法的权威，信任法官、律师和所有涉案司法人员的公正、理性和专业，接受最终的任何裁决，无论该裁决是否合乎自己的喜好、利益。法庭的权威至高无上，任何不服从裁决的行为都是藐视法庭，这是很严重的罪行。所以英国的法官、律师们要穿法袍、带假发，现实出与众不同，给人造成一种权威感、恐惧感。法庭要设计地宏伟壮观，起到呵阻效果；法官的权威要得到体现，大家表现出对他的某种臣服——要鞠躬；而他的权力几乎是绝对的，在法庭内不受到限制。法制的这两部分，真正体现了英国法制社会的成熟。

请帖

我手里拿着一份请柬，是我所在的宿舍毕业生晚餐会请帖，我可以邀请一位老师来参加。我们宿舍总共差不多60个人，今年的毕业生有12个，与往年惯例一样，学年结束时总是由每位毕业生邀请一位老师来参加离别晚会，再加上Housemaster和House tutor（宿舍导师），差不多30个人大吃一顿。

让我感到有趣的是，即使每个人只邀请一位老师，即使学生和老师经过5年都已经那么熟悉，即使大家都住在方圆不超过一公里的范围内，而且即使晚会的规模不算大，英国人还是要印制好30份精美的请帖，用专用的带宿舍的徽章的请柬纸，“2007届XX宿舍毕业生共同邀请您参加毕业生晚会；6月27日星期一晚上7:30；请回复XXX老师”；再装进一个小信封，发送到每个老师的手里——就好像那本A Conci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for Lovers里面所说的那样，英国人所喜欢强调的“doing things properly”。

还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发给我封email要我做件什么事情，我也就随便回复他已经办好了，结果立即收到一封措辞严厉的答复——“亲爱的炯：我希望你明白，虽然email通讯方便快捷，但却并意味着你可以忘记基本书信礼貌。你毕竟不是在给你的朋友们传手机短信，所以下次答复时请务必加上给收件人的问候。你亲爱的XX。”原来我以为由于答复简短，所以直接就两行回复出去了，却没在开头写上“亲爱的XXX老师”，结果惹得那个老师很不爽。从此以后我每封email开头言必先称“亲爱的XXX”。

读书

回到英国后，马上感觉到和中国一种巨大的反差。今日的中国，毫无疑问的是世界的中心，一切的发展、一切最重要的东西，都要在这里发生。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作者在后记中把中国崛起形容为是当代“最伟大的神话”。那里形式一切大好，每天的新闻中总是听到沪深股市又攻下了新的高点，各个行业的成长都是在以百分之几十的增长计。持续了十多年的建设浪潮还在继续，不时就会路过已经围起的工地，街坊邻居时兴的话题也是周围那个地方又要拆了，哪条路又要打通了。

而在英国，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几乎是去年春天的翻版：阳光、草地、考试、板球，就是大家聊天的主题。小镇上哪里新建了栋两层小楼都可以成为报纸上的新闻。学校里的一切，好像几百年来就从未改变过，学生还是那么多，上的课也就这么十几门，有点单调，但却非常平静、不浮躁。

我总是觉得自己是极其幸运的，一方面因为自己能够在全世界最好的学校读书，碰到具有丰富生活阅历的老师和极高天赋的同学，在更大的方面来说还因为自己能够有幸做一个在旧文明中心学习的21世纪的中国人，这让我尽享两方面的优势：即可在毕业后赶上新世界的伟大发展，又可在学生时代静心读书，沉静在一个相对不太功利主义的环境当中。如果我现在在上海读书，我相信自己决不可能学到那么多有趣的纯知识。高速的发展往往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迫使大多数人尽快掌握实用的技能，尽速投入到激动人心的发展大潮之中。但在年轻的时候静下心来，抛开世俗尘土，陶醉在知识与学识之中，将来回忆起来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Capitalism with an angel's face

冷战时期共产主义的捷克有过一段时期的改革运动，即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这场运动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带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都已经走入历史了，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大获全胜的年代。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事实证明它们确实能够带动社会进步；但若从理论上来看，资本主义确是一种比较残酷的体制，它崇尚竞争，崇尚强者为王，崇尚自私自利，崇尚原始的自然法则，物竞天择。虽然市场经济并非一场零和游戏，自私自利当中也能促进共同幸福，而且纯粹的无私奉献其实也只能产生悖论，但有竞争就必定有失败者，而且这种竞争本身就是残酷的、不公平的。

自然界的法则就是竞争，但对于人类来说，我们却时常希望倡导合作互助，而非你死我活的争斗。大多数文化都提倡互助而不是竞争，无论是犹太-基督教文化，还是儒家文化；所有或至少绝大多数的宗教都把“友爱”当作基本价值观之一加以倡导。共产主义理想的本质也是友爱互助，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不是你抢我夺地掠取资源。然而现实是人类还远未达到资源富庶的地步，有限的资源还远远满足不了所有人几乎无穷的欲望；所以结果是，我们依旧离不开竞争。

但也许竞争可以以一种更为温和、友善的形式出现。刚刚到英国时，有一种反差非常强烈：即使是在超市里买东西，结帐时营业员都会主动和你打招呼；东西多、等待时间会比较长时，他们还会找一些话题和顾客攀谈聊天——你买的一本杂志封面上的某个标题、某个造型奇特的水果，都可以发展出一段随兴的对话，让你不感到等待的枯燥。这与中国那些板着脸孔上班的人有很大差别。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服务的态度，但在我看来这可能是更深层的文化差异。我不认为这种笑容、这种服务意识都是可以培训出来的，而是根植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之中。走在马路上时，迎面向我走过来的人都看到我，也时常都会自然地微笑，有时甚至还会打招呼，尽管我们谁也不认识对方，也互不相干。这也许就是基督教文化下的产物，博爱教育所启发出来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对陌生人的友善。

大概正是有了这一层包裹在残酷竞争外面的美丽的“壳”，资本主义才能够在西方世界如此地成功。大家都心知肚明地知道社会进步需要竞争，在理论上也不断倡导自由竞争，可在生活中，大家却避免撕破脸皮，而是以微笑和礼貌来处理人际关系。不太令人愉快的竞争关系总是不被触及，或者很快被遗忘，大家总是营造出一种平等友爱的氛围。相比之下，板起面孔做生意、拉破脸皮搞斗争的生存模式，可能促进了创新发展，却可能丢掉了文明。

在我看来，“文明”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这种礼貌、微笑。如果说这是虚伪，是掩盖残酷竞争的遮羞布，那么我宁愿承认，文明的本质就是虚伪。李敖有句名言说：“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被当今网络上的许多人奉为真理圣旨，并且通过言语的辱骂、批斗和对阵来身体力行。然而，如果真小人和伪君子的道德水准是一样的，伪君子至少还有意识到要裹上一层美丽的外表，这就要比不以丑陋为耻的真小人更文明。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丑陋的，通过“虚伪”的言行让它至少在外表上变得稍稍更美丽一些，也是好事一桩。跟看一场没有意义的足球场上的斗殴、网络上的粗口对骂比起来，我宁愿听余秋雨用华丽得不知所云的语言所堆积起来的一场演讲。

中国现在在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可能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张“人性的面孔”；也许我们要为它加上一张“天使的面孔”，让路上的行人微笑起来的面孔。

上海

在英国的时候我往往喜欢抬起头来看看夜空，因为以前从来没看到过在空中闪闪发亮的星星。我跟我同学们这样讲他们还笑我，“连星星都没看到过啊？”

是没怎么看到过星星，无论上海还是新加坡都不怎么看得到，未必是空气不好的缘故，关键还是高楼大厦太多，把天空都遮挡住了，再加上到处都是的灯光，所以偶尔看到那么一两颗，很少满天都是的闪闪颗粒。但我打赌英国人很少看到过那么多的高楼——从我家阳台看出去，四面八方都是数不清的高楼，在夜晚依然灯火通明。

这要比星星好看多了。

剑桥面试

昨天跟KL一起北上剑桥面试，他考数学，我考法学，过程还是很有趣的。

早上9点40分在火车站碰头，先坐火车到伦敦，然后再到King's Cross换搭到剑桥的火车。King's Cross就是《哈利·波特》当中所提到的火车站，哈利·波特就在这里的9¾号站台搭火车到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去；幽默的英国人还真的在这里的9号和10号站台间挂了块“9¾ Platform”的牌子。

我们的火车刚好在9B站台发车；我笑说这是好兆头，剑桥就是咱们的魔法学校了。

到了剑桥，走了半个小时才走到三一学院；火车站跟市中心离得可真够远啊！我们晚到2分钟，原本说门口会有学生会的人领我们去吃饭，现在早已没了人影；只得硬着头皮问问传说中超不友善的三一porters（据称他们每天最大的职责就是喝止游客践踏三一的草坪；只有三一的学生穿着学袍才可以在草地上走）；他给出了清晰的方向指示，我们就穿过巨大无比的Great Court（据称牛顿当年在这里做过什么光反射的试验，KL讲得头头是道，我是一句也搞不懂），来到了三一的Hall。这里也是巨大无比，应该要比《哈利·波特》电影中出现过的牛津Christ Church的Hall还要大，房梁是考究的hammerbeam。桌子都是长条的，大家都随便选位子坐下来吃饭。当然在此之前要自己拿盘子去选自己爱吃的。这里的伙食还是很不错的，有肉有菜有水果，还有甜点。连分饭的厨房人员也都像饭店里的服务生一样，穿白衬衫黑马甲还系领结。一般学生要按自己所选的食物付钱，不过我们就免费啦。最后那个收钱的老头挺话多的，我刚准备开口说咱们是来面试的，他就连连说“I know, I know”，然后就指示我说餐具在我后方。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只是条件反射地超他手指的地方走过去，他在后面不停地说“向前，向前，再向前”，特别好笑。

吃饱喝足以后，我们到指定的地方去报到。我俩的面试都比较晚，还有一点时间，所以由一个胖胖的学生带我们到图书馆去休息。我原想到三一的Backs去看看剑河，可那人居然告诉我说现在关闭了，游人免入。得，到传说中的Wren图书馆去吧。

穿过Hall，是另外一个中庭，图书馆占据了东面一侧二三层建筑，不过底楼是一个硕大空旷的走廊。这个图书馆是Christopher Wren设计的，外观很不错。但走到里面，书虽然很多，房间却因此而显得小且拥挤，而且大概是经过了重新装修，比较现代化，与外观不太相符。内观比不上我们现在的学校图书馆。那个胖子送我们到这里后就走了，我们两个于是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当中还碰到了另外一名同学。三一的图书馆可能是我所到过的最安静的一个图书馆，我们走路发出的声音都可以惹得所有人抬起头来看，有些还带有敌意，不愧是剑桥最学术化的学院！

差不多2点半的时候，我遵嘱又到报到的地方去领阅读材料；我要在面试前45分钟读完、做好笔记，然后准备和面试官讨论。要读的内容不是很多，让我有很多时间思考。约定的面试时间到了，我就拿了笔记到面试官指定的房间外，等他们出来叫我进去面试。

面试的有两个老师，都挺友善的；面试的房间也很宽敞，能够让人放松。里面摆着三张沙发，三人各坐一张，就像剑桥学生跟老师一对一地上课一样。面试过程还算顺利，自我感觉良好，一点也不紧张。他们问的问题也都还算容易，当中和我讨论了一下阅读的内容，形式上更像是在上课，面试官在引导我发现正确的答案，有点像苏格拉底传授知识一样，在问答之间求知。经历过了面试过程，才能真正了解到，那些花几千英镑去上什么面试培训班的人有多么可笑；面试更像是随意的聊天（主要有关我的personal statement）加上一堂短暂的讨论课。值得这样去大费周章地准备么？

面试完了之后，我再回到图书馆，等KL的数学面试结束。他的面试主要是做试题，他在面试前要做10道数学题，然后带进去交给面试官看；面试官挑出一些他做错了的题目，给一些提示，然后让他当场再做一遍。KL的数学是绝对顶呱呱的，他做对了7道题目；刚才一个同学跟我说，一般能够做对4道，就基本上算是被录取了。

我们俩都完了以后，已经6点多了；等了半个小时等开饭，然后再到Hall里享受最后的免费晚餐；吃完了就回学校了。

总结一下，觉得第一面试没有什么可紧张的，考官都很友善，不会当面出你洋相。第二这类面试也没什么可准备的，靠的是平时的积累。最后，三一学院确实是剑桥最好的学院，一切都大，很庆幸当时没听从很多人的建议，为了录取方便而选择一些很小的离开市中心不知道多远的学院。

体育和政治

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Why was there no Marxism in Great Britain，谈的是19世纪的英国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就是在资本主义的萌芽地英国考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深入调查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搞出了《共产党宣言》，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但奇怪的是，马克思主义从未在英国扎根；按理说这里是最早开始压迫的地方，反抗也就应该最早开始；但事实是，共产主义在英国根本没有号召力——左派的工党，在最激进的时候都从不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政党，最多只承认是社会主义。

这篇长41页的文章探讨的就是为何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影响力如此有限。里面谈到多方面的原因，包括英国众多的民间组织分散了工人们的集社意愿；工人阶级内部的派系分裂——有技能的工人与无技能的工人，所追求的利益不同，影响到工会运作；英国较早地实行了普选，给与了工人们以为他们有能力影响政府决策的幻觉；当时的宗教影响力量强大，每周的礼拜是所有阶层人士都会参加的，教会宣扬人格的平等与互爱，化解了阶级矛盾。

但有一段谈到英国的体育传统，指出体育精神也是促使阶级和谐的原因之一，非常有趣：

Elections had always been exciting and, if contested, recognizably part of the great British sporting tradition.The (partial) elimin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ccompanied the (partial) elimin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sport, and sport and elections remained consciously linked activities: thus the introduction into political discourse of metaphors borrowed from sport, a passion common to all classes --- [e.g.] "fair play" ... It was typical that Baldwin should have resigned in 1929, although the elections gave no party a majority, on the ground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unsporting" not to have done so. The effect of this was twofold: by emphasizing the play-element in politics and the rules of the game the sphere of political action was severely circumscribed; The fact that the rules were (on the whole) strictly followed made the need to contemplate alternatives even less pressing.

(Source: "Why was there no Marxism in Great Britain?", in McKibbin, Ross, The Ideologies of Class: Social Relations in Britain 1880-1950, pp.1-41)

所以说，民主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光移植表皮是无法在另一种文化当中存活的。体育精神源于英国人对体育的狂热，但同时又培养出了讲求公平、尊重游戏规则的性格；而当老百姓开始把政治当成足球赛来看的时候，又多了一些玩笑与轻视，少了一点追逐权力的野心和赤裸。陈水扁的死皮赖脸决不会发生在英国，因为这里的政客台面下再不要脸，台面上还是要讲究一些“体育精神”的。一次选举没过半就会主动辞职，何况被司法调查起诉了呢。

High hopes were once formed of democracy; but democracy means simply the bludgeoning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战争与国家

英国人是向来羞于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感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场合中，一旦说出“我爱我的国家”或者“我爱女王”之类的话来，旁边的人永远是皱眉的多过喝彩的。我在英国待了一年多，至今没在这里看到过一面米字旗；唯一的特例是去年世界杯的时候，但那时人们挂在家门口的，汽车顶上的，只不过是英格兰的圣乔治旗。

也许是过往的殖民历史，让这里的人们逐渐地、有意识地压抑了自己的爱国热情——翻翻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小说，对于国家的效忠在当时还是被看作是一位绅士必备的修养。但在帝国瓦解，王室中落的今日，国家的概念在英国人心目中，似乎是非常脆弱的。

但其实，英国人一直以许多特殊的方式在表达自己对国家的热爱。每年的11月初，大街上就开始出现许多胸口别着纸制罂粟花的人们；这是用来纪念在战争中阵亡的英国士兵的。1918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日，在当时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中，一共有70多万英国士兵丧生。当然，仅仅20多年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夺去的生命更多。

每年的11月11日，都是英国人缅怀过往英烈的日子。除了花50便士向照料老兵的慈善机构捐款，换来一枚罂粟花别在胸口上以外，在这一天的11点（即“每年第11个月的第11天的第11个小时”），人们都会放下手中的一切，默哀2分钟。在各地的纪念碑前，总会有人放下一个红色的花圈，表达思念。在各地的教堂，人们也会举行特别的弥撒，悼念死者；在军号奏起的那一刻，有一首诗每年都会在这时被人们吟咏：

They shall grow not old, as we that are left grow old;
Age shall not weary them, nor the years condemn.
At the going down of the sun and in the morning
We will remember them.

今天学校的周日晨祷，当然也是围绕着悼念战争中的死者这一主题展开的。请来的一位牧师，在毫无讲稿的情况下，就进行了一场非常庄重而浮华的布道。不过对我来说，意外的收获则是听到了一首词曲都非常悦耳的赞歌，《祖国我向你宣誓》（I Vow To Thee, My Country）。这首由一战期间的英国驻美大使Sir Cecil Spring-Rice作词、作曲家霍尔斯特（Gustav Holst，1874-1934）配曲的赞歌，是英国传统的爱国歌曲之一，据称也是戴安娜王妃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曲子。当时在礼拜堂的管风琴伴奏下，唱诗班领着大家一起唱起这首曲子，动耳的乐曲配上动情的词句，竟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感动。回来后我在网上找到了几个版本，虽然依然动听，却总觉得缺少了那种特别的教堂氛围。

与所有的爱国歌曲一样，也许这首歌只有在众人合唱时，才会有力量。

I vow to thee, my country, all earthly things above,
Entire and whole and perfect, the service of my love;
The love that asks no question, the love that stands the test,
That lays upon the altar the dearest and the best;
The love that never falters, the love that pays the price,
The love that makes undaunted the final sacrifice.

And there's another country, I've heard of long ago,
Most dear to them that love her, most great to them that know;
We may not count her armies, we may not see her King;
Her fortress is a faithful heart, her pride is suffering;
And soul by soul and silently her shining bounds increase,
And her ways are ways of gentleness, and all her paths are peace.

（中译：我向妳起誓，我亲爱的祖国，
我愿在你面前献上世间的一切，
那是全然完美无缺的，就是我对你奉献的爱；
那是不问任何原因的爱，那是冲破试炼的爱，
那是献在祭坛上，最诚挚最美好的爱；
那时一种永不凋零的爱，那是诚愿付上一切代价的爱，
那更是毫无畏惧最后牺牲的爱。

更有一個遥远的国度，是我许久以前就听说过，
对爱她的人来说那时最亲爱的故土，对知道她的人来说是最伟大的祖国；
我們数不清她有多少精兵，我们见不着她的国王；
她的堡垒是由忠诚的心筑起，她的荣耀赋予苦难，
在宁静之中一个又一个的忠灵为她的疆土开拓，
她的道路是谦和之道，引领至最终的和平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