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LSE

六十年前的1月30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泰斗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的学术演讲。在其中他提出了关于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有趣比较：当两者在历史上都面临着物质资源匮乏、稀缺的问题时，中国和西方文明的解决方式是不同的。中国人是从人的内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儒家教导人们要“知足常乐”，去自我调试以适应环境；而西方人的解决办法则是尽力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想方设法改变周遭的环境而非人自己。两种文明不同选择的结果，是西方更注重自然科学与技术，不断扩展并首先进入了工业时代，将物质匮乏改变为今天的物质丰富，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而中国人呢，却只是人口不断增长，土地渐渐无法负荷，造成生活水平的下降，在物质上落后于西方。联想到经济学第一课，关于“稀缺性”（scarsity）和“欲望”（want）的关系，确实可以印证他的说法。

不过费孝通并为就两者的不同做出价值判断；相反，他在演讲的最后提出了非常有意思的思考：西方人在不断追求满足自身欲望的同时，也并不是只带来进步，而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是贪婪带领着西方向海外殖民，对世界其他民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是欲望导致了连年不断的战争，并最终让人类掌握了自我毁灭的技术。而中国虽然在科学技术、经济水平上落后西方许多，但在与西方文明正面接触之前，中国人在战争上所消耗的物质资源却也小得多，更“没有贻害别人”。直到今天这种趋势依然可以被清清楚楚地看到：美国到处穷兵黩武，积极地以武力维护、扩展自己的利益；而中国更倾向于以和平的手段处理国际关系。这其中除了两国国力差距的因素之外，文化大概也是重要的一环。

这篇文章给我的启发是，中国要成为更有影响力的世界强国，就必然需要在文化上对外输出、做出贡献；而中国人几千年来在处理社会组织上的经验，将越来越有借鉴作用。西方人对外扩张、不断试图改变自然环境，在过去两百多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现在却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过去的西方能够向未知的地域扩张、掠夺资源，但今天已经没有未知的领域能够继续探索，自然资源在迅速减少，而且无限扩张的结果只能引起其他地方人民的反抗，导致武力冲突（如911事件）；另一方面，自然界也越来越难以承受人类无限的欲望，环境恶化、土地减少，人类也许最后还是需要部分回到中国古人的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态上来，控制住人内心的那个欲望的魔鬼。如果中国能够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宣传给世界的话，那将是一个远比“自由民主”之类的美国价值观更深入、更具参考作用的文化价值。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我是在60年后的2007年、坐在飞往伦敦、到政经学院报到的路上读到的。而在费孝通当年这篇演讲发表的同一个月，另一个长着东方面孔、后来的名气更为响亮的华人，刚刚离开了伦敦政经学院，到了剑桥继续深造——他就是李光耀。李光耀在LSE只待了2个月，但却在这里受到了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当年的LSE是费边社会主义思潮的摇篮，年轻的李光耀当时也被这种思潮所吸引。虽然他后来的政治立场看似已经彻底和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了，但其实他在关键的一点上，与社会主义者们是共通的——即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势的政府，由政府而不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来主导经济。只是李光耀选择了间接而非直接的手段来介入经济运作，但背后最强大的力量依然是政府；难怪新加坡的经济模式被许多人形容为“国家资本主义”。坐在飞机上，联想到60年前伦敦政经学院的两个人物和他们的思想，着实很有趣。

真知灼见

“别以为GCD是傻瓜，中国GCD恰恰是玩大众民主的顶级高手，从发动群众到统一战线，从精心组织到广泛宣传，从秘密斗争到公开斗争，从武装斗争的到 非武装斗争，从最基层的工作到最上层的工作...，全都是人玩过的，玩剩的。在一个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可避免的发展时期，如何进行有效的疏导与控制，如何进行自我完善与变革，GCD也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

——《美国，和俺们现在相当的时期》

而且，掀翻了它对谁也没好处，当然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卒除外。说实话，回顾中国近代历史，除了共产党还真找不出一个能够能够把国家团结起来的人或党；难怪记得有人说章诒和笔下的那些民主党派受迫害者，本质上都不过是失意政客，斗惨了以后都成英雄烈士了。

还是李敖说的对，拥护共产党，然后骗他、哄他、逗他、吓他，让他为人民服务嘛。至少比全球到处煽风点火却无力收拾残局的美国人可信赖一些。

What is Reasonableness?

剑桥面试的时候，那个教授不断强调的一个词，是段法律条文中的“reasonable”。在John Finnis的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里面，作者不断强调的一个关键词，也是“practical reasonableness”。Finnis指出，英美普通法系里头，没有什么“自然法”，所谓的natural law，讲到底就是人们的那点实用理性，那点合理性。

当初最吸引我的，也就是法律的这点reasonableness。reasonableness不仅仅是理性，还要合理，以人为标准，不钻牛角尖。 什么是合理？合理就是不要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有些东西是什么与生俱来的，老天给的，100%不可侵犯的。Finnis的这本书，就是从合理的、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阐释法律、公民权利和社会秩序的益处，而不是用一些诸如“天赋人权”之类的空洞口号，来捍卫一些所谓的普世价值观。

Finnis显然是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巨大影响，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自我价值，以及实现这些异同价值的方式。全书也是由此展开的：作者首先遵循英美经验主义哲学家们的传统，重点阐释了什么是“self-evident”、什么是“intrinsic good”，这些无法证明、或者不证自明的基本价值。要维护这些价值，不可忽略的是人的社会性；要保证一个由人所组成的群体，为了实现其成员各自的自我价值实现，需要维护“共同的善”（common good），这就需要一种“威权”（authority）。权力并不必然就是坏的，是需要防范的——真是如此，我们就不需要政府、更不要现代化了；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农业社会，才是美国开国元勋们当初所向往的天堂之国啊！回到过去不就好了？

事实上，之所以有政府的诞生，之所以随着现代社会的越趋复杂，政府职能也在不断扩大，原因也正在于，这样一种权力的集中，根本上是有益的。当然一个随之产生的问题，使如何协调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组织与个体的关系——这是全书的主题，但也更是所有社会永恒的主题。

体育和政治

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Why was there no Marxism in Great Britain，谈的是19世纪的英国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就是在资本主义的萌芽地英国考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深入调查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搞出了《共产党宣言》，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但奇怪的是，马克思主义从未在英国扎根；按理说这里是最早开始压迫的地方，反抗也就应该最早开始；但事实是，共产主义在英国根本没有号召力——左派的工党，在最激进的时候都从不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政党，最多只承认是社会主义。

这篇长41页的文章探讨的就是为何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影响力如此有限。里面谈到多方面的原因，包括英国众多的民间组织分散了工人们的集社意愿；工人阶级内部的派系分裂——有技能的工人与无技能的工人，所追求的利益不同，影响到工会运作；英国较早地实行了普选，给与了工人们以为他们有能力影响政府决策的幻觉；当时的宗教影响力量强大，每周的礼拜是所有阶层人士都会参加的，教会宣扬人格的平等与互爱，化解了阶级矛盾。

但有一段谈到英国的体育传统，指出体育精神也是促使阶级和谐的原因之一，非常有趣：

Elections had always been exciting and, if contested, recognizably part of the great British sporting tradition.The (partial) elimin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ccompanied the (partial) elimin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sport, and sport and elections remained consciously linked activities: thus the introduction into political discourse of metaphors borrowed from sport, a passion common to all classes --- [e.g.] "fair play" ... It was typical that Baldwin should have resigned in 1929, although the elections gave no party a majority, on the ground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unsporting" not to have done so. The effect of this was twofold: by emphasizing the play-element in politics and the rules of the game the sphere of political action was severely circumscribed; The fact that the rules were (on the whole) strictly followed made the need to contemplate alternatives even less pressing.

(Source: "Why was there no Marxism in Great Britain?", in McKibbin, Ross, The Ideologies of Class: Social Relations in Britain 1880-1950, pp.1-41)

所以说，民主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光移植表皮是无法在另一种文化当中存活的。体育精神源于英国人对体育的狂热，但同时又培养出了讲求公平、尊重游戏规则的性格；而当老百姓开始把政治当成足球赛来看的时候，又多了一些玩笑与轻视，少了一点追逐权力的野心和赤裸。陈水扁的死皮赖脸决不会发生在英国，因为这里的政客台面下再不要脸，台面上还是要讲究一些“体育精神”的。一次选举没过半就会主动辞职，何况被司法调查起诉了呢。

High hopes were once formed of democracy; but democracy means simply the bludgeoning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