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

越来越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被天气左右情绪的人。短暂的阴霾已经过去，伦敦这几天再度放晴，中午穿过Lincoln's Inn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一片绚烂的色彩之中，生机勃勃。新的花朵已经绽放，老树迫不及待地长出嫩芽，四季翠绿的草地也终于挣脱了枯叶的束缚，把绿色带回给大地。

耳边传来庄严的钟声。看了下表，正在纳闷是不是时间出错了，就听到身旁两个陌生人的对话。

“对不起，请问您知道这钟声为何而敲？”

“哦，应该是有一位会馆的成员去世了，为他敲的丧钟。”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丧钟，却是在那么美的情境下。那声音与周围的环境其实还挺契合，宁静庄严，却不带过分的悲伤。我想起西方电影里那些葬礼的情景，也像这样庄严肃穆，至多再有一丝感伤，但绝对看不到嚎啕的大哭和过度表现出来的伤痛。

眼前的阳光和画面代表的是生机，而耳边的伴奏声却代表着死亡。但这两者可能并不冲突。有生命就必定会有死亡，快乐和忧愁也总是有交替轮回，这样的搭配才让生活变得美好。陷入任何一种情绪之中难以自拔，过度的快乐和过度的悲伤，都不是面对生活的正确态度吧。

另：听到丧钟和那段对话，不禁想起17世纪英国神父约翰·唐尼（John Donne）的一段著名散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 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Meditation XVII, from 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

李敖曾经把这段文章当作一首诗来翻译：

没有人能自全，
没有人是孤岛，
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要为本土应卯
那便是一块土地，
那便是一方海角，
那便是一座庄园，
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冲走，
欧洲就要变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减少，
作为人类的一员，
我与生灵共老。
丧钟在为谁敲，
我本茫然不晓，
不为幽明永隔，
它正为你哀悼。

蛮有“感觉”的一首诗，海明威的一本小说《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的名字，也就来源于此。

图书馆·油画

早早地吃完午饭，躺在Shaw Library的沙发上看The Guardian（对，心情不错的时候我也会看看左派刊物的），偶然抬起头，就看到前方穿越那一排排没有质感的塑料座椅，窗外的阳光懒洋洋地撒进来，把书架上的书衬托地更加鲜艳。

我不禁想起Winchester的那个图书馆，那是我去过的最漂亮的图书馆了，从地板到天花板全部的木质结构，人少（大部分时候应该是完全没人）、安静、昏暗、书香弥漫，每当阳光洒进来，那光线明暗的对比强烈到让人会产生幻觉，真以为是在人间仙境了呢。一直觉得漂亮的图书馆一定不能太大、人气不能太旺、窗户不能太多，带点阴森森的感觉就好。按这个标准来说，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也很不错，知道的人少到当年差点就为了造地铁要把这个传教士留下来的古迹给拆了。图书馆的人一多，就有变成菜市场的感觉——比如LSE的主图书馆，那里缺少了一种沉浸在知识海洋当中所应有的那份平静和安宁。Shaw Library人不是太多，可太大，大到房间中央都可以放上十几排的塑料座椅，供人来听每周一次的午间音乐会。

不过Shaw Library让人注意的是墙上挂的一排排前任LSE校长的油画像。LSE是所满左倾的学校，可还像传统的英国学校那样保留了给校长作画的传统。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幅幅油画，那里面的主角们有的严肃、有的轻松、有的死板、有的亲切；有穿着最正式的礼服坐在书架前让画家记录下来的校长，也有卷起袖管摘掉领带站在那里发表激昂演讲的校长，这其中的反差很是有趣。

我看着这些风格迥异的人物，突然感觉到这也许就是油画的魅力。油画不可能像照片那样忠实地记录下所谓最真实的世界；但它是一个让人通过特殊视角来看世界的窗口。画家有更大的自由度，展现他的那个视角，展现他所看到的那个世界。有时候什么是真相是很难或者根本无法被发掘的，有时候什么是真相根本是不重要的——因为那所谓的真相也许太复杂，根本就超越人类的理解能力。赤裸的真相也可能是很丑陋的；但也许从某一个视角看出去，真相也可以变得美丽、变得有希望、变得亲切。

我觉得其实不只是画家，历史学家、政治家、金融家、小说家，几乎所有的行当，优秀的人才都是那些能够发现独特视角、从不同的角度切入问题的人。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完整的答案，因为这肯定是超越个人的能力范围的；要追求的应该是与众不同、出乎意料的解答、阐述。世界那么大，我们反正都是在盲人摸象，不如找个不一样一点的、没人到过的地方试试吧。

不可捉摸

星期四课少，上完了又不想再待在学校，中午就赶回家。路过Lincoln's Inn，发现很久没有好好看到过阳光照耀下的Lincoln's Inn了。两个小时前路过这里去上课的时候，天空还一片阴霾，刚出来的时候居然还滴着毛毛雨，让我以为又要下大了呢，还特地再跑上去拿了把伞。只是两个小时之后，天空居然阳光明媚了。伦敦的天气，就是这样不可捉摸。

当然生活中不可捉摸的事远不只有天气。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以为我们非常确定，结果却往往出乎意料。大部分情况下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这种不确定性，可说实话这些不可捉摸的事大概才是让生活变得有趣的东西。如果什么都可以确定，都可以预测出来，那应该是很无聊的吧。这世上若真有料事如神的算命仙人，活得也应该已经很不耐烦了。

最后的胜利

那么快就已经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好像就已经近在咫尺了。我还记得我看的第一本课外书，就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夕爸妈给我买的一本《百年奥运》，那次正好是现代奥运会百周年。那本书后来被我翻得封面都掉下来了，有一段时间我能把历届奥运会的主办地都倒背如流。奥运会是我看这个世界的第一个窗口。

往大一点的方向说，奥运会对中国人也是一个看世界的窗口、一个把全国凝聚在一起的力量。80年代的中国是民族自信心低落的时候，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列金牌榜第四，却让人振奋。那时的中国也是相对封闭的国家，许多人是通过看奥运会的转播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到了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那种举国欢腾的景象更是少见。

北京奥运对中国的意义，从申奥成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很多人不断提到过了。而我觉得，这里的象征意义不只限于中国的崛起。1896年的奥运会，满清政府收到了参赛邀请，却不屑回复。当年的中国是一个已经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以及更具羞辱性的甲午战争的中国；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帝国，却依然保持了一种唯我独尊的心态，不屑参与或者了解洋鬼子搞的玩意儿。

一百多年后的中国，却以能够申请到奥运会的主办权为荣；在筹备的全过程中，中国人以“国际化”、“国际水准”之类的东西来要求自己，重要场馆的设计全部在全球招标，最终采用的方案也都是外国设计师的作品。中国已经没有了以往的傲慢，而是急切地要融入这个非常西方化的世界。

其实奥运会本身也就是西方文明的象征。奥运会源自古希腊，那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源头之一（另外两个是古罗马和希伯来文明），也是近代以来西方人最推崇的文明，因为它代表了人文主义和科学探索的精神。1896年法国人顾拜旦创办现代奥运会，也就是为了弘扬这种古希腊人文主义精神。体育竞技，一直以来也是好战、崇尚武力的西方人所醉心的东西。到了80年代，主宰世界的美国人更是把奥运会演变为一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业盛会。

所以那些至今还在以人权之类理由反对北京奥运的西方人，其实根本没搞懂北京奥运会的意义。当超过90%的中国欣喜地迎接奥运会的时候，这所体现的其实是中国人正在急切地接纳曾经被他们唾弃了100多年的“蛮族”文化，这标志这西方文明已经成功地征服了13亿中国人，这是利玛窦、汤若望、马礼逊等等无数西方学者付出了巨大艰辛、尝试了几百年都没有做到的事。如果文明间真的有冲突、真的是不断竞争的关系的话，那北京奥运其实就代表了西方文明最后的胜利。坚船利炮没有让中国人屈服，奥运会却倒实现了和平演变。老外们，你们应该高兴才对。

民进党怎么办

民进党立委选举大败，看陈水扁讲话辞党主席，这家伙放出少有的低姿态，和以往嚣张的气焰真是判若两人，很好笑。民进党大败，当然一方面有新选举制度所造成的放大效应，但也算是台湾人近几年来少有的几次头脑清楚的选择，即使是在陈水扁的台南县市，民进党赢得也很危险，整个南部还被国民党抢走半数席次。虽然民进党得票比例看似只比上次立委选举下跌4%，但这次因为主要是两党的选举，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的混战，所以更好的参照标准似乎应当是2004年的总统选举——那次陈水扁拿到了半数选票；这次只有37%。

选举还没完，总统大选还有两个多月就要举行，但民进党目前看来翻盘的机会不大。我很好奇民进党的支持者在选败之后会如何对待陈水扁——他们会像2000年的国民党群众一样，把他们的太上皇斗下台吗？一个李登辉，当初几乎搞垮了国民党；今天的民进党，好像就被一个陈水扁搞得快崩盘。陈文茜邀请许信良上节目来讨论，许前主席听得出来都不是非常高兴；虽然都离开了民进党，毕竟自己参与创立的政党输到这么惨，感触应该很深。陈水扁若是比照李登辉的下场，下台之后，最先要审问他的，恐怕会是他自己的支持者。

美的发现

出去玩的时候，时常会拍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照片。那些画面在照片上看起来令人窒息地美，可实际上身临其境时却可能还没那么漂亮。这是因为你的照相机发现了你的眼睛所没有看到的美。

我现在开始觉得，艺术不仅仅只是创造美，还是发现美的过程；艺术家也不只是美的创造者，却同样也应该包括那些美的发现者和探索者。很多东西的美是隐藏着的，或者说是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才能发现得到的；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世界，发现世界中的美，然后再将这种美展现出来的人，也是很了不起的。

要当一个美的创造者还是需要一点天赋的，不是每个人都成得了莫扎特或者达芬奇；可是发现美只需要一个人更细心一点，更敏锐一点。从身边的人事物中不断寻找美丽的成分，也会让生活快乐很多吧。

真诚最重要

和一个美国人吃饭，聊到小布什，一句话是我不曾想到的：“小布什是个很好的人，但老是做出错误的判断。”

很多美国以外的人都像我一样，看不起小布什，觉得他傻，愚蠢，搞不懂为什么美国人会选他。记得2004年大选的时候，有人做过一个调查，发现80%的欧洲人都不支持小布什，可美国人却偏偏还是选择了他。我当时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喜欢布什，结论只能是因为美国人也都跟布什一样傻。

可是我面前的那个美国人，却开始跟我说起美国人的特性来：他们确实都没见过什么世面，不像欧洲人那样满世界跑，大部分人确实可能都不知道中国在地图上的哪边；但美国人很真诚、热情，而且勤奋努力；总之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这是一个很淳朴的民族。

眼前的那个美国人继续向我抱怨欧洲人的狡猾与冷漠，还有他们的精于算计。我突然发现她说得有点道理。美国人大概确实都有点傻，可也正因为他们的傻，才使他们天真善良。美国人真的很像中国的农民，像《天下无贼》里的那个傻根，傻得有点可爱。英国人讲究礼貌礼仪，美国人可能显得粗鲁；但也有太多英国人在华丽的礼仪后面，掩饰的是傲慢与谨慎。而美国人却更可能诚心诚意地和人交往。

其实这种真诚可能是比智慧或礼貌更难能可贵的东西。当一个人读过太多书、见过太多世面后，往往可能丢失了这种真诚与单纯，而开始变得功利、傲慢。欧洲就像是一个经历了太多的中年人，多了许多算计；美国呢，倒还有很多人保持了年轻人的那份纯真、天真和理想主义。保持风度和礼貌总是能让陌生人感到自在，但真要当朋友的时候，还是真诚最重要。

大学生

进了大学，人的社交圈会扩大许多，形形色色不同人等，大家都会打个照面，这点与以往是很不同的。我自己的求学过程还是很复杂的，数一数的话好像上了三个国家一共六七所学校，才最后进了大学；但即使如此，我所能接触到的同学依然很有限。不是说我所认识的同学数量少，也不是说他们都一样——中国、新加坡和英国的学生，性格和文化都完全不同。问题是，我感觉在每一所学校里，大部分学生都有着许多共同的家庭背景，这使得大家在校门内外的聊天或游戏，也都有一些固定的形式。所以对我来说，好像每所学校内的学生相互都是差不多的，虽然学校与学校、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别可能很大。

大学的体验则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人，会聚集到一个地方，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特色。有人爱玩、有人努力、有人聪明、有人无知；有人爱读柏拉图，有人只看时尚杂志；有人天天泡吧唱K，有人成天闭门读书；有人爱谈政治，也有人只讲黄色笑话。大学让人的视野开阔了，不仅仅因为那些教授和那些无聊的教科书，还因为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可以天天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干坏事而不被管闲事的父母和老师教训和约束。

对我来说，这些经验都是正面的。在学校里和老师谈一个小时的哲学很好玩，和同学喝酒寻欢看人发酒疯也是一种乐趣，特别是这其中还常常会有不可预见的收获。我曾经一直觉得伦敦和泰晤士河没有什么美丽之处，直到那天凌晨走在河畔，看着空荡荡如死城一般静寂的伦敦，我突然觉得这里还是很美的。这种奇特的美是我绝对想不到、也绝对不会自己去主动寻找的，如果没有人和我同行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大学的价值之一——接触许多人，也许是一些看上去很讨厌的人，也许是一些一辈子都不想碰到的人，但在不经意间他们会带给你一些你没有想到过的收获，无论是他们有意带来的，还是无意间你自己发现的。

开放社会

一个国家思想上的包容、言论上的自由开放，往往是与她的繁荣昌盛同时出现的，但这到底是国家强盛的因还是果，总是有很多人喜欢争执的。当然傻瓜都知道对于此类问题，最好的回答永远是“两者兼而有之”，而且这也其实是事实；但我最近一直觉得，也许民族的因强盛而提升了的自信心，应该是一个社会能够自由开放的重要原因；至于其政治体制，和包容性的关系也许并不那么密切。

一个国家自信于自己的体制和发展进程，就会容忍批评和不同意见，特别是当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观是占据主流的时候。美国可以标榜自己是言论自由的国家，而且事实上她所拥有的自由言论空间也确实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但问题是，美国人（或者更广义地来说，西方人）自己首先掌握了这个世界的话语主导权，世界上绝大部分主要的媒体都是说英语的美国媒体，美国价值观即使不被全世界接受，至少也是最被人们所熟悉的一套价值体系。他们的观点在言论自由的市场上，是领导者，所以他们当然支持言论自由了；一场游戏里的赢家，哪会不支持现行的游戏规则呢？

当然美国人、西方人并不一直是这样占据了言论主导权的。20世纪初中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言论的主流，苏联和各地的共产党宣传机器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更“进步”力量的代表，在全世界各地，共产党的言论开始占据上风；而结果是什么？——大部分今日标榜为自由民主开放的国家和社会，当时都不遗余力地打击共产党，封杀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乃至彻底禁止共产党集社。连受到共产主义影响最小的美国，都一度有过不光彩的麦卡锡主义。

今天西方世界当然不再打压这些左倾言论了，因为这些言论已经没有了威胁；相反，他们开始重新提倡言论自由、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并且指责中国不遵守这些游戏规则。我虽然认为中国今天已经强大到应该有自信来容忍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即使是无理和无聊的批评；但我有时候还是忍不住会觉得，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的偏见、恐惧和不怀好意，确可能对中国造成威胁，也让许多人会觉得有必要来“封杀”某些言论。当一个国家觉得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是有可能有这样的反应的，而这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未必很大。看看台湾吧，这个标榜自由民主的小岛，不允许大陆电视台落地，甚至连凤凰卫视都不让；这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小岛，甚至还不允许大陆记者驻点采访。另外，台湾人进出大陆自由，大陆人到台湾却手续繁琐，而且台湾到现在甚至连通航都还不愿意。原因与中国自己的一些顾虑其实一样：自己是弱势，更需要自我保护。

我们当然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更为包容、自由的社会中，可这与一个民族的国力和自信心又是紧密相关的。越弱小的民族，越害怕外部世界，越担心自己的社会秩序被人颠覆，也就越排外、越不自由。中国人传统上其实一直都非常包容，对各种宗教、哲学思想都能够接受或者至少和平共处，因为中国一直以世界中心自居；对思想自由的打击更多地发生在西方，因为那里长期以来面临了来自阿拉伯人、蒙古人等东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今天西方的自由开放，一方面当然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的繁荣；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主宰的关系。而现在中国其实也是如此，我觉得只要中国继续强盛下去，自信心继续增强的话，社会也只会越来越开放、包容。谁说民族主义就一定是狭隘的呢，当民族主义成为一种自信，它就是包容的力量——看看美国吧，这个全世界最自恋的国家，不就是最自由的么。

对中老年人的期许

下这个标题，有点讽刺的味道。年轻的岁月应该算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但唯一有些不爽的是总有一些中老年人喜欢时不时地给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指点迷津一下，抑或是发一些关于80后的牢骚（我不幸生于80年代后期，这意味着我还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听到社会上关于批判80后的声音了）。中老年人爱教育人，年轻人往往都懒得搭理，因为我们有太多其他更值得做的事情，不像中老年人只剩下发牢骚了；中老年人总是告诉我们他们对我们的期待，我们则从不对他们寄予任何厚望，因为他们的时光已经所剩不多，没什么可期许的。

想到写这篇文章，主要是前几天看到陈文茜在北京，接受一些媒体的访问，她在言谈间流露出的对年轻人的赞赏，让我有点感叹。台湾的另一个节目主持人蔡康永也曾自称是“少年沙文主义者”；这两个人大概是华人文化圈里少有的能够带着人文关怀来看待年轻人的长辈。李敖当年也是凭着一篇锋芒毕露的《老年人与棒子》，开始闯荡台湾文坛；只是当今年过七十的李大师，也开始和他自己当年笔下的那群“老而不死”的家伙们一样，开始喜欢对年轻人摆起架子来了，而且“落了伍还死活不承认他落伍”——对此，28岁的、激进的李敖对72岁的、连电脑都不会用的李敖有个很精辟的词来描述：顽固。

NIPM以前经常谈到他自己的孩子，和他曾经管过的那些13-17岁的年轻人。我记得我很喜欢他谈论那些比他年轻了一整代的、在他眼里可能只是小屁孩的人时的那种语气语调：不是批判、不是失望、也不是说教，而是一种好奇与局外人的口吻：一方面是对两代人间的差异感到好奇，另一方面又以一种庆幸乃至带一点幸灾乐祸的神态看待今日年轻人所要面对的、他自己曾经面对过的那些相同的挑战与麻烦。但我喜欢他那中置身度外、事不关己的态度——他观察着这些年轻人，但不会去告诉他们人生的“捷径”，不会怀着那种忧国忧民的无聊心情去急切地指出年轻人的不足和失误。事实上，他很清楚有时候他自己作为Housemaster的职权会要求他自己成为那些年轻人所讨厌的对象，他对此也是乐此不疲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带着点娱乐的心态看着年轻人是如何对付他自己这个“老顽固”的。

我发现很多英国人也都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小孩和年轻人的：两代人的生活往往可以做些对比，找出许多好玩的差别出来；而长辈们更多了一个乐趣，就是带着点幸灾乐祸的心态看着年轻人如何做他们曾经做过的挣扎、如何犯他们曾经犯过的错、如何出他们也曾经出过的丑；当然他们也很喜欢行使一些自己手中的小小权力，给年轻人制造点小麻烦——毕竟这些人为的麻烦他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也都碰到过，也都吃过他们的那些长辈们的苦头。但他们不会太多地介入这群年轻人的生活，他们不会告诉年轻人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处世、怎么做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灿烂生活，才懒得去把年轻人管得太多。

可惜今天中国大多数的中老年人没法以这种处之泰然的心态来看待成长中的年轻人。总有游手好闲的社会贤达专家学者喜欢来关心年轻人是否“精神缺钙”之类的无聊问题。要说缺钙，80后的一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不缺钙的一群了，无论是从骨质还是从精神上来说。80后长于物质丰富年代，牛奶喝得多，也许中老年人走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多，但我们喝过的牛奶绝对不比他们喝过的牛奶少。至于精神上，80后成长于中国思想、政治、文化最为开放和活跃、信息也是最丰富的年代。国内外一批右派反华人士总是爱说今天中国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自于政府从1990年代开始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得了吧，别把年轻人当傻子，说得好像80前都是读美帝的教科书长大的。80年代的大学生们除了《新闻联播》以外大概也就听听《美国之音》，反正都是一堆蛊惑人心的政治宣传，只是立场不同而已。今天的大学生面对的却是丰富得多的环境；精神上来说，今日20岁的大学生喝过的奶，大概比中老年人20岁时喝过的水还多。

我不想否认年轻人身上的诸多不足和缺点，但只是觉得中老年人没有必要、恐怕也没有资格来告诉我们路在何方、路该如何走。你们的指点迷津，更多地只是适合今天你们所主导的这个社会；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存法则与生活方式。社会总是在变化中的，把30年前的那一套处世法则用在今天，总是行不通的；所以今天的这一套，也就给你们自己留着用吧，不必传授后人。更何况，在错误中学习与成长，本身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可不要像中国男足那样踢假球，一上来就已经知道人生的全部答案与结果；我们更享受过程中的乐趣。中老年朋友们或许应该学会两件事：第一，享受你们自己的生活，少管点我们的事；第二，最好站远点，别挡着年轻人的路了——这也许算是我对中老年人的一点期许，但更多的只是自己的一点小牢骚；毕竟还是英伦谚语最贴切：老狗学不了新技（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不指望中老年人能改变态度，只是年轻人也不会太在乎中老年人对他们的评价和“期许”。

保守：立场还是观念？

我发现自己在许多事情上的立场已经越来越趋向保守了。今天早上和一个同学聊起英国的报纸，我说我最喜欢看的还是《泰晤士报》（The Times），毕竟是老牌子，做新闻也更严谨仔细一些，不像那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总是散步些小道消息，而且老是把所有中国国企或政府资助的学术机构、研究机构里的那些人统称为“中国官员”，不知是故意还是彻底无知，无论哪个都很可怕了。那个同学指出这两份报纸都是保守派的，“那么《卫报》（The Guardian）怎么样？”我听见我自己的回答竟然是：“他们太左了，我不喜欢。”我记得我刚到英国时，《卫报》的一则宣传广告就首先让我心冷了一大截：《卫报》编辑部竟然整版宣传“反对国民身份证（National ID）”。在国家早已能够轻而易举取得任何一个国民的私人信息、统一的身份证件又能够为公共服务提供诸多便利的今天，这种反对显得幼稚而荒谬，但却不幸正是今天的左派们最爱嚷嚷的议题。

当然老同学AM很早就已经点出，“你其实是个大保守派”。但我自己的分析是，“保守派”的定义经常混淆立场的保守与思想的保守。我应该承认自己对许多事情的立场和看法确实趋于保守——保守到以致于今天的我竟会认为宗教在历史上发挥了更多正面的影响，以及为死刑制度辩护；这可都是那些“进步人士”阵营里反对意见早已高度统一的两个议题。如果保守派、自由派、左派、右派是按立场划分，我承认我属于Howard Davies所谓“怎么还会存在”的保守派阵营。

但保守派的“坏名声”更多来自于把“保守”和人的思想联系起来，好像保守派都是一帮思想顽固不化、拒绝接受新观念的人。可问题观念保守与立场保守未必有联系。观念保守就是教条主义（dogmatic），固守原有的立场不肯改变，即使是在大量事实面前。当启蒙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观念和立场的保守当然是重合的，都是代表旧制度的那一套。可问题是20世纪历史的一个重大主轴，就是证明了那帮所谓“进步人士”的一套，也未必行得通，甚至可能引起更大灾难。所以今天的“保守”，应该要细分是立场保守——即更注重传统，注重人类文明几千年多多少少遵循的那一套秩序，还是观念保守——即坚持自己原有立场，拒绝改变，拒绝承认变革的失败。所谓进步派，也有太多保守教条人士，最好的例子是中国文革后存在的一批反对经济改革的人。他们的立场其实是最“进步”的——共产主义；但他们的思维却是最保守、最教条的，因而对现实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了也拒绝承认失败。

我认为我立场虽保守，思想绝对比校园里那帮激进“进步”的同学开放。在这个始终高举费边主义大旗的左派大本营里做到不随大流地玩“进步”、不赶时髦地接受主流思想，已经说明了我的不保守啊。

法律

在Winchester的时候，许多老师都认为在大学阶段读法律并非一个好主意；甚至一些到学校来介绍律师生活的律师们，也鼓励我们大学毕业后再读法律。在美国，法律更是只有在取得本科学位之后才能攻读的专业学位。

不过一个星期的课听下来，我反而越来越觉得法律本科并不仅仅只是一项专业技能的训练。这当然部分是由于法学包括了许多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内容——比如司法制度的起源、与政府的关系，乃至更基础的社会组织方式等内容。这部分的内容也是我在开始学习法律之前自认为将会最感兴趣的，即法律的哲学基础。

但事实是，第一周的课程中最吸引我的，反而不是这些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或洛克的法学、政治学理论，而是看似最实用、最不涉及理论的刑法。当然刑法课最初当然也会涉及部分宏观的、基础的理论；但更有趣的却反而是案例研究。吸引我的其实是那些案例中理性分析、辨别的过程，以及严谨的逻辑演绎。对于特定案例的研究，训练的其实不是对法律知识和法条的熟练程度，而是细密、严谨思维的能力。所以我第一周的感受是，在大学本科读法律并非仅仅是技能的培训，而有更深刻的价值；至少，即使严谨思维也算是一种技能，它却是一种更高级更重要的技能。将法哲学与实用法律结合在一起，应该说是即扩展了人的思维广度，也提升了思维的深度。这至少应该比读经济学更有趣吧。

六十年前的LSE

六十年前的1月30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泰斗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的学术演讲。在其中他提出了关于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有趣比较：当两者在历史上都面临着物质资源匮乏、稀缺的问题时，中国和西方文明的解决方式是不同的。中国人是从人的内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儒家教导人们要“知足常乐”，去自我调试以适应环境；而西方人的解决办法则是尽力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想方设法改变周遭的环境而非人自己。两种文明不同选择的结果，是西方更注重自然科学与技术，不断扩展并首先进入了工业时代，将物质匮乏改变为今天的物质丰富，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而中国人呢，却只是人口不断增长，土地渐渐无法负荷，造成生活水平的下降，在物质上落后于西方。联想到经济学第一课，关于“稀缺性”（scarsity）和“欲望”（want）的关系，确实可以印证他的说法。

不过费孝通并为就两者的不同做出价值判断；相反，他在演讲的最后提出了非常有意思的思考：西方人在不断追求满足自身欲望的同时，也并不是只带来进步，而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是贪婪带领着西方向海外殖民，对世界其他民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是欲望导致了连年不断的战争，并最终让人类掌握了自我毁灭的技术。而中国虽然在科学技术、经济水平上落后西方许多，但在与西方文明正面接触之前，中国人在战争上所消耗的物质资源却也小得多，更“没有贻害别人”。直到今天这种趋势依然可以被清清楚楚地看到：美国到处穷兵黩武，积极地以武力维护、扩展自己的利益；而中国更倾向于以和平的手段处理国际关系。这其中除了两国国力差距的因素之外，文化大概也是重要的一环。

这篇文章给我的启发是，中国要成为更有影响力的世界强国，就必然需要在文化上对外输出、做出贡献；而中国人几千年来在处理社会组织上的经验，将越来越有借鉴作用。西方人对外扩张、不断试图改变自然环境，在过去两百多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现在却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过去的西方能够向未知的地域扩张、掠夺资源，但今天已经没有未知的领域能够继续探索，自然资源在迅速减少，而且无限扩张的结果只能引起其他地方人民的反抗，导致武力冲突（如911事件）；另一方面，自然界也越来越难以承受人类无限的欲望，环境恶化、土地减少，人类也许最后还是需要部分回到中国古人的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态上来，控制住人内心的那个欲望的魔鬼。如果中国能够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宣传给世界的话，那将是一个远比“自由民主”之类的美国价值观更深入、更具参考作用的文化价值。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我是在60年后的2007年、坐在飞往伦敦、到政经学院报到的路上读到的。而在费孝通当年这篇演讲发表的同一个月，另一个长着东方面孔、后来的名气更为响亮的华人，刚刚离开了伦敦政经学院，到了剑桥继续深造——他就是李光耀。李光耀在LSE只待了2个月，但却在这里受到了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当年的LSE是费边社会主义思潮的摇篮，年轻的李光耀当时也被这种思潮所吸引。虽然他后来的政治立场看似已经彻底和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了，但其实他在关键的一点上，与社会主义者们是共通的——即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势的政府，由政府而不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来主导经济。只是李光耀选择了间接而非直接的手段来介入经济运作，但背后最强大的力量依然是政府；难怪新加坡的经济模式被许多人形容为“国家资本主义”。坐在飞机上，联想到60年前伦敦政经学院的两个人物和他们的思想，着实很有趣。

服从和责任

最近开始看《悲惨世界》，书中第二卷有一章的题目叫《绝对服从的英勇气概》，讲的是卞福汝主教的管家马格洛大娘。长久一来，这位马格洛大娘一直不满主教晚上不锁门的习惯，这一天晚上她又开始唠叨不锁门如何地危险，特别是这一天镇上出现了一个路过的“形迹可疑的恶棍”，晚上一定会出乱子。主教装作没有听到，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大门敞开，欢迎任何一个留宿者的，他相信若真碰上坏人，除了上帝谁也保护不了自己，而作为主教他怎可拒人于门外呢？

马格洛大娘话音未落，真的就有人敲门了，而且进来的正是那位谁都不欢迎、已经被两家旅馆扫地出门了的“形迹可疑的恶棍”——冉阿让。不过与其说作者在这里要形容的是主教的慈悲，不如说雨果是在描写马格洛大娘“绝对服从的英雄气概”——她从最初的目瞪口呆，立刻转变为对主教命令即刻的服从：他为冉阿让添了一副刀叉，为客床铺上白床单，甚至服从了主教的命令，拿出了那两个只有当有来客时才会拿出来做装饰的银烛台，以及酒和银器，而那银器是大娘一开始还不愿意拿出来的。该章的最后一段如此结尾：

“马格洛大娘领会到他的意思，一声不响，走了出去，不大一会，主教要的那三幅食具，在三位进餐人的面前齐齐整整地摆出来了，在台布上面闪闪发光。”

这让我记起NIPM课上有一句话：服从权威是一个人必须学习的技能之一。太多人、太多时候总喜欢以自由、独立意志之类的词汇来为自己的胡作非为和狂妄做辩解，但实际上要能做到马格洛大娘那样的绝对服从，却才是真正需要勇气的：她要抛弃自己的成见与恐惧，完完全全地遵照另一个人的指示行事。在缺乏自由的时代去争取自由，确实需要勇气；但在今天这样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束缚和极权的年代里，再高举“自由”大旗的人，未必就那么了不起，反而还有可能有一些做作。相反地，一个人要去抛开自己的成见和傲慢，100%地相信、服从一个指令，反而才是更难做到的事情。

在读《悲惨世界》的同时我还在读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The City and Man。此人据称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奠基人，但我刚刚读过他的另一本著作《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倒发现他的观点很有趣，算是很不错的学者。在这两本书里，Strauss都谈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古希腊的哲人以及之后的基督教学者们，常常强调的一个概念是“自然法则”（natural law）。亚里士多德说人的幸福必须通过服从和实现自然法则来实现的；Thomas Aquinas只是更进了一步，干脆指出所谓的“自然法则”具体内容是什么：就是《圣经》。这其实跟孔子的哲学有些相似的地方——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追随自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有其位置和责任，做一个人该做的事，负一个人该负的责任，就能得到幸福。而到了现代呢，这帮子政治学家、哲学家却开始抛弃自然法则，开始鼓吹“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前者强调“法”，那牵涉的就不仅仅只是权利，还有要负担的义务和责任；而且前者强调的是“自然”，后者则是“人”，因此前者是不变的，因为自然总是永恒的吧；“人的权利”呢，可以随机应变，可以看情况随性地扩大、缩小，难怪“知情权”、“话语权”之类闻所未闻的廉价的所谓“权利”，这年头倒成流行词了呢，接下去难保不出来什么“胡说八道权”、“诽谤权”呀。

今天看书相继看到这两段，觉得里面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在批判看起来绝对正确的观点之中不足的地方。自由值得尊重，但服从和权威同样珍贵，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具体情况——球场上去对裁判进行辱骂、拒绝服从裁判的指令，绝不是什么值得尊重的追求自由的行为；相反，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裁判不公正或错误的判罚，才真正需要勇气。同样的，所谓的“权利”，不应该是可以无限扩大的；法律包含的不光是权利，还有义务，权利必须是有义务做保障的，在一个人大叫他的权利被侵犯之前，是否应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首先完成了自己的义务、负起了自己的责任？

Domum

我在Winchester的最后一夜是绝对难忘的，收到了太多的祝福，太多的笑话。校长在晚餐上的讲话特别有趣：“你们中的某些人将在未来的人生中获得巨大的成功；你们中的大部分人将享受到最舒适的生活；当然，你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会进监狱。”不过他的一句话我特别认同：“你们有幸接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地利用这个特权，帮助那些没有你们那么幸运的人们。”

我们在Winchester最后的晚餐非常丰盛，我也从来没有如此酩酊大醉过。大家最后一次，同时也是第一次，唱响了校歌——这曲拉丁文的校歌只是在最后一夜才被我们知晓，因为它的主题是回家，而不是歌颂学校的伟大；但也许正是如此，这曲校歌才是最美丽动听的歌曲，它所歌颂的可不是傲慢和偏见。我们也很高兴地继承传统，共饮同一杯酒，并相约25年之后再见。

晚餐之前的颁奖典礼也同样令人愉快——特别是当你站在全体教师面前，聆听整整5分钟关于自己的溢美之词，特别是当它出自于自己所尊敬的老师之口。这真是难忘的一夜！

考完了

如果把考试造成的压力值画成张图表，那就该是张很奇怪的图：逐渐爬升到顶，然后突然降为零。周一、周二，历史经济考完，我一下子就轻松了下来。总体考得不错，关键是历史考得很好。考试前几天我很担心，被PAN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成“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个班级”之一员，再加上从来达不到B的评分，让我不害怕也难。结果拿到考卷真是像中大奖了，英国和欧洲史都是极简单的问题，其中两道已经做过好几遍了，轻松作答。回来饭桌上人家问我考得怎样，我牛吹得有点大：“3个A都已经在手里了。”

第二天考经济，却考得不怎样，毕竟两个星期没碰经济书了；不过说实话去年也没看书，结果考出一个自己都吓一跳的高分，再加上这次的报告得分也不错，这次的考试哪怕就是不及格最后总分也能得A，所以真是不得高分要比得高分还难。

对于经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直是我出力最少，也不怎么感兴趣，却最在行的学科。这可能与我读新闻读得多有关，再白痴的人天天月月年年听到读到新闻里的“通货膨胀”、“GDP”、“贸易盈余”、“汇率”之类的东西，也会开始懂一点的，基本的经济学名词在这个经济时代早已是公众的常识了。但对我而言经济学提不起兴趣，很多人都问我大学里为何不读经济，我说现在的经济学太注重数学了；在我们这个阶段还可以，像我这样边际收入、平均收入、边际成本、平均成本之类的曲线都画不太来也照样可以靠“胡扯”（bullshit，无聊到有志于集法、医、商三学位于一身的SMW同学对于我经济作业的评价）来拿分，但到大学里可就混不过来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的，大半已经都是读经济的了。至少在英国，大概10个中国学生里面8个不是读经济就是读商科（我也不懂所谓“商科”学的是什么），有点太泛滥了。我知道中国经济形式一片大好，但这样一窝蜂读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有什么意思呢，也太缺乏想象力了吧。经济学考试的那一天，跟我一起上考场的TO突然指着前面一个中国同学跟我说：“你不觉得他就是你们国家许多学生的代表人物吗？精准得像机器，却很无知。”我想想是啊，不光是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包括香港、东南亚的华人学生，来英国读的科目不外乎就是经济、数学和科学。我常常取笑和我同宿舍的新加坡同学TYS对人文常识的无知，“典型的新加坡学生”，来了英国两年了连这个国家的首相是谁都不知道。可其实中国大陆的学生还不也差不多吗？可能还没到报不出布莱尔大名的地步，但很多方面也已经很接近了。所以我宁愿读点可以继续让我“胡扯”的专业吧，远离经济学，远离无聊的人。

不吐不快

刚刚给校刊写完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为我的祖国辩护》（A Defence For My Motherland），一气呵成，感觉很爽。等6月底出刊后再在这里贴出来。

公共利益在哪？

重庆钉子户事件进入第二天，终于开始看到一些更多方面的报道，传统媒体毕竟还是比网络媒体更有能力深入发掘热点事件的核心。网络说到底主要功能还只是一个宣泄口，无法提供理性深入的思考和分析。

这个案子的关键显然还是在于公众利益的界定，有些人硬把公众利益仅局限于政府投资的公共商品（public goods），例如马路、桥梁之类，是说不通的。公众利益是多元的，美好的城市环境、安全的房屋建筑、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消费环境、当然也还有明晰的产权保护，也都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极度强调私有财产保护的美国法律，在有关强制征收的问题上，也没有如此自我设限，明确认定强制征收的土地即可由政府直接使用，也可转让给第三方做“公共用途”。此外，公共商品也未必是由政府提供的。很多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政府并没有出资，而是采取诸如BOT之类的方式，让私人投资建设；那么是否在这种私人投资的公路建设上，企业也不能向法院提出强行拆除了呢？权利说到底是没有绝对的，主张绝对权利说到底其实就是绝对自私，而纯粹的自私自利不可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公众利益的界定本来就是模糊的，也许也应该模糊，这样可以按个案来处理，可能会更加公平。我们看到在美国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包括纽约世贸大楼1963年建设的时候，纽约州上诉法院支持强行拆除原址上的一百多家小商铺；200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凯洛诉新伦敦市案中更是援引宪法支持了地方政府动用征用权，强行征收15片私人地产用于商业开发。中美两国法律不同，但其实对法律的解释往往是相通的，因为司法体系的优越体现在对法律解释的灵活、合理，而不是法律条文的全面、死板、滴水不漏。法律的核心概念说到底还是reasonableness；在我看来（我也相信大多数理性的人，理性思考之后也应该会同意），在重庆的闹市区，轻轨站旁那么近的地皮上，一条现代化的商业街远比这样一栋陈旧简陋的危房更能促进公众利益。

当然，事情到如今我们也不能说政府、开发商、法院完全没错。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我们有理由怀疑法院是否保持了中立，屋主吴萍也向媒体指称，法院在还未听完自己的陈述的情况下，就先行裁决，而且判决书明显是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令人怀疑法官是否充分地考虑了双方的观点。即使吴萍的指控法院方面有异议，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法院只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做出判决，还是牵涉到是否有充分考虑双方意见的疑虑。美国法院的判决书条理清晰，阐明了在这些案件中到底牵涉到了哪些公众利益；而我们不知道重庆法院的判决书是否也像这样详细、清晰；很有可能法官根本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写出那么好的判决。要能够灵活地解释、阐释法律，说到底还是需要高素质的法官——而这可能是中国现在最为欠缺的。

但这些程序上的瑕疵是否就赋予了败诉人抵抗判决的权利呢？我们可以争论说这个判决有问题，有程序问题，甚至整个裁决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在不同的法律学者、律师之间，也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就看到，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就支持强制拆迁，而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却反对；两位都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却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这些都很正常。但是仅因为不认同法院的裁决，就公然抵制判决的执行，这才是对法律最大的藐视，而如果最后以法院为代表的国家公权力还退缩不前、默认这种抵抗，将会对法律的严肃性造成更加严重的挑战。当然判决过程可能存在许多瑕疵、不规范，但应该注意到这种“瑕疵”与真正严重的程序不正义是有区别的，这种瑕疵是长期存在于中国司法体系的问题，我们只是在以更高的标准要求整个司法体系，而不是以基本标准要求这个做出判决的法院和法官；若以这种“瑕疵”为理由拒绝执行判决，那么很可能全中国所有的法院判决都存在这种“瑕疵”，那么都不用执行了——在涉及程序正义的问题上，我们同样要采取“reasonable”的立场，不能过分苛求法院和法官。而且，我们也不能完全肯定法院的判决就不够好；毕竟对簿公堂的女主人并非法律专业出身，她自己也承认为了节省律师费从没有请过律师。在涉及拆迁这样比较专业的法律领域，她自己是否拥有足够的法律知识来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应当存疑。在这点上，即使法院最后的裁决不太完整，屋主自己首先也有部分责任。

不过这个案件也折射出两个社会的进步。第一，案件的产生主要由利益引发，而不是任何空虚的、高调的所谓“理想”或意识形态（比如《物权法》争议就属于后面的范畴）。只要是利益引发的争端，就容易调解、解决，而由意识形态引发的争执，即没有意义也容易无端扩大。第二，公权力开始变得更为理性、谨慎，没有冲动地用暴力简单处理问题，至少这栋房子能够保存到现在，就说明政府对法律最低限度的尊重还在；在屋主依旧死守房屋的情况下，法院到现在都还没有强行执行裁决，而罔顾了更为重要的屋主的生命安全，这也体现了理性和克制。当然舆论也开始更为开放地讨论这个案件，虽然公众舆论所施加的压力，也往往都是负面的。

有一种活法

宽敞明亮的客厅，十几个学生在红色地毯上或躺、或坐、或依傍着松软的“豆袋”，音响里传出来的是一出意大利歌剧，旋律优美婉约。我坐在自己捷足先登占据的沙发上，面对着的是白色框架的落地窗，窗外是一片绿地、蓝天、几朵浮云和几棵已经长出新叶片的老树。虽已是下午四点，高纬度地区的太阳却还没有要下山的意 思，依然充沛但已不再耀眼的阳光直冲着我来，把窗外强烈的颜色对比衬托地更亮，把坐在我眼前的那些同学的轮廓显地更暗。

右手边是个壁炉，里面的炭灰和旁边的一把不太干净的小铲子，告诉我它不久前还烧过火。壁炉架上，是一排蜡烛。再上面的墙壁上，是一排照片，主题都是山。

再看看大部分躺在地上的同学们，一些已经闭起了眼睛，说不清是在欣赏还是在酣睡。躺在全部学生后面、背靠一个巨无霸超级大豆袋的，则是一个小脸、谢顶、大腹便便、衣冠不整的中年人。我忍不住注意到他穿的是条牛仔裤。在这个国家、这所学校、这个时间段，穿牛仔裤着实算得上是衣冠不整的了。

这个老男人就是这间房子现在的主人、我们的div老师NIPM。这堂课被放在了他的“家”里来上，他每天一个人和60个处在青春期躁动不安的男生住在一 起，管吃管住管睡还要管上大学的事儿，而他自己的儿子则住在几百米外的另一个House里，和另外59个学生一起被他的一个处境相似的同事看管着。

我看完这一切，再把头扭回正前方，看着近处远处搭配地赏心悦目的色彩：蓝色、绿色、白色、黑色、黄色、树干的陶土色，再伴着耳边的旋律，那一刻能够感受到的只有一种强烈的平静、一丝幸福的忧郁。

这当然是对生活的一种浪漫化的描述。世界、历史常常都可以被简单地二元划分：左派vs右派、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资产阶级vs无产阶级、革命vs反革命、殖民主义vs民族自决……而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也是一对常常被拿来划分世界的标准。若是如此，NIPM绝对是浪漫主义阵营的一员。他热爱诗歌、喜爱戏 剧、欣赏优美绘画和音乐胜过他赖以为生的数学公式——当然数学一直以来也就与神秘主义、浪漫主义分不开，数学符号的完整、完美是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再现的；西方第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毕达格拉斯（Pythagoras），同时也是一个神秘宗教组织的首领。

他也毫不避讳地把自己的感性放在比理性更高的位置：他对学生作业的最高评价，总是一句“我看完以后哭了”。对这个世界细致敏感的洞察力，令他有着与众不同的奇异看法，透过他的言语有如透过哈哈镜看世界，很多重点、焦点被模糊、缩小了，很多细节却被放大了。这常常让我想起王尔德或蔡康永之类的艺术家，而不是 胡适李敖之类的思想家。

这是一种与大多数人不太一样的活法；我们往往会把理性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之上，特别是在这个科学主宰一切的时代里。但理性有时候是很无聊的、很短视的、很蛮横不讲理的。我们总是会认为真理只有一个，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你错我对。但有时候真理、真相是什么，根本不重要。就好像是否有上帝一样，这根本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没有上帝都无法削弱宗教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宗教所代表的道德观、世界观、哲学观，也体现在宗教所带给我们的艺术的享受，包括宗教音乐、宗教绘画、宗教文学（英文版《圣经》是对英语文学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宗教建筑，乃至宗教仪式常常能带给我们的特殊的体验。艺术家们，以及有想象力、 创造力的人们，也可能比大多数人都早意识到，通过各种表现形式创造出来的真理，比自然形成的所谓“真理”，更绚丽，更动人。现实不比虚幻更好，更美丽，甚至更真实——好似王尔德所说的，“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但台上演的却是出烂戏。”与其如此理性地、机器人班地应付现实，不如创造环境让自己尽量长时间地沉浸在一种巨大的情感——无论是通过被动的阅读小说、观看演出、聆听音乐、朝拜心中的神，还是积极地创作小说、导演戏剧、谱写音乐、主持一场完美的弥撒（这 可不比导演电影容易：所选的音乐、圣经片段、布道内容、蜡烛、面包、酒、服装，以及如何配合参与其中的人、建筑、彩绘玻璃等等，一个牧师办一场礼拜，犹如导演一出舞台剧一样）。面对现实？尽量避免吧。浪漫可能确实像鸦片，但若已经准备好接受快乐的副作用，那也就无所谓了。

耳边的音乐还没结束，我也实在不想让它结束。再看看墙上的那一排照片，那一座座山峰，想起了“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句话。我一直都是喜欢大川胜过大山的，但现在看看，这些山也有它们独特的魅力。

说说话，哪来多权利？

网上有人在炮轰所谓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炮轰得很对，虽然理由没有讲得很清楚。

这句话与早些年许多的革命口号一样，看着让人起鸡皮疙瘩。当然这不是巧合，它们都是师出同门的。让很多英国同学说起来，这些玩意儿、这些口号都是该死的法国佬闲着没事闹革命流血当成玩的时候想出来的废话、大话。

首先我们当然会质疑这句话有多大的真实性，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为别人的权利去送死，也不会等着让别人冒死来保卫自己的权利。而且谈权利一上来就搞到要死要活，这权利也太恐怖了一点。

但更大的问题是，大多数人引用这句话时，都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在网上两个人吵开了，就开始滥用这句话了，好像是在表达自己有多大度似的。很多人也会拿这句话来当挡箭牌。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权利有关吗？你说什么话，我再如何表达自己的不满、反对、嘲讽、蔑视、敌视、仇视乃至虎视眈眈，又如何在任何程度上侵犯到了你的权利？我讲我的，你说你的，谁干涉到谁的权利了？

即使是你的言论被删除了，乃至被封帐号了，也不涉及到什么权利不权利的问题。看似公共领域的网络，其实都是私人领地，网管看你不爽，凭什么让你占用他的硬盘容量、宽带，发表一些谬论？我请你到我家，说到什么事情让我不开心，我也当然有权利让你闭嘴，或者轰你出去。就算是报纸杂志也还有选择刊发读者来信的权利呢。

一个网站、一家报纸、乃至在一小块私人占地上限制言论，根本不涉及什么权利问题。只有当公共舆论平台被侵犯的时候，才有权利问题的产生。一家报纸、一家网站都构不成公共舆论平台的整体；《卫报》不发表的右派文章，只要写得够好，《每日邮报》或《泰晤士报》也会发表，任何感兴趣的人很方便地就可以读到。若你写得不好，没有地方要让你发表，那也不是权利不权利的问题，只能怪你自己不够优秀。自由本来就是一个与平等相对立的概念。除非一个人在少数极端的情况下，例如被剥夺了在公众前发表言论的机会，而这个人本来应该能够得到许多人的关注，才算得上权利被侵害。绝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的权利根本不是问题。除了政府，基本上没什么个人或组织有能力来剥夺这种权利。誓死捍卫一个已经拥有的、天然而成的东西，不是空话、不是笑话，是什么？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许多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把一切人与人间的关系都简化成权利的对峙，自由的摩擦。权利应该是一个发生在个人与政府关系之间的概念，人与人之间哪来什么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的纠缠？我让我家的客人闭嘴，这根本不涉及任何人的权利；但这样做可能涉及到人际关系的和睦、感情、友情乃至面子等等。你可以说这样做不太明智，甚至不对，但这可绝不是因为什么权利的问题。

道德与法律

道德与法律总被认为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处理宏观的人际关系的方式。一个经常被提起的看法是，中国传统以来就是一个所谓人治，也就是仰赖道德来治国的国家，而西方国家则是崇尚用法律来束缚 不同的个人利益。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论语》，就是强调以德治国的；而对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书《圣经》，其中心思想之一就是“契约”——上帝与人类定下契约，人类违背了契约，因此遭到惩罚；人类也因此背负上了原罪。法律因此在犹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统当中有着极重要的地位。

在人际关系极其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单纯依靠道德力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已经不可能了。一个人人都拥有崇高道德、为他人着想的社会，当然是一个美好的社会；但其问题在于它的脆弱：只要有一两个人首先打破道德规范，就极有可能发生骨牌效应。大家看到他的行为为自己带来了更大的私利而没有不良的后果，就没有理由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情；而且这样做不但是理性的，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甚至还是公平正义的：没有道理不让我取回本来就理应属于我、却被第一个人所拿走的那一份利益。

而法律的束缚则能更为牢靠、有效率，也更能保证公平。越是成熟、发达的社会，法律也就越趋复杂，效率也就因此更高，对所有人的保障也就越大。更重要的是，道德可以是主观的，不同人之间的道德观可能有差异，即使各人自觉遵守各自的道德观，还是有可能发生纠纷。而法律则是客观的，只要所有人遵守法律，发生纠纷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

然而，一个只有法律、毫无道德观念的社会，却也同样是可怕的。法律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使人类的理性和思维能力没有了用武之地，越是严密的法律越是如此。一切只需按照法律办事就可以了，我们不再思考自己行为的正确与否：唯一需要关心的是合不合法。例如，英国的堕胎法律规定，24周前的胎儿可以进行人工流产，而之后则不可以。这样一条细致的法律，很容易造成的后果就是，大家只考虑流产是否符合了法律——胎儿到底是否满了24周，而不是考虑太多太多涉及堕胎的道德与伦理问题。

法律是对人类自由意志的束缚。我们面对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极其复杂的，需要经过仔细的思考才能够做出最好的决定；但一旦有了法律，我们却可以只考虑一个问题：法律条文上是怎么规定的。当然很多时候咨询法律意见能够让许多事情变得更方便：详细的土地交易法，能够让买卖房屋的双方省却许多烦恼和协商、争执的时间。但许多并不一定合乎基本道德标准的事情，却可能在“合乎法律”的保护伞之下做出。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南方诸州，奴隶制是合法的，但其是否合乎道德就很难说——然而正式因为有法律的存在，许多人可以借此为自己开脱。同样的，一个上市公司的总裁，在即将离任之际以牺牲公司的长远利益来换取短期的业绩增长，为自己赚得更多的奖金，这样做绝对不违法，却并不太道德。但因为有了法律，人们就可能更少地考虑道德范畴内的争议。

这可能是为什么许多伟大的哲学家都鼓吹个人道德的提升，而不仅仅只是完善律法的原因。东方的孔子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君子”的概念——那些追求更高道德标准的人。道德与法律不应该矛盾，而只是分属不同的领域。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强调道德，因为他们更多地从个人的微观角度来为世界寻找改善的良药；而法律则在处理宏观的社会关系上，有着极其有效的作用。个人理应追求更高的道德标准；但一个社会，却只能依赖法律来维系；每个人在处理与自己的关系的时候，应该更多地考虑道德；而在处理与别人的关系的时候，也许就该以法律的思考为主。总裁先生可能可以度过法律关，但若他是一个有着更高人生追求的人，他也许无法平静、毫无愧疚地面对自己的良心；在法律上这不是诈欺，但在道德上这与诈欺没有差别。守法绝不是一个“君子”的评判标准，甚至不是一个最低标准。

我总是认为，个人私领域及社会公领域，总是应该分开看待的。个人应当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由、选择的自由；但当这种自由涉及到其他人的时候，这种自由就应当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同样的，处理公共关系需要依靠的是法律；但如果一个人全部的追求也就只是遵纪守法，那也算不上一个优秀的人。

当然道德与法律也是有冲突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却不幸赶上了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你被国家招募入伍到前线作战，怎么办？作为公民，你有遵守法律、服从调配的义务；作为一个独立的、有着自由意志和崇高道德标准的个人，你不愿意加入到人与人的杀戮之中。如何调和这道德与法律间的矛盾，可能才是对一个“君子”真正的考验。

At Random：从愤青想到的

愤青不是中国土特产，我们这所学校里也就有许多愤青，div课上恰巧就有一对，而且还立场完全对立，一个算是极端保守派——拥护王室、支持伊战、爱读《每日电讯报》；另一个，算得上是极端自由派了——死硬的共和派、反战，甚至因为瞧不起牛津剑桥的腐朽而拒绝去那儿申请大学。右愤总是条纹西装笔挺，长得也是高高瘦瘦轮廓分明，看起来就是一副典型的老派英国腔调，手里若能再拿上一根烟斗就更完美了。左愤则总是一头乱发、一身皱巴巴的衣裳，领口总是敞开，领带是放在口袋里而不是带在脖子上，只有碰上哪个眼尖还爱管闲事的老师，才不情不愿地系上。

课上有什么议题，这两人总是首先站出来发言，当然最后总是发展到对骂的程度。右愤的口头禅是：“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无礼的言论。”左愤当然不会如此绅士风度，开口就是：“去你妈的，满嘴狗屎。”右愤表现欲比较强，有什么话题总是先跳出来发言，大家都怀疑他大多数时候说话都不过脑子；但左愤爆发力比较强，总是在右愤大放“厥词”、大家笑成一团之际，出其不意而又愤怒地砸一下桌子，蹦出一团“闭嘴你这白痴，我一句也听不下去了”之类的话，然后整个教室就突然沉静下来，有点被这气势折服。

不过这里要讲的倒不是他们两人的事，而是上个礼拜左愤同学和NIPM挺有意思的一段谈话。大家鉴于两人针锋相对的性格，决定给于两人各一堂课的时间，谈谈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大家当听众，同时确保另一方能够闭嘴，让对方完整地阐述一下自己的想法。左愤同学谈到了他喜欢“挑战一些东西”，比如宗教——大家对他的一篇充满愤怒激情的宗教批判文章，还是记忆犹新的。

不过NIPM的回答很有趣：你说你爱挑战权威吧，干嘛选个那么不值得的玩意儿——宗教呢？这年头宗教早已不是什么“权威”了，没什么势力了，挑它干嘛呢。很没想象力嘛。他用的词是“cliche”，无聊的陈词滥调。

宗教现在确实是日落西下，其江湖地位早就被科学所取代了。这年头要说有什么宗教，那一定是科学，不容质疑绝对正确的科学。但讽刺的事，看似已经死去的宗教，另一方面却又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主题：今天全球最重要的战争、纷争、冲突，都是牵涉到宗教的。过去这些冲突可能都还是区域性的，可现在却反而扩散到全球了；本来以为还爱扯宗教的都是一些贫穷落后不思进取的小国家，可现在大家发现美国人的宗教热情也不低，而且还有成长的趋势。全世界的基督教徒人数在增长，而穆斯林则变得越发虔诚和坚定。

这是不是一场宗教的复兴呢？实在难说。历史不是单一的进程，认准一个趋势就一直走下去；历史更像最近的中国股市，反反复复、涨涨跌跌。但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还真希望宗教能够有一个复苏——虽然我自己不信什么教。完全迷信科学理性也挺可怕无趣的，更何况人类绕了一大圈之后，可能还是会发现，有一些东西科学也依旧无法解答、解惑、解决。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顺便牛顿也只需管管自己的事儿就可以了。

真知灼见

“别以为GCD是傻瓜，中国GCD恰恰是玩大众民主的顶级高手，从发动群众到统一战线，从精心组织到广泛宣传，从秘密斗争到公开斗争，从武装斗争的到 非武装斗争，从最基层的工作到最上层的工作...，全都是人玩过的，玩剩的。在一个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可避免的发展时期，如何进行有效的疏导与控制，如何进行自我完善与变革，GCD也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

——《美国，和俺们现在相当的时期》

而且，掀翻了它对谁也没好处，当然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卒除外。说实话，回顾中国近代历史，除了共产党还真找不出一个能够能够把国家团结起来的人或党；难怪记得有人说章诒和笔下的那些民主党派受迫害者，本质上都不过是失意政客，斗惨了以后都成英雄烈士了。

还是李敖说的对，拥护共产党，然后骗他、哄他、逗他、吓他，让他为人民服务嘛。至少比全球到处煽风点火却无力收拾残局的美国人可信赖一些。

Capitalism with an angel's face

冷战时期共产主义的捷克有过一段时期的改革运动，即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这场运动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带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都已经走入历史了，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大获全胜的年代。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事实证明它们确实能够带动社会进步；但若从理论上来看，资本主义确是一种比较残酷的体制，它崇尚竞争，崇尚强者为王，崇尚自私自利，崇尚原始的自然法则，物竞天择。虽然市场经济并非一场零和游戏，自私自利当中也能促进共同幸福，而且纯粹的无私奉献其实也只能产生悖论，但有竞争就必定有失败者，而且这种竞争本身就是残酷的、不公平的。

自然界的法则就是竞争，但对于人类来说，我们却时常希望倡导合作互助，而非你死我活的争斗。大多数文化都提倡互助而不是竞争，无论是犹太-基督教文化，还是儒家文化；所有或至少绝大多数的宗教都把“友爱”当作基本价值观之一加以倡导。共产主义理想的本质也是友爱互助，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不是你抢我夺地掠取资源。然而现实是人类还远未达到资源富庶的地步，有限的资源还远远满足不了所有人几乎无穷的欲望；所以结果是，我们依旧离不开竞争。

但也许竞争可以以一种更为温和、友善的形式出现。刚刚到英国时，有一种反差非常强烈：即使是在超市里买东西，结帐时营业员都会主动和你打招呼；东西多、等待时间会比较长时，他们还会找一些话题和顾客攀谈聊天——你买的一本杂志封面上的某个标题、某个造型奇特的水果，都可以发展出一段随兴的对话，让你不感到等待的枯燥。这与中国那些板着脸孔上班的人有很大差别。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服务的态度，但在我看来这可能是更深层的文化差异。我不认为这种笑容、这种服务意识都是可以培训出来的，而是根植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之中。走在马路上时，迎面向我走过来的人都看到我，也时常都会自然地微笑，有时甚至还会打招呼，尽管我们谁也不认识对方，也互不相干。这也许就是基督教文化下的产物，博爱教育所启发出来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对陌生人的友善。

大概正是有了这一层包裹在残酷竞争外面的美丽的“壳”，资本主义才能够在西方世界如此地成功。大家都心知肚明地知道社会进步需要竞争，在理论上也不断倡导自由竞争，可在生活中，大家却避免撕破脸皮，而是以微笑和礼貌来处理人际关系。不太令人愉快的竞争关系总是不被触及，或者很快被遗忘，大家总是营造出一种平等友爱的氛围。相比之下，板起面孔做生意、拉破脸皮搞斗争的生存模式，可能促进了创新发展，却可能丢掉了文明。

在我看来，“文明”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这种礼貌、微笑。如果说这是虚伪，是掩盖残酷竞争的遮羞布，那么我宁愿承认，文明的本质就是虚伪。李敖有句名言说：“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被当今网络上的许多人奉为真理圣旨，并且通过言语的辱骂、批斗和对阵来身体力行。然而，如果真小人和伪君子的道德水准是一样的，伪君子至少还有意识到要裹上一层美丽的外表，这就要比不以丑陋为耻的真小人更文明。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丑陋的，通过“虚伪”的言行让它至少在外表上变得稍稍更美丽一些，也是好事一桩。跟看一场没有意义的足球场上的斗殴、网络上的粗口对骂比起来，我宁愿听余秋雨用华丽得不知所云的语言所堆积起来的一场演讲。

中国现在在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可能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张“人性的面孔”；也许我们要为它加上一张“天使的面孔”，让路上的行人微笑起来的面孔。

哲学与科学

前几天在图书馆翻杂志，看到Philosophy Now上有一篇文章，谈到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批判哲学的故事。文章的作者原本也是在牛津读物理的，后来读不下去了改读哲学，他也自嘲式地引用费曼的话说，一般文科生都是理科读不下去了，才去读哲学之类的文科的。

当然硬要分什么文科、理科其实也是挺无聊的。讲到底哲学其实是涵盖一切的知识，所以英文的philosophy就是“爱智”的意思嘛，一切知识都算得上哲学。科学也不过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强调的是用人的感官加上逻辑也寻找答案；但哲学另外还有很多分支，一些不赞成像科学那样过分精密地解释这个世界而忽略了整体，一些则干脆否决感官体验，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再到后来一些哲学家甚至发现，逻辑也是可能出问题的，许多所谓的逻辑问题，归纳下来其实是语言的问题，是伪问题。

不过这篇文章很有启发性的地方在于，它指出了科学上的许多进展，其实也会对哲学造成深远影响，很多科学上的突破，同样也是哲学上的重大突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性，这首先就是20世纪哲学史上最重大的成果；量子力学和测不准定理，也同样开拓了哲学家的思维：原来上帝还真会掷骰子啊！再往前看，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对人文主义传统的重大挑战，而日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发展，也不断提醒着神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们：人类不过是浩瀚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群动物，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

如果说科学对哲学的发展是有那么多贡献的，那么哲学反过来如何影响着科学呢？实事求是的哲学家们会承认，哲学确实是没什么用处，科学的进展基本上不受哲学家们的影响，不被阻挠就不错了。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科学的进步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哲学却只是问些愚蠢又不容易也无法完整回答的无聊问题罢了。

那是不是说哲学就全无用处，是人们闲着蛋疼拿来消灭剩余脑细胞，本质上跟PS3、Wii之类电子玩具没什么大不同的游戏呢？我看未必。科学到今天还达不到能够解释一切的高度，总有一些问题我们无法解答，比如灵魂和肉体二元论的问题，宇宙起源的问题，思维本质的问题，上帝的问题。科学总是试图解答这些问题，方舟子之类的纯唯物主义者们也总是宣称他们能够解释这些问题，但实际上谁也无法确定。哲学当然也不可能解决这些连科学都没法解决的问题，但它至少能够教会我们诚实坦然地接受、面对这些难题。或者更进一步说，哲学就是教我们坦然面对自己的无知、幼稚、愚蠢、愚昧、丑陋、凶残、贪婪、慵懒、固执等等等等一切缺陷的学科。

四百多年前，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伽利略为了自己的科学信念走上火刑架；一场有关到底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的争论，直接导致了这位科学家的死。但从哲学意义上来看，这场争论是毫无意义的，谁绕谁转其实就是个相对的概念，没有对错。如果伽利略懂一点哲学，他或许就能避免这场灾难；如果所有人都学一点哲学——无论是从课堂上、书本上，还是人生中——大家也许就能够对很多事情释怀，就能够让生活更愉快。

经济学

到现在，我还一直搞不清楚，经济学到底算是一门人文学科，还是科学？说是科学，因为经济学里需要采用大量的数学模型、图稿，最终结果也总要在复杂的计算之后才能得出，还要先加上很多假设，而结论往往只有一个，且是可证真伪的。但另一方面，各种模型得出的结果又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所以经济学家们往往互掐争论。早就有笑话说，一个房间里12个经济学家，就有12种答案，而如果其中一个恰好是凯恩斯，那就有13种答案。

我自己对于经济学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怀疑。不错，经济学确实用到很多数学知识，很多东西可以简化成一个数学公式或图形。可问题是这一切都只是模型，都是对现实世界的高度简化。当然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对现实的总结和简化，但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有问题的。经济像科学一样，假设人都是100%理性，且信息100%流通。人肯定不可能100%理性，那么信息当然也就不可能100%流通。就拿信息最最流通的金融市场来说：股市、汇市之类的，今天市场的信息流通确实近乎即时了吧，但这信息的流通还是离完美差远了——经济学意义上的perfect information，还要求所有人都能够准确地知道一个操作之后的后果。如果所有人都是100%理性的，这还有可能；可如果我们承认人不可能完全理性，我们就必须接受行为的不可测。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一个指令下去之后，会对市场造成怎样的影响，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会如何反应。

所以我们纸上谈兵的时候，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每个操作的后果；可在实际操作中，每人能够百分百保证自己的操作就是正确的。这还不是在谈某个经济学模型，或所有模型，必然存在的缺陷；这是在根本上挑战经济模型的有效性。

经济学的价值，可能还在于它所能保留的历史经验。经济学家可以归纳过去的经济事件，运用到新的问题上去；但这种运用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所以也会发生各执一词的现象。在这一点上，宏观经济可能还有一些用处；但是微观经济有什么具体用处，我就体会不到了；反正我是没看到过哪个企业的掌门人是在构建了一个模型之后再决定企业如何走下去的。

基督在哪

压根没料到新年的第一场礼拜的第一次校长发言是如此开头的：

“今天的《圣经》选读，是以赛亚书第62章第1段（Isaiah 62:1），它是这么开始的：‘我因锡安必不静默， 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For Zion's sake I will not be silent, for Jerusalem's sake I will not be quiet...'）。今天，我也无法保持静默，为了锡安不能静默……

“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证过如此可怕的作为……如果人们会记住什么，那就是萨达姆·侯赛因在面对死亡，面对最后的嘲弄，面对绞架时，所表现出的镇定和尊严……将这个人带上绞刑架的那个政府，以及建立起这个政府的人们——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英国人——应该为这场反人道的罪行承担责任。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虚假审判（show trial），其结果决不是对正义的实现……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在今后以你们的方式影响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和我一样，记住并厌恶类似的行径……”

我并不反对死刑，虽然不喜欢美国人在中东的作为，不希望看到美军任何的胜利，但对于萨达姆之死却也没有太多感觉——萨达姆早年是个战士，可后来被权力所腐化也是事实，不然怎会一枪不发就临阵脱逃了呢。可今天一个西方人，一个坚决反对萨达姆·侯赛因所代表的一切的人，却在教堂里如此慷慨激昂地批判对萨达姆的处置，批判死刑的罪恶。

立即联想到的，是国内自由主义者们的鼓掌与叫好。有点想通了为什么自由主义到了中国，就有点面目可憎：自由主义作为对于西方专制历史的反动，是西方文明的一根支柱。但那个文明的另一根支柱，却是中国右派愤青们所不理解甚至鄙视的基督教传统。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基督教却强调社会群体，自由主义强调权利，基督教强调博爱和平等。前者激进，后者却扮演者缓冲、保守、稳定的角色，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会酿成法国大革命式的悲剧。当政客们被胜利冲昏大脑，开始叫嚣着索要对手的头颅时，牧师学者却在教堂里、讲坛上呼唤理性、重提理想。以信仰为本质的宗教，实际却发挥着理性的作用。

基督教还是对自由主义自私自利的补偿。自由主义者善用貌似理性的逻辑告诉你，每个人管好自己的事，世界就会天下太平。基督教却用感性的布道，鼓励互帮互助，结社组党来发挥团体的力量。

舆论导向

记得《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谈的是中国的网民。该文作者把一个典型的中国网民描绘为“月收入低于1,500元还没有工作的在校男学生”。我也曾看到过豆瓣上的一个调查，结果虽然谁都猜得到，可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投票的网民中，宣称自己年龄超过30岁的，还不到30%。而豆瓣还算得上是一个面向高端人群的网站，理应有比较高比例的年长网民群。

这些数据当然解释了中文网络世界为何充斥着非理性的叫嚣和过激言论。然而与之相随的同时却是互联网社群对现实社会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政府部门、权力机关、各个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明星官员各界社会名流，都情愿或不情愿地越来越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乃至摆布。这种现象在许多人看来可能算得上是一种进步：言论更为自由，无论政府如何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控制网络言论，互联网上的讨论总是要更为自由的。而网络影响力的扩大，也意味着这些自由的言论，不会都仅仅只是发泄性的、毫无实际作用的。

很多情况下这种看法并没有错。我们不能忘记，许许多多推动着社会进步的号角，都是在网络上最早吹响的，2003年的孙志刚之死和因此导致的收容制度的废除，都是通过网络而让社会大众知晓、让制度改革。除了大量不负责任的、无意义的宣泄性言论外，网络上也有许多理性的、建设性的深刻文章。

然而要承认到的是，网络舆论的大部分都还是不成熟的、非理性的，而且往往有压制作用。自由往往需要有强权来保护和维系，否则就会走向无序乃至暴力；言论自由也是这样：某种言论取得强势地位之后，会打击到其他观点的流传。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房价问题：互联网上现在几乎看不到理性探讨房价问题的文章，偶尔出现一些为高房价辩护的声音，立刻被淹没在口水的汪洋大海之中。

曾经看过一本书，叫《言论自由的反讽》，讨论的就是这种所谓言论的“沉寂化”效应。作者——一位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客座教授——认为，为了保证言论自由市场的正常运作，国家应当积极介入，不仅仅消极地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更应在某些时刻“培育那些本来可能销声匿迹的言论”。

其实国家培育言论的行为，在许多国家都十分常见。中国政府有一个常用的专有名词，“舆论导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国家往往通过国有且国营的媒体，宣传施政方向，解释具体的方针政策。但在网络上，政府的舆论导向非常薄弱甚至可以说几乎为零。国外许多媒体报道说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网络警察队伍；中国对于互联网的监管也被公认为是最深入全面的。但这种监管控制往往是一种消极管理，建构庞大的防火墙阻挡某些“有害”信息流入，对国内网站则进行注册登记管理，设置关键词过滤系统等，具体作为都是在阻止某些言论的出现，因此引起争议。

这些行为的出发点未必一定错：混乱的言论环境确实可能造成伤害，有心人士的蓄意煽动、鼓吹，积少成多后确有可能造成失控的局面。但一味消极地控制言论，在发言成本如此低廉的网络时代犹如螳臂当车，不可能有效，还会在言论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背负上一个坏的名声。与其如此，不如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参与到这个庞大的言论、观点的自由市场，发出政府、官方的声音，给出政府方面的理由；在无关行政部门的事件中遇到非理性的声浪，也可以通过舆论导向扶植较弱但可能更为正确的言论。比如，政府官员可以开设博客，亲自参与有关公共议题的社会讨论。非理性的声音永远也消灭不干净永远也压制不下去，——而且被强压下去反而更危险，火上浇油——对付它们的唯一办法是给出更好的言论产品出来，通过竞争夺回舆论空间。

走过剑桥

刚回校不久，就得知了一个前几天几乎没怎么考虑过、为之准备过的消息：剑桥竟然会不要我。

虽然老师很仔细地指出，我还没有被彻底拒绝，按往年惯例还存在着四分之一的机会；但对我来说，没有能够进入我衷心的三一学院，就算是其他哪个听都没听到过的学院要录取我，意义对我也不会那么大——选三一，就是因为它是最“剑桥”的学院啊。

被拒绝的滋味论谁都不会好受，但对我而言可能不是因为对自信心的打击。我当然不会将任何人对自己的不认可，看作是自己水准不高的佐证——事前我还不断鼓励自己，万一真的被拒，不要被这种情绪所笼罩；但真的得知消息后，反而从未有过这种想法。真正的痛苦在于无法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在剑桥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里读书的梦想。所以这种痛苦更像是无法得到自己所爱的东西的痛苦。

我是在真正到了Winchester后，才爱上这所学校的；而我是在真正被剑桥接受以前，就爱上剑桥了的——这才是悲剧所在。可能受到了太多的对剑桥浪漫化的描述，和我自己第一次去剑桥时所接触到的动人风貌的影响，剑桥一直就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大学——最优秀的老师、最优秀的学生、最美丽的自然风景、最美丽的建筑、最有趣的历史，竟然都聚集在这里。被拒绝，就意味着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实现自己心中的一个梦想，而没有什么能够补偿这种缺憾。

这种无法弥补的伤痛，是最难受的——如果我只是因为自己不被认可而难过，那么许多东西能够立即弥补：他人的赞美、其他学校对自己的认可、考试成绩……但是为了无法得到一种一直就想要拥有——而且一直认为能够拥有——的experience而难过，那就真的很难很难弥补了——就算今天哈佛录取我，也无法弥补。

真正能够抚平伤口的，也许就是让自己放弃那种对剑桥的浪漫化遐想，走出对一个自己从来不曾拥有——因此不可能知道确切涵义——的经历的迷恋。但现在，这还很难做到。

上海

在英国的时候我往往喜欢抬起头来看看夜空，因为以前从来没看到过在空中闪闪发亮的星星。我跟我同学们这样讲他们还笑我，“连星星都没看到过啊？”

是没怎么看到过星星，无论上海还是新加坡都不怎么看得到，未必是空气不好的缘故，关键还是高楼大厦太多，把天空都遮挡住了，再加上到处都是的灯光，所以偶尔看到那么一两颗，很少满天都是的闪闪颗粒。但我打赌英国人很少看到过那么多的高楼——从我家阳台看出去，四面八方都是数不清的高楼，在夜晚依然灯火通明。

这要比星星好看多了。

剑桥面试

昨天跟KL一起北上剑桥面试，他考数学，我考法学，过程还是很有趣的。

早上9点40分在火车站碰头，先坐火车到伦敦，然后再到King's Cross换搭到剑桥的火车。King's Cross就是《哈利·波特》当中所提到的火车站，哈利·波特就在这里的9¾号站台搭火车到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去；幽默的英国人还真的在这里的9号和10号站台间挂了块“9¾ Platform”的牌子。

我们的火车刚好在9B站台发车；我笑说这是好兆头，剑桥就是咱们的魔法学校了。

到了剑桥，走了半个小时才走到三一学院；火车站跟市中心离得可真够远啊！我们晚到2分钟，原本说门口会有学生会的人领我们去吃饭，现在早已没了人影；只得硬着头皮问问传说中超不友善的三一porters（据称他们每天最大的职责就是喝止游客践踏三一的草坪；只有三一的学生穿着学袍才可以在草地上走）；他给出了清晰的方向指示，我们就穿过巨大无比的Great Court（据称牛顿当年在这里做过什么光反射的试验，KL讲得头头是道，我是一句也搞不懂），来到了三一的Hall。这里也是巨大无比，应该要比《哈利·波特》电影中出现过的牛津Christ Church的Hall还要大，房梁是考究的hammerbeam。桌子都是长条的，大家都随便选位子坐下来吃饭。当然在此之前要自己拿盘子去选自己爱吃的。这里的伙食还是很不错的，有肉有菜有水果，还有甜点。连分饭的厨房人员也都像饭店里的服务生一样，穿白衬衫黑马甲还系领结。一般学生要按自己所选的食物付钱，不过我们就免费啦。最后那个收钱的老头挺话多的，我刚准备开口说咱们是来面试的，他就连连说“I know, I know”，然后就指示我说餐具在我后方。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只是条件反射地超他手指的地方走过去，他在后面不停地说“向前，向前，再向前”，特别好笑。

吃饱喝足以后，我们到指定的地方去报到。我俩的面试都比较晚，还有一点时间，所以由一个胖胖的学生带我们到图书馆去休息。我原想到三一的Backs去看看剑河，可那人居然告诉我说现在关闭了，游人免入。得，到传说中的Wren图书馆去吧。

穿过Hall，是另外一个中庭，图书馆占据了东面一侧二三层建筑，不过底楼是一个硕大空旷的走廊。这个图书馆是Christopher Wren设计的，外观很不错。但走到里面，书虽然很多，房间却因此而显得小且拥挤，而且大概是经过了重新装修，比较现代化，与外观不太相符。内观比不上我们现在的学校图书馆。那个胖子送我们到这里后就走了，我们两个于是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当中还碰到了另外一名同学。三一的图书馆可能是我所到过的最安静的一个图书馆，我们走路发出的声音都可以惹得所有人抬起头来看，有些还带有敌意，不愧是剑桥最学术化的学院！

差不多2点半的时候，我遵嘱又到报到的地方去领阅读材料；我要在面试前45分钟读完、做好笔记，然后准备和面试官讨论。要读的内容不是很多，让我有很多时间思考。约定的面试时间到了，我就拿了笔记到面试官指定的房间外，等他们出来叫我进去面试。

面试的有两个老师，都挺友善的；面试的房间也很宽敞，能够让人放松。里面摆着三张沙发，三人各坐一张，就像剑桥学生跟老师一对一地上课一样。面试过程还算顺利，自我感觉良好，一点也不紧张。他们问的问题也都还算容易，当中和我讨论了一下阅读的内容，形式上更像是在上课，面试官在引导我发现正确的答案，有点像苏格拉底传授知识一样，在问答之间求知。经历过了面试过程，才能真正了解到，那些花几千英镑去上什么面试培训班的人有多么可笑；面试更像是随意的聊天（主要有关我的personal statement）加上一堂短暂的讨论课。值得这样去大费周章地准备么？

面试完了之后，我再回到图书馆，等KL的数学面试结束。他的面试主要是做试题，他在面试前要做10道数学题，然后带进去交给面试官看；面试官挑出一些他做错了的题目，给一些提示，然后让他当场再做一遍。KL的数学是绝对顶呱呱的，他做对了7道题目；刚才一个同学跟我说，一般能够做对4道，就基本上算是被录取了。

我们俩都完了以后，已经6点多了；等了半个小时等开饭，然后再到Hall里享受最后的免费晚餐；吃完了就回学校了。

总结一下，觉得第一面试没有什么可紧张的，考官都很友善，不会当面出你洋相。第二这类面试也没什么可准备的，靠的是平时的积累。最后，三一学院确实是剑桥最好的学院，一切都大，很庆幸当时没听从很多人的建议，为了录取方便而选择一些很小的离开市中心不知道多远的学院。

老师

“为什么你碰到的老师都那么有趣，而我的老师都比较普通？” 我正跟一个同学在讲我的历史老师如何在去年圣诞节飞到美国佛罗里达去追讨一个学生的作业，旁边的同学发问了。

“因为你读3门自然科学，教理科的老师总是比较无趣啊！”我毫不思索地回答。后面差点多嘴跟一句，“跟你一样。”——怕被扁，所以忍住了。

是啊，理科生总是比较无聊一些，不像读文科的，什么疯狂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但必须要说，数学家可算例外，因为他们总是太特别了，所以会有一些不寻常的举动。

回想一下，自己碰到的有趣的老师还是不少的，有拿《悲惨世界》当童话讲给一班8岁小孩子听的体育老师（我至今还能清楚记得《悲惨世界》的开头，就是这位老师的功劳；可惜雨果写得太长，那位老师还没讲完，我们就毕业了），有中学里花5分钟讲完别的老师1节课才讲得完还讲得比别人都好的数学老师（剩下的35分钟是在闲聊乱吹胡扯）。但就算把这些中小学里的老师都加起来，大概也没有现在这里有趣的老师数量多。

现在越来越觉得，当老师是要天分的，特别是当中学老师；不像真正的学者教授，老师其实只教一些基础的东西，所以学问不必高深；但重要的是要有个性，放得开，上课跟上电视脱口秀节目一样，要有表演的天分，才能抓住学生的心。无聊的老师，很快就会成为一群十几岁年轻人嘲讽作弄的对象。当然老师自己要会抓重点，知道什么重要，要教；什么不重要，一笔即可带过。否则只会表演不会上课，长久下去总会被聪明的学生看出破绽来。

时间

看到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刊登的许知远的文章《空洞的华丽》，还有一篇则是前两天《联合报》上的一篇关于The Long Now Foundation的报道（可惜没保存下来，现在已经被删除了）。这个基金会资助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台万年钟，而且创立了“Long Now”的概念。基金会的创办人Brian Eno是一位英国的电子音乐家，在他年轻时代到美国求学时，发现美国人的生活节奏极其紧凑，当人们说“现在”，他们指的是当下的5分钟；当他们说“这里”，他们指的是当前所处的房间。Eno创建这个基金会的目的，主要推广的就是延长人们对时间的感觉，不要把“现在”理解成为当下的一两分钟。

Long Now Foundation提出的概念并不新鲜，米兰·昆德拉后期的一部小说《慢》据说就是以批判现代生活方式的快节奏为主。但现实中的人们总是很快地投入到自己生活的无数个细节中去，却越来越少细细品味这生活本身。也许我们确实需要一台万年钟，让我们放轻松，同时也让我们正视自己的渺小。

Long Now Foundation的另一位创办人、计算机科学家Daniel Hillis也谈到他最初参与到这个计划中来的动机：他回想起自己小时候，总是会读到很多有关“世界到公元2000年时会怎样”之类的文章，大家总是热情地讨论新千年的远景、新千年的希望。但是到了我们真的跨越了2000年之后，很少再有人讨论未来了：

The future has been shrinking by one year per year for my entire life. I think it is time for us to start a long-term project that gets people thinking past the mental barrier of an ever-shortening future. I would like to propose a large (think Stonehenge) mechanical clock, powered by seasonal temperature changes. It ticks once a year, bongs once a century, and the cuckoo comes out every millennium.

（在我的生命中，“未来”每年都在缩短。我觉得是时候应该开启一个长期的计划，让人们的思考穿越那个不断缩短的心理障碍。我要提出一个宏大的（像巨石阵那样的规模）机械时钟，利用季节温差变化驱动。它一年嘀嗒一次，100年敲一次，1000年才有布鼓鸟探出头来报一次时。）

现在已经有一台万年钟建造完成了，放在伦敦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展示，在1999年12月31日正式开始启用。另一台更具规模、更精准、设计运行20,000年的万年钟，正在美国内华达州建造中。

在这个网站上，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栏目：Long Bets。人们可以在这里提出对未来的设想并且打赌，从微软首席技术官Craig Mundie跟Google执行长Eric Schmidt对赌“到2030年民航机是否会实现无人驾驶”，到有点挑衅性的“美国足球队会在红袜队夺得世界系列赛冠军前夺得世界杯冠军”。任何人用实名注册后，都可以发起一个议题，或者跟进一个议题下注，输家最后要把钱捐给对方指定的慈善组织。不想出钱或者没钱出的人，也可以参与讨论，或投票支持某一方。

学会放慢脚步，学会敬畏永恒，学会幻想未来，在我看来就是这个基金会的宗旨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资本主义完胜的时代），特别是在一个像中国一样拼命追赶的国度，这大概是我们极其需要的吧。回头再来看许知远的文章，不得不承认他对上海的批评是基本正确的；如果这座城市里的大多数人还是如此的急躁、浮躁，上海顶多也就能成为今日的香港、新加坡；如果上海还有重塑昨日辉煌的野心的话，也许就应该想办法让这座城市慢下来，在这慢之中，可能会找到新的价值、新的财富。

One can always be kind to people about whom one cares nothing.

弗里德曼引发的联想

今天经济课上到快结束时，另一位以疯狂爱恋撒切尔夫人和莱斯（两位女士的照片被贴在他教室的门上；大家都怂恿他写信给莱斯求婚）、极端推崇新保守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经济老师敲敲门就走进教室来了，向我们发布了一个令他老人家深感悲痛的消息：20世纪自由市场经济的伟大导师、以研究货币理论而闻名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昨天去世了，享年94岁。

相较更早一些的经济学家们，我对弗里德曼的了解很少，只知道他和海耶克两人是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他们两人在70年代出风头，自由主义理论开始取代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到了80年代他们的思想则直接影响了撒切尔和里根，这两位又携手彻底在政治上击垮了左派。

一个有趣的观察是，今天最为被人们所知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占了大多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这样；而在20世纪的前半叶和19世纪末，有名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哲学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一直到70年代，叫得最响的理论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80年代以来，最得势的理论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但这些思想是否能够永续是值得怀疑的，经济自由了一段时间会走向极端，然后开始国家干预；国家干预了一段时间，又走向极端，于是再自由。这样的反复，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进步，未必就在走回头路。

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学校里教经济的4个老师，不同程度的都是自由主义者，推崇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按国内的评价标准算得上是所谓的右派；教历史的几位老师，大多都是所谓的左派。所以那位经济老师推崇撒切尔，可咱的历史老师就瞧不起那老太太，一直不停的说，撒切尔政府能够生存下来，靠的就是马岛战争的大胜，否则80年代初就被刷下去了。

Lord Fermor: Young people, nowadays, imagine that money is everything.
Lord Henry: Yes, and when they grow older they know it.

Bohemia

记得有一阵子国内流行所谓“小资”、“波希米亚”，其实波希米亚跟小资根本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小资是中产阶级，bourgeoisie，波希米亚（bohemia）则是反对中产阶级的作风，强调艺术与美。

今天上div课，谈的还是Status Anxiety，里面有一章专门讲bohemia。我的老师说每个人心中都有向往bohemia的梦，例如卖了家当买条小船，到处流浪，当然大多数人只会停留在梦想上，不会付诸行动。

有一个同学就反对说，bohemia第一很虚伪做作，不可能有人真的能够完全放弃现代的生活方式，第二他们试图逃避生活中的失败，基本上就是颓废主义，“我们社会进化到今天，为什么还要返回简朴的原始社会？”。很快就有人指出，这种看法正就是标准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一定要奋发上进，追求成功。

我马上联想到蔡康永。他经常推广的一个观点就是，没有必要都去追求成功，平凡快乐的生活也是一个人的选择。蔡康永就是一个波希米亚式的人物，虽然他成长于一个上流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从事的是一个很无聊但又必需的中产阶级职业。从他身上，就可以看出确实有一群人是真心反叛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所以未必所有的bohemia都是虚伪做作。至于是否在逃避，我觉得根本不重要，当一个人发现他无法适应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那么他当然可以选择退出这场游戏，另选一种自己感到舒服的生活方式。

另外，有时候假戏真做也不错，照王尔德说起来，艺术都是假的，但却是美的。真实的世界——那个中产阶级的世界——太过丑陋，用美丽的谎言把它包起来，也不错。

Society often forgives the criminal; it never forgives the dreamer.

死刑制度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前几天表示，要慎重处理死刑案件，并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角度来探讨死刑的执行问题。

死刑作为一种惩罚（punishment），在大方向上并没有违反司法正义的基本原则。惩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阻吓（deterent），一个是报应（retribution），前者是面对群体的，起到阻吓更多犯罪、稳定社会的作用；后者是面对个人的，起到赔偿受害人（或其家属）、弥补错误的作用。当然，惩罚还应当适量且有针对性。因此，对于极其严重，特别是涉及到剥夺他人生命的罪行，死刑符合这些基本的原则。

反对死刑的人，最常引用的理由是，死刑的阻吓作用有限。而事实证明，死刑对于阻吓犯罪确实功用不大，主要原因在于法制不可避免的疏漏，即使犯罪者知晓某一行为可能导致被执行死刑，他还是会认为自己被抓获并最后被判定有罪且执行死刑的可能性不大；此外，人对于长远未来的利益或成本核算总是要打折扣的：一个人吸烟，因为其所能带来的短期快感，明显强于长远可能带来的负面成本；同样的，一个人犯下严重的罪行，因为眼前的需求可能大过未来可能的后果。最后，死刑执行方式的改变同样减轻了死刑的阻吓作用：电椅、注射死亡等痛苦较小的死亡方式，相比传统可能引起更大痛苦的死刑方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犯人对死刑的恐惧。

然而在中国，死刑最主要的功用恐怕不是阻吓，而是报复。“杀人偿命”似乎是中国传统的古训，历经数千年依然牢牢地根植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之中。反对死刑的人士批评，这种思想起源于人类原始的报复欲，并非人类理性的产物，而是动物的本能。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报复其实是“正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正义”（justice）拥有十分广泛的定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应当就是“得到的与付出的应当尽可能地成比例”，用《圣经·旧约》中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于预谋夺取他人生命的谋杀犯而言，其自己的生命被剥夺，应该就是正义的具体实践。

因此，死刑在中国还不应当被取消，即使它的阻吓作用未必很大，它却十分满足报应正义的原则。当然，在死刑的具体执行上，应当非常谨慎；过度使用死刑的后果，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错判、过判案例的出现。对死刑犯的审判，应当在每个细节上都经得起检视，应当要符合程序正义的原则，应当避免一切可能的争议。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有一个非常轰动的案件萨科和万泽蒂案（Sacco and Vanzetti），两人的死刑判决最后引起很大的争议，直到两人被执行死刑的50年后，政府正式承认审判过程中的疏失；虽然后来浮现出的许多证据，都基本证实了当初对刑责的认定可能并没有错误，但程序的瑕疵却让所有参与审判的法官们沾染上了污名，也负上了相应的道义责任。此外，在死刑的执行上，也应该尽量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虽然更为严厉地对待死刑犯，可能会起到更好的阻吓作用，但将犯人看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却不是一个个体，并不适当。死刑犯应当享有一定的权利和便利，包括被告知执行死刑的具体时间，以及最后与其所指定的亲友见面的机会。目前许多地方的法院，依然在采用“死刑立即执行”的做法，在终审最后定案之后立即将死刑犯转移到刑场执行死刑，是非常不人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