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de And Prejudice

去你的独立媒体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Wed, 13 Aug 2008 01:48:00 +0000

这几天奥运会开得如火如荼，家里电视好像永远就锁定奥运直播的几个频道了。但其实同时间发生的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战争，若是放在平时应该注定是全球媒体的头条新闻了。

关于这场战争，我感觉最深的首先还是西方媒体太明显的偏向性——英美几大媒体，都避而不谈是格鲁吉亚首先挑起的争端，而且还是在奥运会开幕式的当天，只拚命强调格鲁吉亚现今的惨况，也难怪英国泰晤士报网站下面大篇大篇俄罗斯人愤怒的留言了。以后也别说中国网民愤情了：这些主宰世界舆论的西方媒体，如此带倾向性地报道自己国家，任何地方头脑正常的人都会感到愤怒。

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现在的这场战争，本质上与当年美国人轰炸南联盟没有任何差别：同样是一个中央政府要控制住一个不听话、有外援的地方政府，结果这个地方政府的外国友邦出兵干预。但同样的作为，俄罗斯人干就成了侵犯主权，美国人干就成了维护自由正义。而且事实上美国人干得比俄罗斯人更彻底：俄罗斯现在只是要求格鲁吉亚的总统下台，美国人当年抓了米洛舍维奇不算，还把南联盟彻底肢解成几个独立的小国。

其实对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关系，我根本没有任何看法，因为对这个地方的争端毫无了解。让我感叹的就是西方主流社会的虚伪和空洞的道德优越感。我们应该承认也允许各国媒体有自己不可抑制的倾向性，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看世界也是非常正常的事。但问题就在于，欧美社会总是自以为自己手握真理，同样的事他们来做就是道德的，他们的对手来做就是邪恶的。在对待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他们也是同样的态度：杀美国人的基地组织就是万恶不赦的恐怖分子，但当车臣叛军以更惨忍的方式绑架、屠杀学生、中国的新疆分离主义者袭击没有防备的武警战士时，他们永远要加上几句“政府的政策激起反抗”之类的话——可同样的话当年的沙特酋长一说出口，美国人就气得拒绝了人家的捐款，还宣布人家为不受欢迎的人。我还以为自由社会的公民就真有颗广博包容的心呢。

还有让我泛起联想的就是俄罗斯人的战术，目前看来和中国当年打越南非常像啊：同样是为了周边的盟友（只不过中国人当年是支援独立的柬埔寨，俄罗斯人现在支援的是格鲁吉亚内部的自治共和国，在国际法上来讲俄罗斯人还是吃点亏），对付的同样是周边一个不太友好的小国，然后同样是轻易横扫对手，但打赢之后也同样地很快停火，只是不知道俄军会不会像中国那样干净利索地撤军。当然当年的中国和美国还算是半盟友关系，打的越南又是美国人的宿敌，所以很幸运没像俄罗斯人今天那样被西方人诟病。

陕西归来的随想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Mon, 04 Aug 2008 23:55:00 +0000

在陕西度过了两个星期的时光，终于回到上海。路过徐家汇，看到傍晚彩霞照应下的闹市，漂亮的灯光衬托着繁华的商店，居然感觉这太熟悉的景象已经有点陌生。脑子里的景象大概还是停留在那个破破烂烂的全国重点贫困县，黄土地与连绵的山坡，当然还有臭气熏天的厕所。

先说说那里的同学们。他们都只比我们小两三岁，却淳朴很多，会主动帮你擦黑板，会带着羞涩的眼神看着你。一些简单的游戏和活动，就能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快乐和激情。一些游戏竞赛上的小失利，竟也会让他们哭泣。他们对外部的世界有着无限大的好奇与兴趣，会认真聆听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提出无数个有关或无关的问题。

在最后一天早晨的那个告别仪式上，他们把我们团团围住，索讨我们的签名和联络方式。一个我连名字都还没记住的女生，轻声对我说，“你们真的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从来都没把这次活动看得那么重要，却在不经意间可能改变了他们的许多想法。不过让我最高兴的还是有好几个参加了我的研讨会的同学们，跟我说他们不再觉得法律是门枯燥的学问了，甚至想要读法律了。我觉得这些成长在农村或是小县城的孩子们，如果他们再能有机会在一个大城市里上大学，甚至最后出国留学的话，其实只会比我们这些大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更能理解这个国家和许多地方文化。

然后再说说那片土地。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这里的文化宝藏之丰富还是超乎我的预计。我们支教的彬县在周朝就已经是全国政治中心的一部分，而西安更是在唐代之前大部分时候都是中国的国都。亲眼见到兵马俑也的确是一次震撼人心的经历，但从地图上看这其实也只是整个还未发掘的秦始皇陵的一小部分而已。我曾经赞叹欧洲许多保存了数百年的教堂建筑，但西安的大雁塔却已经度过了1,400多年的风雨——很难想象自己所踏足的那个寺院和佛塔，就是当年的西天取经归来的玄奘生活过、踏足过的地方。还有就是西安这座古都虽然早已不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却依然保持着皇城的那种气派，道路至今都还是方方正正，笔笔直的。

最后再说说奥运会吧。在机场就看到许多头戴钢盔的警察，回到家里才得知新疆又死了16个武警战士。奥运会就这样突然临近了。有时候确实会觉得被搞得挺烦的，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报道，机场、火车站等交通要塞更加烦琐细致的安检，甚至坐地铁都会被查包。然后就是奥运前夕全国各地传出的流血事件。另外当然也忍不住会觉得我们有时候太把奥运当回事儿，让某些心怀鬼胎的老外趁机占了许多便宜。

但当奥运真临近了，我还是有点兴奋。那天在不知哪里的报纸上看到奥运开幕式彩排期间所燃放的绚丽烟花，一种快乐的期待就涌上心头。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奥运是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那时每天看报纸关注比赛的进程，关心金牌榜每天的变化，还把许多好的报道剪下来收集成册。奥运会也许就该是这样一场连小孩子都可以感觉到参与感的，全人类的巨型party；到了奥运真正来临的时刻，那些被中国人外国人有意无意所赋予的，善意的或是恶意的政治含义，其实都不重要。我想要看的就是一场伴我们所有人度过这个夏天的狂欢节而已。

还是没有萨特的左岸好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Wed, 16 Jul 2008 09:36:00 +0000

我们今天身处一个高度物质化与商业化的时代，我们在享受各种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之时，却也总喜欢抱怨逝去的高贵精神生活。例如无数文人墨客和艺术家曾经生活过、工作过与光顾过的巴黎左岸，如今却已经堕落为对历史半知半解的游客们拍照歇脚，满足虚荣与浪漫幻想的咖啡馆聚集地。纪德、萨特、海明威、毕加索、加缪，这一个个在这里崛起的大师们，却早已是后继无人。

这似乎是一件应该让人万分惆怅的事。但如果我们更仔细地了解一下那一段充满大师的年代，我们也许会发现，所谓的左岸精神，所谓的精神、文化和思想的力量，其实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丑陋。左岸的黄金年代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那时，漂亮的文化包装还没有经受到严峻的考验，知识分子们还能在左岸的咖啡馆和书店里纸上谈兵，玩弄着漂亮的、高贵的、不让普通人理解的概念和所谓的思想。知识分子们还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介入政治，高调地批判着扩张的帝国主义、腐朽的资本主义，和极权的共产主义。不同立场的大师们，还能边写着完全针锋相对的专栏，边还相约在花神、双叟这样奢华的咖啡馆，或是某位同行家的沙龙里谈天说地——毕竟对他们来说，思想还只是虚无的、可供炫耀的玩具而已。

可很快的，考验就接踵而来。先是在对待苏联的态度这一问题上发生斗争，纪德1936年的《访苏归来》让他在左岸被孤立，罗曼•罗兰公开诋毁这是一本“坏书，一本低劣的书”——巴黎在一年之前刚刚举办过由苏联人和法国共产党组织和筹划的国际作家大会，那可是一次认同左岸精神的知识分子们最大规模的聚会。

紧接着，刚批判完慕尼黑协定的左派和亲共知识分子，却马上要面对苏德协定的尴尬；而当纳粹德国的铁蹄真正踏进巴黎、踏进塞纳河边时，所谓的左岸精神竟一夜之间轻易地土崩瓦解。有人选择了合作，也有人选择了沉默，或是远离政治。代表性的《新法兰西评论》被德国人接管，但实际的编辑工作确是德里厄这个左岸的巴黎人完成的，他的工作显然让纳粹很满意。加利马尔的出版社也照常印刷，只是大部分出版物变成了纳粹的宣传品。但即使如此，德国占领下的巴黎和左岸，却也不乏许多佳作问世，比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加缪的《局外人》等。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即使这些大学者们没有像德里厄或是布拉西雅克那样选择与侵略者合作，却至少是退出了他们曾经热衷“介入”的俗世政治的。在纳粹统治的高潮，这些知识分子们确是隐居左岸，萨特在钻研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毕加索在摆弄他的艺术作品，加缪则在赶写他的传世文学大作。没人在关心水深火热中的法国、欧洲、世界与人民，没人在做积极的抗争。他们是直到纳粹政权崩溃的前夕，才又加入到抗争的队伍中来；——那时的左岸，要说人人都在通敌也许言过其实，但说大部分人只是“透过窗子看抵抗”，却并不过分。

当时少数奋战在第一线的知识分子中，大部分是共产党人，虽然他们在一开始对于那一纸《苏德协定》都不知该如何面对才好。可经受住了第一轮考验的共产党人，大部分却在冷战的初期暴露出自己的虚伪。没有人愿意用对待希特勒的标准来对待同样残酷地反犹、侵略和设立集中营的斯大林；相反，法共内和法共外亲共的左岸知识分子们，严格地遵照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发起一轮又一轮对异己的批判与清算。他们心中也许有困惑、痛苦和挣扎，但最后毕竟还是服从了。毕加索把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比喻为自己和家人的关系——总会有不合，有时甚至是激烈的冲突，却总是无法割舍情感，藕断丝连。

看完这部20世纪中期有关巴黎左岸知识界的历史，我们真的应该像Christopher Hitchens所指出的那样，反思“对知识分子无限制的轻信”。知识分子并不比其他人更有道德勇气，虽然他们往往能够摆弄文字使我们以为他们更为高尚。道德与知识，勇气与才气，都是不相干的品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并不代表着有勇气来选择那条正确的道路——智慧若是配上懦弱，也许只会让人更加痛苦。

最后要说的是，如果有能力的话坚决推荐阅读这本书的原著。该书的中文翻译实在是惨不忍睹，翻得非常拗口、不通顺，而且还错字连篇。书首的中译本序也写得很奇怪，吹嘘这种所谓的左岸精神，还要把这种所谓的精神引进中国。其实我们应该庆幸今天的中国已经和西方一样，不再迷信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和“大师”们。我们不再需要并不比我们高明多少的“大师”来指点迷津。

还是让左岸继续成为一个小资们所向往的，昂贵的旅游景点吧！

蛮不讲理的彪悍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Sat, 28 Jun 2008 04:10:00 +0000

看着韩寒、陈丹青骂文学大师，感觉有点好笑。这两个人都是以“骂”起家，以“骂”出名的。不知道为什么，近年来中国就是有很多这类以骂来出名，以“炮轰”来出风头的人。除了韩、陈两位之外，什么黄健翔、罗永浩之类的人物，也都属于此列。

当然骂得最早最出名的当属李敖，不过李敖的骂至少还言之有物，人家毕竟不光骂你是王八蛋，还是要证明你是王八蛋的。我记得几年前读到过李敖写的一篇旧作，《“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把三毛金庸两个流行作家骂了一通，但却是言之有物，骂得有道理。可韩寒呢，搞到最后居然就以自己的不喜欢当作是批评人家文采不好的理由，岂不荒谬。若以此逻辑，韩先生也遭人家骂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人家骂你也是不喜欢你的态度，就像你不喜欢巴金的文采一样。因“不喜欢”而骂，是件很幼稚无聊而且无意义的事情，到最后就和泼妇骂街没什么两样。这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人水平高低的问题，就像一个小孩子永远只知道“喜欢”、“不喜欢”，可一个成年人总该有点理智，能给出个“喜欢”、“不喜欢”的理由来。

骂客高度集中的牛博网，其创办人罗永浩有句所谓名言，叫“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我们当然无权要求别人为不相干的行为做出什么解释，但当一个人永远都只会说“喜欢”、“不喜欢”却不附带任何理性解释的时候，我们难免不会对这个人的智力水平、逻辑能力起些疑问；对这些人讲的话，大概也就只能一笑了之。这些所谓彪悍的人生，其实是蛮不讲理而又空洞的人生，与李敖式有所追求的彪悍人生，相差远矣。

公民社会的钢筋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Thu, 12 Jun 2008 00:20:00 +0000

汶川地震，震出许多感人的故事，也震出中国人的团结和认同感。当然不可避免地，也会震出一些丑陋的事和人，比如最近网上、电视上突然成名的范跑跑。

范跑跑自命自由主义者，和中国大部分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此人也能言善道，却缺乏内涵，用李敖批评龙应台的话来说，这些人都只是用“漂亮的银纸，包个臭皮蛋”。首先在这个年代，自称是什么“主义”的信仰者，一上来就应该让人质疑。我越来越觉得，任何一种主义到最后都变得教条，“少谈点主义，多谈点问题”，是胡适在五四时代就提出的论点；“摸着石头过河”，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变的经验。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共产主义，同样也没有纯粹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任何理论变成主义的那一天，也就是它成为彻底丧失生命力，成为历史名词的一天。连共产党都不高谈什么共产主义了，也要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一长串定语了，可偏偏有一群无聊的书生，老爱纸上奢谈什么自由主义，搞了半天往往只是文字游戏，做出个漂亮的银纸而已。

而范跑跑之流的可恶，在于他们毫无羞愧、毫无廉耻地把自私自利当成一种美德来宣扬，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道德上的个人主义混淆，把懦弱自私当成社会大众不能批评乃至还要尊重的价值观。也许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无法克制住人性中的弱点和漏洞，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弱点和错误就可以被合理化，也不意味着旁人就无权来批评这些弱点，以及那个无法抵挡人性中丑陋的那一面的个人。其实大多数的犯罪、罪恶，也都就是那一念之差；真正经过思考后恶意犯下的罪行，也是少数。

范跑跑之类的自由主义者，喜欢告诉我们，不应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法律是唯一可以约束社会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多元化，人们越来越难像过去那样找到许多可以共同遵循的道德准绳，因为社会不再单一，人们的身份背景、文化教育背景变得复杂，价值观也变得南辕北辙。在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里，这种情况尤为严重。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道德已死，法律就是一切？道德和法律都是约束个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今天还没有一个社会是只有法律不讲道德的。道德在某种程度上也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凝聚在一起：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道德观，其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文化的一部分。放弃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其实是在破坏这个社会的稳定和团结。美国政客的口头禅往往是“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什么是核心价值观？说到底还不就是那些人们共同自愿遵守的道德规范？爱（政治上的）自由、爱国家、爱上帝，就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就是美国人的道德准绳。

范跑跑和那群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问题，就在于要完全否定有道德这东西。但道德是不可或缺的，快速变化中的中国今天也许丧失了许多清晰的道德准则，我们过去的许多价值观被颠覆，我们变得不敢指责别人的道德瑕疵，而要完全依靠法律的力量来约束社会行为。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这样下去，成熟的社会都是有一套完整的道德体系的，它和法律一样有效地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这次的汶川地震，我们其实也看到了道德体系的重建，互助互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我牺牲等等这些传统的伟大情操，一次次地在现实中上演。

真正的自由主义，定义其实是非常狭隘的，规范的只是个人与政府间的关系。传统的自由主义者要求政府尽可能地不要介入人民的生活，赋予人民自由；但政府的不干预恰恰意味着人民自己要负担更多的责任，要有更多非政府、非行政、非法律的手段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一个国家里，范跑跑这样的人越多，其实就越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主义理想——因为就越需要更多的强制手段来迫使人尽其责。公民社会的钢筋就是道德。

为中国发声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Tue, 03 Jun 2008 23:59:00 +0000

自从火炬事件之后，网上出现了一个挺受关注的Blog，是一群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主办的，名字就叫Blogging for China，几位作者常常撰文为中国的各项政策辩护，并常常翻译一些在各大中文论坛发表的热门文章。所有的文章都有理有节，思路清晰，用西方人习惯的思维方式表达出中国人的看法，而且观点也比较符合当前大部分中国年轻人的主流看法。几位作者的英文造诣也很高，令人赞叹；我看到许多关注中国的老外也都承认，虽然这个Blog的观点是“decidedly pro-China”，却“not at all ridiculous”。我觉得中国人的很多观点不被西方人接受，甚至被嘲笑，常常就是由于在语言表达上出了问题，很多中文里的习惯用语直译成英语后就变得很荒谬、很极端，无法被西方人所接受。所幸的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娴熟地掌握了西方人的表达方式，能够用他们的语言来表述我们的观点。

我从前几天开始就很好奇，这个“decidedly pro-China”的Blog在这个特殊的纪念日里，会发表什么样的文章来宣誓立场。果然，今天他们贴出的是何新对1990年北大毕业生的那篇著名演讲，这篇文章在中文网络世界里已经传阅多时了，但他们今天把它翻译成了英文，并在序言中指出，“Nineteen years later,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young Chinese believe He Xin made excellent points about the protests.”

就像那瓶威士忌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Mon, 02 Jun 2008 04:44:00 +0000

一转眼，第一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临近尾声了。这个周末去了趟苏格兰，在回程的火车上，听着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看着窗外那美不胜收的风景，高低起伏的绿色田园，没有边际的蓝色海洋，脑海里却掠过这一年来一幕幕无法忘怀的场景，时而傻笑、时而发呆，引得旁边的LFF时不时就奇怪地瞪我看一眼，最后忍不住蹦出一句：“在想啥呢？”

我摇摇头，不知如何作答。回想8个月前，我还怀揣着那放不下的剑桥梦，十万分不情愿地踏进LSE。高中的美好经历让我觉得，大学就应该是生命中最美好、最单纯、最远离尘世的一段体验，大学是应该在河边的草地上，在牛顿的苹果树下，在地板喀嚓作响的昏暗图书馆里，在老教授堆满书刊但温馨的客厅里度过的时光；而处于喧闹大都市中心位置的LSE，似乎离那个美丽的大学生活太过遥远。

但8个月过去，我觉得虽然LSE的生活不似憧憬中的那般浪漫，却也是极有收获而且十分美好的一年。我碰到了一群非常出色的同学，他们的背景、学识和社会经历都让我惊讶并暗暗佩服。我曾经以为在Winchester之外再也无法在一个地方碰到那么多杰出的同龄人，但LSE的同学水平绝不比我的高中同学差。更了不起的是，这些让我敬佩的同学，大多都是我的同胞：他们生机勃勃、充满自信，具国际视野却也有着强烈的民族与国家认同感。与这些同学接触地越多，我越对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对中国的未来也更充满信心。

LSE也让我更坚定地爱上法律这一门其实有点枯燥的专业。我从小读书其实一直是一个不太用功努力的人，往往只会在那些自己感兴趣的科目上花费多一点的时间，那些枯燥无聊的学科我最后总是放弃。来LSE前，我自己其实也有一点担心，不确定自己能否把法律学好，能否在枯燥的条文和案例中延续自己对法学的那一点点热情和兴趣。8个月下来，我发现我对法律的热情不减反增，并开始强烈地期待着自己真正成为一名律师的那一天。

这八个月也向我展示了许多大学后的现实生活。刚来LSE时目睹身边疯狂追逐投行的浪潮，曾经有过不屑和鄙视；即将完成人生的教育、准备踏入职场的现实，也曾让我有点担心和焦虑：这毕竟是人生一次重大的改变。但现在，我却发现自己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这个真正的社会。LSE的这八个月向我展示了一个还是可以有所期待的真实世界，这个世界不一定比不上那个只有小河青草与中世纪建筑的小镇美丽。

苏格兰的名产威士忌，以其酿造原料分为麦芽和谷物威士忌两种。麦芽威士忌带有浓烈的煤炭烟熏味，这种特殊的气味正是苏格兰威士忌的最大特色和卖点；谷物威士忌则更为柔和，品质更稳定，但却也少了许多泥炭的香味。而今天最好的威士忌，其实都是同时混合了麦芽和谷物威士忌酿造出来的，因为这样既保留了苏格兰威士忌的香味，但又不会由于口味过于浓烈而让普通人不敢尝试。

LSE的第一年，就像那瓶威士忌，调和了理性与感性，勾兑了梦想与现实，在柔和中却又保留了最重要的品质。虽然难免苦涩，虽然总会呛鼻，但喝完之后，回味在口中的那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终于看到了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Sat, 24 May 2008 16:11:00 +0000

大概从上个月开始，有关中国的英文Blogger圈子里就开始流传关于中国为了准备奥运会开始收紧外国人入华签证的事情，而今天又看到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律师写文章说，现在看来似乎中国签证的紧缩政策将是永久性的，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奥运会。

我简单看了一下他们所描绘的签证要求，好像要求确实变得非常严格，要这些人提供出入境机票、全程的酒店登记记录等等一大堆东西，而且一般无论是旅游还是商务还只发一个月的签证。还有人抱怨什么中国大使馆的人毫不通融，先是排上几百号的队，等挨到了一旦任何东西缺了就直接被退回去，重头排起。有人要complain，结果发现那个处理投诉的窗口门口又是一段长长的队伍。

看到这些不满，我只能说：真是太爽了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们西方人给中国人办签证啥时候给过好脸色看？现在折磨折磨你们一下，礼尚往来嘛。记得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西方人老爱说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不给人民迁徙自由”，意思是说不让老百姓逃离万恶的社会主义加入资本主义阵营。可到苏联解体之后，中国老百姓也可以随意出国啦，现在限制我们迁徙自由的好像就是十几年前貌似在努力为我们争取自由的伟大的自由民主国家。

1963年6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墙下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说，宣称至少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24年后的又一个6月，美国的另一个总统里根，再度来到同一个地点，再次义正严词地向莫斯科喊话：“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推倒这堵墙吧！”然而今天，柏林墙已经倒塌，西方国家却自己建立起一堵无形的墙，不让那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轻易地踏入他们的国土，享受他们那么引以为傲要散布到全球的自由民主。也许下次再碰到西方人指责中国的人权、民主状况时，我的回答应该是：对啊，中国现在确实还有很多人讨厌自己的国家和政府，但我觉得对他们自由民主人权保护最好最快速的解决方法是，美国和西方民主世界立即张开双臂欢迎这些不满现状的人们。毕竟中国政府现在可没像当年那样，限制国民离开自己的国家啊！

反正中国够大，你们不让我们去，我们还能在自己的国家里自娱自乐的，咱们一个国家顶你们一个洲呢。当大国的国民就是好，小布什当总统前连本护照都没有，因为美国人民也是喜欢自己和自己玩的。反正中国也就和美国稍稍看齐一下吧，外国人入境管的严一点，你们爱来不来呗。

如果许霆在英国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Fri, 23 May 2008 21:43:00 +0000

今天看到轰动一时的许霆案终审结果宣判下来了，维持原先的盗窃罪有罪、有期徒刑五年的判决，应该说不出人意外。这事情引起轰动，大概也就是因为最初的一审判决居然给了个无期徒刑，量刑过重；但利用取款机本身的漏洞诈领巨额现金，大概在任何国家都够得上是盗窃的——即使你以为这主要是银行本身的疏失所导致。法律给所有人设下很多限制及责任，这些责任不能因为他人的疏失就能随意逾越。许霆这样盗窃还怪罪机器的问题，就好像一般的小偷上门盗窃最后还怪那把门锁不够坚固一样荒谬。存在漏洞不意味这你就能利用这个漏洞来牟利。

我觉得许霆的两个辩护律师很有问题，在事实那么清楚的一个案子里居然还要做什么无罪辩护，甚至搞出很荒谬的什么“保管说”。律师应该为自己的当事人谋求最好的结果不错，但不能利用法律、玩弄法律、欺骗法律；请问两位大律师，你们真的相信许霆拿钱是为了替银行“保管”？保管到携款潜逃？而且用如此低级无聊的手段来欺骗，也并无助于当事人的利益——哪个白痴法官会相信什么保管啊？在事实如此清楚的案件面前，律师可以就量刑和法律的应用提出异议，而不应该编造事实，在法庭上说谎。

下周正好要考Criminal Law，在看英国的刑法和Theft Act 1968。许霆这样的案子若要是在英国，几乎肯定也是要判决有罪的。英国对盗窃列下五大要件：不诚实(dishonestly)地挪用(appropriates)他人(belonging to another)财产(property)，并有永远剥夺其财产权的意图(with an intention to permanently deprive)。这看似复杂的定义，其实却涵盖了很广泛的内容，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甚至能偷你自己的东西，比如：

偷考卷也算盗窃：牛津一个学生偷年终考的试题，结果大学居然报警，最后按盗窃罪告上法庭。上诉法庭最终裁定无罪，但理由是这个学生只是抄题目，而“信息不是财产”（Information is not property），所以不构成盗窃。但这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学生没有“先见之明”，不是光抄题目而是直接把卷子带回家的话，恐怕就构成盗窃了。Oxford v. Moss [1979]
偷自己的尿液也算盗窃：一个人被带到警察局尿检，结果趁人不备把装有自己尿液的小瓶拿走。法院最后裁定这构成盗窃，因为被告在拿走尿液前等于已经把那瓶尿液的财产权转让给警察局。Welsh [1974]
偷自己的车也算盗窃：一个人把自己的车开到修车厂维修，修好后在没付钱的情况下就把车开走。法院最后裁定构成盗窃。这看似荒谬，因为与前面的例子不同，把车拿去维修，并没有财产权换手的问题，被告应该一直就是那辆车的主人。但是Theft Act 1968的s.5(1)规定的所谓Belonging to another，不但包括having possession（拥有），还包括control（控制）。修车厂当时合法地“控制”着那辆车，连车主人都不能随便挪动。Turner (No.2) [1971]
多拿工资也算盗窃：一个警察错误地领取了过多的工资，被盗窃罪起诉定罪。s.5(4) Theft Act 1968规定当被告意识到自己由于别人的错误而取得了别人的财产时，有义务归还，否则就算盗窃。这似乎是在说，若是在英国，许霆最初领的那1,000元钱也是有问题的（这次判决中，广东省高院判定那最初的1,000元取款刑事上没有责任，因为领取时许霆还没有盗窃的意图）。因为许霆后来显然察觉这其中的999元并不是他的，而是银行出错多给的；那他就依然有责任归还这笔钱，否则根据s.5(4)也算盗窃。虽然盗窃意图和盗窃行为没有同时存在，但英国法律对于所谓“挪用”(appropriation)的定义非常广泛，任何触碰、使用财产的行为都算是挪用，所以一旦意识到错误，就构成意图，而行为上很难不达到“挪用”的标准。A-G's Reference (No. 1 of 1983) [1985]
拿人家给你的钱也有可能构成盗窃：这个也许是最有争议的裁决，官司达到英国司法的最高裁决机关上议院，最后3:2判决被告有罪。案子是一个女子和一个低智商的成年男子交上了朋友，然后就连续六个月几乎每天带他到银行，由他从提款机内提出300镑现金，然后交给那名女子。最后那名男子总共提出约六万英镑的现金，全部给了被告。被告虽然申辩说那些钱是受害人自愿给她的，法庭却认为被告在了解到受害人的智力状况的情况下做出这种行为，是不诚实的表现，即使取得的方式看似合法。R v. Hinks [2001]

英国对于盗窃的定义，真正的关键大概只在于对“dishonesty”的定义，而这又是要交给陪审团来裁定的。法律上只说了在哪三种情况下挪用财产不算dishonesty：1)被告以为他在法律上有权挪用（大部分情况下是说被告以为他就是财产的所有人）；2)被告以为财产所有人会允许他挪用（如果被告和财产所有人的关系很紧密的话，比如朋友之间借只笔之类的，哪怕事先不说也总不能说人家是盗窃吧）；3)被告相信无法用采取合理的方法来找出财产所有人（比如路边捡到东西什么的）。恐怕许霆这三条都不符合，若他是在英国也脱不了罪啊。

不知道说什么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Wed, 14 May 2008 01:35:00 +0000

昨天开始，电脑屏幕定格在新浪滚动新闻页，看几页书就看看最新的地震消息。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只能为受困的同胞祈福。也许一个国家的成长与一个人的成长一样，历经磨难方能成大器。

我们是一支走过160年苦难而终于没有走散的队伍。哭泣、悲情与抱怨都无济于事，只能互相扶持，共同面对，何况那苦难的尽头似乎已经不远。

另：想起老子的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还有教皇本笃十六世在参观纳粹集中营遗址时说的一句话：“我们不禁要问，当这些惨剧发生的时候，上帝在哪里？”

数学家的玩具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Sat, 03 May 2008 08:00:00 +0000

从小读书，所有科目里面最好的一直是数学，直到进了Winchester，身边突然冒出一堆数学天才。从那时起数学课就成了折磨，成天听着APM讲他最爱的概率问题（永远是拿曼联对利物浦的足球赛当例子）却根本不知所云，貌似最简单的数学题要问上身边的NP几十遍还不会做。想起NIPM曾讲过每人都有自己的数学极限，对他来说是牛津的大学数学（想必那里的数学疯子更多），而我自知高中数学就应该是我的极限了，早早通过考试后就再也不碰。

我对数学不再感兴趣，因为它不再给我带来自信而只是折磨，但我对那些数学疯子们却还是充满了好奇。我想每个人在学校里都一定会曾经遇到过这一类人：外表腼腆，不修边幅，轻声细语到难以沟通，平时总是让人忘了他们的存在——除了数学课上。G H Hardy想必也是这样的人。翻开书我才知道这老兄原来也是Winchester校友，应该说不让人惊讶。如果说Eton培养出的是一群眼睛长在脑门上的王公贵族，那Winchester最典型的毕业生就应该都是Hardy这样同样自视甚高、目中无人的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们大概会自诩为精神贵族。王公贵族的傲慢一旦显露太多立即会成为人们攻击和鄙视的对象；可这种精神上的傲慢却往往不但不受到批判，还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东西。

Hardy的自傲是他很早就已经警告过他的读者了的——“一个人总是要稍稍闭上眼睛，把他自己和他的学科想象得更重要一点。”（"He must shut his eyes a little and think a little more of his subject and himself than they deserve.", p.66）当然一个人如果能达到Hardy那样的成就，应该说傲慢一些也无所谓。更何况文字上的傲慢并不总是与生活中的傲慢画上等号：无用的书生总是在纸上彪悍，生活中却没了威风。

不过最让我感兴趣的却是他对所谓“真正的数学”（real mathematics）的看法。他自己直接指出了这其中的反差：所谓“真正”的数学，也许是最虚幻的东西，因为它是最不实用的数学（那些所谓“应用数学”可算不上是真正的数学），是包含了各种模型和假设的数学，存在与虚拟而不是真实的世界中。Hardy自己说，这种所谓的“真实”（reality），是柏拉图以来许多（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曾追求过的东西——存在于人的感官之外，永恒不变的真实。数学家们也一定都执迷于这种不变的理性真实。

但在我看来，这种所谓的真实和小孩子玩的积木玩具并没有太大差别。用积木搭出来的那个虚幻的世界，当然是永恒不变的，当然是可以完美无缺的，当然是可以美丽的，这个搭建的过程也当然是可以启迪智慧的。在数学家的世界里，数字和数学符号就是那一块块积木，Hardy用它们搭出一个个不会变化的美丽新世界。对Hardy来说，他甚至从12岁开始的整个人生就生活在那样的一个不太真实而又异常美丽的世界里——从Winchester，到剑桥，到牛津，然后又回到剑桥。我记得有一次一个老师就说过，Winchester有太多的校友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这样的中世纪氛围：其实那里不光建筑是中世纪的，半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也和中世纪的经院生活非常相似。

学者们过的经院式生活单纯而美丽，却也有先天的缺陷与不足。英国资深的记者Paul Johnson有本谈知识分子的书，把从卢梭以降的十几个西方知识分子骂了个遍。我不太喜欢他太苛刻的道德评判，但有个核心观点却值得重视：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往往更多地将理念（ideas）放在一个比人（men）更优先的位置。Ideas在他们手中，就像三岁小孩手中的积木一样，对他们的吸引力超越外部世界里的人。难怪在这些知识分子中间，激进的理念总是更受到欢迎，因为它们更美丽而不是更实用。Hardy的好朋友C. P. Snow博士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也说，“他，和他圈中的大多数人，对理性的信仰达到了一个我觉得是非理性的程度”。（"For he, like most of his circle, believed in the rational to an extent that I thought irrational.", p.56）

当然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有些人喜欢在世俗的世界翻云覆雨，有些人则追求那遥远美丽的永恒理性。Hardy在后记中的结语大概是对这两种选择最好的注解：

Mr. J. M. Lomas put this point more picturesquely when we were passing the Nelson column in Trafalgar Square. If I had a statute on a column in London, would I prefer the column to be so high that the statute was invisible, or low enough for the features to be recognizable? I would choose the first alternative, Dr Snow, presumably, the second.

（当我们在特拉法加广场，走过那根尼尔森柱的时候，J. M. Lomas先生用更图像的方式把这一点表达了出来。如果伦敦的一根柱子上立上了我的雕像，我是希望那根柱子高到人们看不到上面的人像，还是低一点让人能看清雕像的面容？我会选第一个选项；我相信Snow博士会选择第二个。）
——A Mathematician's Apology, p.153

季节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Thu, 01 May 2008 13:06:00 +0000

四五月份总是一年里最赏心悦目的季节，却也是最混乱的季节。走在路上，原本大大的太阳，转眼间就可能乌云密布，接着就开始下起雨来了；路上的行人呢，衣着也是混乱。有彪悍的女子已经短袖短裤登场了，却也有蹒跚的老头还裹着风衣散步。

这大概就是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区别：年轻人总是向前看，迫不及待要夏天快来。老头子们呢，总是不愿意时光流逝得太快。

忍不住又要扯上政治：中国似乎就像那些年轻人，迫不及待向前冲；西方呢，就像那些老头子们，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却还总裹着大衣不肯放，难免还不时对穿得少的年轻人皱皱眉。可只顾向前冲的年轻人，谁来在乎你们这些老家伙们的目光呢。

凝聚力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Fri, 18 Apr 2008 11:18:00 +0000

每次乘坐伦敦地铁，最让我难以忘怀的一幕是到站后自动扶梯上的情景。伦敦地铁大都挖得极深，空间又比较狭小，上下都只有自动扶梯代步；而每天上下班高峰时，也总有赶时间的人无法忍受自动扶梯缓慢的移动速度。车到站后，人流抵达自动扶梯的那一刻，人们都自觉地靠扶梯右侧站立，在左侧留出空间，给那些赶时间的人步行出站。自动扶梯右侧的人潮固定不动，左边的人流则不受阻碍地快速向上爬行；偶尔有站错边的乘客，都很快会被身后的人提醒；而大部分人则是在上电梯之前就注意到排队的秩序，自觉地选边站。每次看到这幅景象总是让我感慨，英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喜欢把爱国挂在嘴上，但却丝毫都不缺乏民族凝聚力。即使是在以秩序闻名的新加坡，经过许多次宣传之后地铁里的乘客还是都不会主动地靠右站立。

这种自觉，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凝聚力的体现。新加坡的秩序来自于严厉的执法，可一旦缺少了制裁机制，人本性里的懒散就体现了出来。能够用法制创造出一个有秩序、有凝聚力的社会，已经很不容易；但更可贵的，却可能是这种自发的秩序。乘电梯只是一件小事，但体现出来的却是一个民族是否能够自动自发地合作做好一件事。

我觉得这次西藏和圣火事件，就是体现中国人的这种凝聚力的时候。中国网民自发地在MSN上加上红心；中国消费者自发地要在5月1日抵制家乐福一天，本质上这其实和伦敦地铁里的乘客是一样的——能否自己组织起来，创造出一种秩序，或者发出同一种声音？有些自命清高的人嘲笑网民在MSN上加红心的行动幼稚浮浅，批评抵制家乐福的消费者是在发泄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情绪。在我看来，这些批评都傲慢得毫无道理。这些行为与其他也许更“实质”的爱国行动并不抵触；通过这些行动，中国人既向世界发出清楚强烈的声音，又是我们民族凝聚力最好的体现。实质重要，表象也同样重要。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有许多注重表象的礼仪规范和行为方式。

更何况这种抵制有其实际的意义。许多自由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的信仰者，总喜欢谈些什么“公民社会”之类的概念。什么是公民社会？说到底就是为他人着想、自发地组织自己的社会与团体，而不仅仅是在政府的威迫强制之下来维护秩序、结社发言。而这次的事件，最大正面的意义就在于中国人自主自发地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MSN，通过抵制，通过海外中国人的护圣火和游行，通过网民对西方媒体谬误的揭露。这就是公民社会的体现；真正的公民社会才不会只允许一种价值观存在。一个城市的人民游行抗议最后迫使一家化工厂迁址建设如果能算是公民社会的体现，那么整个国家的人民通过一天的抵制行动来抗议某些西方企业、组织和个人干涉自己国家的内政、藐视自己国家的主权，是更大规模的公民社会。这就是一次公民社会的实验。

这次对家乐福的抵制，还是很理性的：没有人在叫嚣要永远抵制法国货或法国超市，我们只是要在那一天让法国感受到自己的不满和愤怒。对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抵制一下身边最贴近他们的法国品牌，难道还不够实质？

火炬·私有财产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Mon, 07 Apr 2008 11:04:00 +0000

先再说点西藏和奥运会的事情。看到奥运火炬到伦敦，引出一大堆混乱场面。我看了三家英国媒体的不同报道，侧重各有不同，其实也反应了各自的立场：BBC最反华，拼命形容沿路的抗议场面，对于中国留学生的大规模支持视而不见，一笔带过；《卫报》也侧重声援西藏的抗议活动，里面对首相布朗的描写也很好玩，凸显出他怕惹事，即要来看火炬接力，却又不敢碰触火炬被人骂的场景。但《卫报》最后还是有几段也写到中国人在沿路声援的场面也很壮观，算是有一点平衡。至于《泰晤士报》，我觉得最好地反映出了传统英国人的看法：里面有大篇幅对混乱场面的报道，但侧重点在于给伦敦形象所带来的伤害，批评主办方没有很好地控制场面，出丑的是伦敦人自己。我又到BBC网民评论版看了看，里面果然大部分人的侧重不在于中国和西藏如何如何，而是场面的混乱给英国、给伦敦出丑了，组织地太差。我觉得大部分英国人其实根本不了解西藏，也不太了解中国；但他们很看重礼貌和风度，那些抗议者胡闹地越厉害，真正主流的英国人恐怕只会感觉越糟糕。BBC再怎么选择性报导，却也改变不了英国人个性里的保守成分。

自己这几天终于开始看点书了，首先下手的是Property Law。第一年的Property Law不同其他的课程，涉及西方物权法的很多政治和哲学理论，而不是具体的法律。英国的物权法哲学基础出自约翰·洛克（John Locke），这几天仔细读了一下他的东西，还有后来功利主义对物权的新理论，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间的差异。

生活在17世纪的洛克，宗教思想依然很重——他认为私有财产的基础，还是来自于神。其实人为什么有权利将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占为己有，还不让别人侵犯，一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洛克对私有财产的合理化，有两个最重要的理由。首先，对洛克而言，人的生存权是一种“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即“不证自明”的，上帝赋予的人权。而人要生存，当然就需要取得生存下去的资源，所以为了生存，人当然有权将一些资源占为己有。其次，人获取资源总是要付出自己的劳动的，是将自然资源与人的劳动（labour）相结合，才让人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劳动所得的私有财产，当然合理。

洛克最早还为财产的占有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但他自己后来又推翻了这些限制条件。在很多方面洛克的思想就是今天资本主义主流观点的基础，初读让人震惊怎么一个17世纪、处在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初期的哲学家，对货币、劳动等经济概念竟会有如此新颖的看法；但再一想，其实我们今天的经济学观点，也许就是继承自他。

然而问题是，我们继承自洛克的不仅仅只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观，今天的占（西方）世界舆论主流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也源自于洛克——因为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说到底就是洛克口中的这些“自然权利”，即生命、自由和财产，而这些普世价值和自然权利又是无法证明，或者按洛克的话来说是“不证自明”的；这些人权之所以不证自明，就是因为这都是上帝赋予的；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权利都是上帝所赋予的，根源则来自于《圣经》。所以中国那么多所谓自由主义者，搞到后来都去信基督教，就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哲学根源，搞到后来也就是那一部《圣经》；自由主义和自由民主，其基础之一就来自于西方的基督教传统。

而功利主义者对私有财产的观点，就要世俗地多。边沁就直接斥责所谓私有财产为绝对的自然权利的说法为胡扯，因为这根本就没任何哲学依据。功利主义者是要促进社会幸福的最大化，所以财产在谁的手里最能够让社会共同的幸福值提高，财产就应该属于谁。而如果根据边际递减效应来看的话，那共产主义理想世界中的那种财产绝对平等分配，才能实现幸福最大化。可边沁毕竟是一流的思想家，而不是共产主义空想家；他指出若要保持财产永远绝对平等地分配，那末就势必要不断地调整财富的分配；但这样做的结果是高度的不确定性，谁也无法确认自己真正拥有些什么；但确定性却也是幸福感的组成部分之一，因为谁也会喜欢不确定性呢？而人又是天生喜欢拥有一些私人物品的，所以也不可能完全取消私有财产，所以最后还是要寻找一种平衡，即要有一定的财产重分配机制，却又要保护私有财产，保证人们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有一种安全感。

洛克和边沁，代表的就是西方世界对私人财产的两种看法，洛克更为极端，而边沁则更倾向于社会平等，但却也强调尊重私有财产的重要性。美国选择的道路，基本上是洛克式的，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大部分都是洛克的信徒，“不证自明”的自然权利，就被杰斐逊写入美国《独立宣言》，又受到美国宪法修正案的明文保护。英国呢，却更倾向与边沁，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只谈所谓”民事自由”（civil liberties），却不谈什么自然权利或人权，更没明确的法律条文保护人身权利，直到最近10年才开始改变。在经济政策上，英国也更倾向于福利社会，高税收起到了很明显的财富调节作用；而美国，直到今天还没有像欧洲那样完善的福利体系。即使是普通民众的情感上，英国人大概也更富同情心一些，比较关心弱势群体；美国则更崇拜成功人士，更多地将贫穷归咎于懒惰和不上进，而不是社会不公。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宪法中明确声明自己为“世俗国家”的美国，其实远比“政教合一”的英国更为宗教化。

敌人是可以制造出来的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Fri, 21 Mar 2008 11:49:00 +0000

本来不想讲西藏问题的。刚回上海，生活一切都很美好，阳光灿烂又万物复苏的，开开车看看书听听台湾人吵架，悠哉悠哉，管他西藏什么动乱，与我何干。可这几天网上、电视上看到各种媒体、网民的评论，感觉中国人很少如此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旗帜反对动乱和一切海外反动派，实在挺壮观。

其实这次事件集中暴露出海外和台湾媒体的政治偏见。台湾媒体不去说了，他们的报道实在算是业余水平，新闻剪辑都不会。海外媒体呢，CNN可以把旁边暴民群殴的画面剪掉，只留中间的警察在抓人；纽约时报可以把尼泊尔警察抓藏人的画面拿来当成是西藏的警察。总之一次性暴露出他们所谓的新闻“中立”和“专业”了。

我觉得西方人这样对待中国的态度其实挺愚蠢。要知道今天的中国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融入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大部分人骨子里还是崇洋媚外的，那么多人狂热地期盼着奥运会就是一个希望被接纳、希望接受西方影响力的证明。而如果你们这些西方人还这样子用敌意和猜疑来对待中国，你们最后可能会发现，自己遐想中的那个敌人最后就真的成了对手而不是朋友。没有人能够忍受在这样地讨好之后还被排斥在外的；越是把中国当敌人，越是骂什么中国崛起的民族主义，最后中国就越是会成为西方的敌人，中国的民族主义就越厉害。中国与西方为敌是没什么好处，可西方与中国13亿人为敌也未必就占优。朋友还是敌人，这是一个问题。

快上场了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Tue, 11 Mar 2008 00:43:00 +0000

在大一临近尾声的某一夜看了这部The Devil Wears Prada，心中思绪万千。在伦敦的大学生活与自己的预期太不一样了，这里没有草地给你躺着闲度一个下午，也没有懂得如何享受生活的老师陪你边喝酒边聊柏拉图——有的只是快节奏的、极端实际的课程，以及身边所有人不断奋发迈进的那个目标：职场。

片中的主人公Andie和世界各地无数优秀的年轻人一样，从大学毕业后来到一个大都市寻找工作、寻找生活，也寻找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理想是我们这些一直只是从书刊网络上接触世界的人，所眷恋的东西。而Andie已经是幸运的：有一个和她一样追求理想的男朋友，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密友，而且还稀里糊涂地得到了一份“千万女孩都梦寐以求的工作”：做时尚杂志主编Miranda的助理。

可这份工作的开始也就是纯情理想泯灭的开始。拥有再出众的学习履历和成绩，也改变不了一个人刚踏入社会时处在金字塔最底层的命运——你要每天早起为老板买咖啡，你要在她使唤你的时候随叫随到，你要帮她处理家务私事，你遇到不清楚的指令还不能直接问老板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你做完这一切还绝不会得到一句谢谢，因为这就是你的工作。当你因为达不到老板的要求而被训斥到泪流满面时，你唯一能做的也只是擦干眼泪继续工作——因为“你的位子，5分钟之内就会有人来顶替。”

在看这部片子的我，其实也有点不太确定自己的未来。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好，却发现自己已经即将走入社会，要自食其力地生活了——几个月后，自己就要开始填写一份又一份的表格，准备一轮又一轮的面试，争取那些大名鼎鼎的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实习机会。没有人关心你在Blog或餐桌上的高谈阔论，他们只关心你的实力以及未来创造利润的潜力——或者说，你能否每天早上带着4杯咖啡和一堆老板指示需要的东西准时进办公室的能力。

第一份工作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几乎一切。它能让你很快忘掉你大学时坚信的理想，让你改变你的穿着打扮，甚至让你和你那还在做梦的男朋友分手。当然，它也让你很快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这里有勾心斗角却也有绚丽和多姿，有刻薄无情的同事却也有如雷贯耳的大腕们，进入你的社交圈。躲在宿舍里的我看着这一切，有心动却也有心悸，自己真的能够handle这一切么？

刚入社会的我们只有服从，绝对的服从。但这服从的背后，是否还是应该保留一些自己的坚持？服从，却不丧失方向与目标，我觉得才是最难做到的事。Andie最后还是离开了这份即有收获又有所失的工作，而再一次幸运地得到了一份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当然这也离不开Miranda与众不同的推荐——“这是所有助理中最让我失望的一位，但你若不雇用他，你就是个傻瓜。”理想与现实，还是能够相互依存的，如果你在现实中去学习如何去融合这两者的话。

想起我妈前几个礼拜给我打的一个电话，她叫我“别再躲在象牙塔里面了。”好吧。世界是个大舞台，以前只有当观众的份，现在却快轮到我们上场演出了。大家准备好了么？

主权是人权的保障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Sun, 09 Mar 2008 13:39:00 +0000

科索沃上个月在欧美的怂恿下宣布独立，前几天又传出俄罗斯作为报复，可能考虑承认格鲁吉亚境内的南奥塞梯独立。这种做法当然不是没有先例，当年中印边境战之后，印度承认了西藏独立，结果中国作为报复也承认印度的锡金独立，直到前几年才结束这种承认来承认去的游戏。

不过这也体现出国际法里面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国家的主权独立不是完全自己说了算的，真正的主权独立，需要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认可才算——你的存在取决于别人对你的承认。所以中国打死也不能让台湾进联合国，也打死不会跟承认台湾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否则就等于在国际法上间接承认台湾独立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体现出来的就是民族主义以及国与国之间的争锋相对还有多么地激烈，所谓全球化、所谓去国家化的鼓吹，离事实还有多么遥远。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缠斗依然激烈，大国间的勾心斗角也可以如此直接、如此地撕破脸面，脆弱的小国很容易就成为斗争下的牺牲品。西方人鼓吹什么人权高于主权，可实际上人权就是要依靠国家力量来保护的。上次那个美国大法官来演讲，被问到关于美军士兵在驻扎国犯罪后被保护而不在当地受审的事情时，直截了当地就给出一个令人无语的回答：“我绝不会让我的儿子被其他国家的法庭审判。绝大多数美国父母的想法也是如此。”美国人的人权高于一切，因为背后是美国强大的主权。

主权与人权所以是相互依存的，而不总是对立的。主权强大了，你的人权也就得到了一定的保障。看到美国大兵在日本街头强奸少女而安然无事，却不能在中国上岸过感恩节，我就觉得很爽。嗯，不被流氓骚扰也是人权啊。

旧作新贴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Fri, 29 Feb 2008 16:39:00 +0000

看完辜鸿铭的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又重读了E. B. White的Here Is New York，燃起一股用英文写作的冲动，却想不出写些什么。想起以前在高中的Div课，每个礼拜都还要交一篇文章，题目自拟，NIPM还会仔细地把每一篇都复印下来保存，然后加上大段大段的评语。进了大学，写的都是些很technical的小论文，不再有写随笔散文的机会了。

贴一篇自己以前写过的文章。希望以后有时间能写点英文文章。

Home

I remember reading Edward Said's autobiography Out of Place a few years ago, and am increasingly finding a parallel in my own life. Said stressed his sense of and rootlessness, of living "between worlds", being born an Arab Christian living in a mainly Western community in Egypt.

While the cultural discrepency that I had to overcome in my earlier life and this stage is, compared with Said, much smaller, that sense of loneliness and homelessness is nevertheless very real. The five years that I spent in Singapore was a pretty good bridging period for my movement from the East to West: in those years I learnt English, had access to mainstream Western media, and became aware of Western ways of thinking and communication. And all these achieved when I was still in an environment that is very much Chinese or Confucian in character. But even so the impact, the feeling of "other-ness", was still great. Although I was not alone --- my whole family was there too --- and we lived financially a quite comfortable life, I never felt that I have any real connections with the place that I lived. The people around me spoke the same language and looked the same, but it would not take more than two lines of conversation for anyone to find out that I am not a native Singaporean. Such feeling was particularly strong in the first to years, when I was simply ignorant of most of the favourite topics of conversation. And that was probably true for my family too. We had not many friends in Singapore, and those that we often corresponded to were also mainly Chinese nationals or expatriates, whose mobility impeded the possibility of forming any long term friendships. The five Chinese new years we spent there were particularly boring and lonely: there was always just the four of us having "reunion" dinners in a restaurant that was always crowded and noisy --- in contrast to the big family gatherings we always had before. "Home" therefore becomes a strange and difficult word to understand when I was in Singapore: in one sense my home was in Singapore, for my parents and sister were there with me, and there is a place that I could go back to everyday. But yet I could not, in a higher sense, call that my home. That place did not belong to us, and that "home" was too lonely.

Home becomes even more remote when I came to England alone, staying in a boarding house rather than with my family. But that in a way is a much smaller transition than I had gone through in Singapore. The real sense of homelessness is not felt when I am in England, because I always know that this is not a place that I can ever call "home" and find recognition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I have expected the difference, the awkwardness, of myself in an unfamiliar part of the world. The bigger shock and uncomfort is that, just when I have barely got myself used to the lifestyle and ways of living in foreign lands, I began feeling increasingly awkward and "out of place" in my own country. In a primary school classmate gathering last year, I noticed how different I a person have become compared with all my classmates. I was just like them when I was with them, but now I see an almost insurmountable difference between me and them. I was at first surprised by how little my friends had changed over the years; and then I realised that it was really how much I have changed. But in a way I envy them: they are the common people, the mainstream of our society, the master. I could have been one of them. But now I am a homeless vagrant, in a foreign land, belonging to a social group called "ethnic minority", --- a group that may no longer have to put up with discriminations and prejudices, but still have to work extra hard for recognition.

Home is really a place we can be at ease to do what we desire for, and a place where we are familiar to. That sense of familiarity is lost when one spends too much time living in different places outside his real home. That would perhaps bring him unique experiences and a different view to all matters, and therefore more interesting and valuable to societies; but yet the feeling of being left out and out of place wherever one goes is really quite hard to overcome.

丧钟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Wed, 27 Feb 2008 21:37:00 +0000

越来越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被天气左右情绪的人。短暂的阴霾已经过去，伦敦这几天再度放晴，中午穿过Lincoln's Inn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一片绚烂的色彩之中，生机勃勃。新的花朵已经绽放，老树迫不及待地长出嫩芽，四季翠绿的草地也终于挣脱了枯叶的束缚，把绿色带回给大地。

耳边传来庄严的钟声。看了下表，正在纳闷是不是时间出错了，就听到身旁两个陌生人的对话。

“对不起，请问您知道这钟声为何而敲？”

“哦，应该是有一位会馆的成员去世了，为他敲的丧钟。”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丧钟，却是在那么美的情境下。那声音与周围的环境其实还挺契合，宁静庄严，却不带过分的悲伤。我想起西方电影里那些葬礼的情景，也像这样庄严肃穆，至多再有一丝感伤，但绝对看不到嚎啕的大哭和过度表现出来的伤痛。

眼前的阳光和画面代表的是生机，而耳边的伴奏声却代表着死亡。但这两者可能并不冲突。有生命就必定会有死亡，快乐和忧愁也总是有交替轮回，这样的搭配才让生活变得美好。陷入任何一种情绪之中难以自拔，过度的快乐和过度的悲伤，都不是面对生活的正确态度吧。

另：听到丧钟和那段对话，不禁想起17世纪英国神父约翰·唐尼（John Donne）的一段著名散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 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Meditation XVII, from 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

李敖曾经把这段文章当作一首诗来翻译：

没有人能自全，
没有人是孤岛，
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要为本土应卯
那便是一块土地，
那便是一方海角，
那便是一座庄园，
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冲走，
欧洲就要变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减少，
作为人类的一员，
我与生灵共老。
丧钟在为谁敲，
我本茫然不晓，
不为幽明永隔，
它正为你哀悼。

蛮有“感觉”的一首诗，海明威的一本小说《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的名字，也就来源于此。

当总统就要会煽情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Wed, 20 Feb 2008 21:11:00 +0000

这几天开始看美国大选了，奥巴马今天又夺下两个州，已经是Super Tuesday以来的十连胜；虽然从总的得票数上来说，他领先希拉里的还不多，但气势上已经明显占优，强势的希拉里似乎已经在崩盘边缘。

我记得上次美国大选的时候，我对台湾选举的兴趣远超过美国的选举。一方面大概是语言、地理的距离，看台湾媒体的报道要比看英文媒体的报道容易许多，一方面是那次台湾大选有点生死决战的味道，选前很多评论员都断言国民党一旦败选就要完蛋了，是背水一战（可结果人家这百年老党还不照样苟延残喘下来），还有一方面大概是因为美国选举制度太过复杂，从党内初选到最后真正的较量，时间又拖得很长，有点看不懂。

说实话，直到现在我对美国的选举制度还是搞不太懂，分不清caucuses和primaries的区别，也搞不懂superdelegates到底包括哪些人。但今年美国选举好看就在于，几个候选人都很不错，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真的觉得他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有资格入主白宫——希拉里、奥巴马、麦肯、哈克比，还有已经退出的Romney和爱德华兹，个个都有吸引人的地方，个个都有人格魅力。

我发现，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最看中的恐怕还就是这种人格魅力，而不是每个人提出的政策，或者在某些热点议题上所持的立场。我真的觉得政策之类的东西不是应该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的，而是一种高度技术化、专业化的东西，应该交给有经验的专业人士。若一个国家要靠选举来决定大政策，甚至像台湾一样决定前途、生死，那代价未免太大、风险未免太高了。好的民主国家背后，其实往往都有一支很强的文官队伍，他们往往才是政策真正的制定者、规划者。更何况一个总统不可能样样精通，若要按能力来选的话那么无论谁都会有缺陷。

我想这也是选总统和选一个市长、州长的区别。总统应该有一个更高的高度和视角，需要能够感动人、理解人、领导人的能力，不像一个地方首长，可能需要的是更实干的才能——这可能是两种不同的特质，适合当父母官的人也许不一定适合担当国家最高大位，好总统也未必就能当个好市长。所以个性、魅力，也是总统候选人应该比较的东西；美国人历史上也都更喜欢选择更有魅力的候选人——克林顿打败有经验的老布什、里根打败诚实的卡特、肯尼迪打败有能力的尼克松，都是很好的例子。今年的奥巴马，似乎又要再度重复历史。希拉里批评他的对手没有经验没有能力，只会说话；可煽情却也是一种能力，好的演说家可能还真就比好的议员更适合担任（美国的）总统，因为他具备了更多适合当总统的人格特质。

很直白的大法官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Wed, 06 Feb 2008 16:22:00 +0000

小年夜晚上，才接到email通知说第二天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Antonin Scalia要来演说，赶忙定了张票。果然，虽然是在前一天才仓促通知，今天下午到达会场的时候已经座无虚席了。

来到演讲会场之前对这位主讲人一无所知，等待的时候只听到旁边的几个美国人在说会“很有争议”。待到系主任Hugh Collins带着大法官进场，开场白立刻就一语就道出为何这场演讲会是精彩的演出了：媒体称此人乃小布什总统“最喜爱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也。

果然，Scalia大法官不负众望，言词直白激烈地让人只能敬佩。能够做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讲话还能这么直截了当毫不含糊，而且不惧怕争议，真的不容易，不管他的立场是什么。最精彩的还是问答环节，Antonin Scalia当然受到在场听众的一阵围攻，但只见此人越讲越兴奋，手指在空中乱指，拳头偶尔还忍不住敲一敲讲台。听到一个他不同意的质问，他直接就打断人家的话说“听到这种话真是让我下巴也掉下来了！”——真正下巴要掉下来的，大概是坐在台上苦笑的Hugh Collins了；英国人可是不太习惯这种直白的反驳的。

不过Scalia的观点其实是有他的道理的。这位大法官极力倡导的是所谓“司法约束”（judicial restraint）——司法不应该过度介入政治和道德，堕胎、种族歧视之类的公共议题不应该由法院来裁决，法院只需要应用现有法律即可，而现有法律的缺陷不应该由法院来弥补。法院也不应该过度自由地解释宪法；宪法落伍的话就应该通过政治途径，由国会立法来修正，而不是创造出所谓“活的宪法”，任由非民选的司法技术官僚了扩大解释。这恐怕和美国本身的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着像美国那样强大的司法体系，握有宪法和所有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在采取大陆法系的国家里，司法部门只是执行和应用现有法律的机关；在英国，虽然法院的权力更大一些，但“议会至上”的原则也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法官们的权限。只有在美国，法院可以对几乎任何公共议题做出裁决。Scalia显然认为这与美国所宣扬的民主价值观不符，而且用一种非常直白的语言表达出来。

这种立场在美国当然算作是保守派，不过Scalia倒也不反对一个强大的行政体系和中央政府——他只是反对一个太强大的司法体系。难怪里根、小布什都会那么喜欢这个人了。但说实话，能够那么有个性地讲话、回答问题，这位法官本身的性格也就已经很讨人喜欢了

图书馆·油画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Wed, 06 Feb 2008 00:46:00 +0000

早早地吃完午饭，躺在Shaw Library的沙发上看The Guardian（对，心情不错的时候我也会看看左派刊物的），偶然抬起头，就看到前方穿越那一排排没有质感的塑料座椅，窗外的阳光懒洋洋地撒进来，把书架上的书衬托地更加鲜艳。

我不禁想起Winchester的那个图书馆，那是我去过的最漂亮的图书馆了，从地板到天花板全部的木质结构，人少（大部分时候应该是完全没人）、安静、昏暗、书香弥漫，每当阳光洒进来，那光线明暗的对比强烈到让人会产生幻觉，真以为是在人间仙境了呢。一直觉得漂亮的图书馆一定不能太大、人气不能太旺、窗户不能太多，带点阴森森的感觉就好。按这个标准来说，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也很不错，知道的人少到当年差点就为了造地铁要把这个传教士留下来的古迹给拆了。图书馆的人一多，就有变成菜市场的感觉——比如LSE的主图书馆，那里缺少了一种沉浸在知识海洋当中所应有的那份平静和安宁。Shaw Library人不是太多，可太大，大到房间中央都可以放上十几排的塑料座椅，供人来听每周一次的午间音乐会。

不过Shaw Library让人注意的是墙上挂的一排排前任LSE校长的油画像。LSE是所满左倾的学校，可还像传统的英国学校那样保留了给校长作画的传统。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幅幅油画，那里面的主角们有的严肃、有的轻松、有的死板、有的亲切；有穿着最正式的礼服坐在书架前让画家记录下来的校长，也有卷起袖管摘掉领带站在那里发表激昂演讲的校长，这其中的反差很是有趣。

我看着这些风格迥异的人物，突然感觉到这也许就是油画的魅力。油画不可能像照片那样忠实地记录下所谓最真实的世界；但它是一个让人通过特殊视角来看世界的窗口。画家有更大的自由度，展现他的那个视角，展现他所看到的那个世界。有时候什么是真相是很难或者根本无法被发掘的，有时候什么是真相根本是不重要的——因为那所谓的真相也许太复杂，根本就超越人类的理解能力。赤裸的真相也可能是很丑陋的；但也许从某一个视角看出去，真相也可以变得美丽、变得有希望、变得亲切。

我觉得其实不只是画家，历史学家、政治家、金融家、小说家，几乎所有的行当，优秀的人才都是那些能够发现独特视角、从不同的角度切入问题的人。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完整的答案，因为这肯定是超越个人的能力范围的；要追求的应该是与众不同、出乎意料的解答、阐述。世界那么大，我们反正都是在盲人摸象，不如找个不一样一点的、没人到过的地方试试吧。

我是保守派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Sat, 02 Feb 2008 22:49:00 +0000

最近爆出一群香港明星的裸照事件，看得让人作呕。那些取得裸照后再张贴、散布的人，当然触犯了法律，应该遭到谴责和惩罚；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的媒体却无一从道德层面来谴责、批评那些自愿拍下这些照片的明星们。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已经道德麻木的社会里，公开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谴责似乎是一件政治不正确的事情，我今天就再保守派一下，说说道德这个玩意儿。

道德从来就不是个人的事情。道德和法律一样，都是约束个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只不过法律具有更大的强制力而已——法律需要动用到国家的强制权力，而道德动用的则是社会自发的公共意识。肤浅的自由主义这总会说，每个人私底下干什么事，只要不伤害到他人，第三者无权干涉。但其实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法则：不干涉他人就是一种最简单的道德束缚；想必那些喜欢管闲事、干涉别人生活的人，在自由主义者的眼里，也可算得上是“不道德”的人。

人本来就是社会动物，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不断地在对我们周围的世界产生影响；而同样的，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情也都会不可避免地对我们每个人造成影响。把自己和世界硬生生地切断，划出“公领域”和“私领域”、然后宣称后者神圣不可侵犯，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水乳交融。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长久以来都有着各自完整的道德体系。在中国，道德更是一种比法律力量更大的约束力量。我们曾经能够很轻易地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什么是被社会准则所容许的，什么是不被容许的。这些价值今天都被彻底颠覆，我们变得不敢指责别人的道德瑕疵，而要完全依靠法律的力量来约束社会行为。

不是说道德准则不能被检验，就像很多法律条文随着时代的发展会落伍，很多道德束缚也会跟不上时代；同样的，很多新的道德守则也需要被确立。但重要的是要知道我们所要追求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仅仅只是“自由”么？还是更高层次的对完善人格的追求？如果你只是奉“自由”，或者所谓“自主权”（autonomy）为最高追求、最高标准，那么你当然对很多道德束缚都不以为然。但如果你有着更高的追求，那么你当然就会看不起只沉浸于肉体快感而且还引以为荣的行为。扩展到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是有着这样的更高追求的，那么设下许多道德束缚来批判低层次的快乐、鼓励更高层次的快乐，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任何一个有文化底蕴的社会，都有一套复杂的道德准则来鼓励个人向更高层次的境界发展；但现在太多地方的道德准则都已经被打破了。祸首应该来自美国——这个没有什么文化基础的年轻国家，偏偏在发展完全之前就拥有了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无论这个世界是否还有道德体系可言，我觉得至少每个人自己可以选择是否要对自己设下更高的标准，并勇敢地使用这套标准。

所以最后我对陈冠希等人想说的只是：你们太恶心了，你们太低级了，我鄙视你们。

从苏哈托之死想到的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Tue, 29 Jan 2008 00:34:00 +0000

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去世，看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反应，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媒体和网民普遍对苏哈托没有好感，一是因为他的贪污形象，但更多可能是因为苏哈托任内默许乃至煽动的排华风潮以及对中国的不友好政策。但在印尼国内和东南亚各国，大家对这个人的评价却都还是褒大于贬，特别是李光耀和马哈蒂尔两位经历过冷战的老领导人，对他都赞赏有加。李光耀在苏哈托病重的时候就亲自去探望过他，苏哈托死后李、马两人还都再度前去向家属致意。两个老冤家，在这件事情上意见倒是一致的。

李光耀和苏哈托关系好从来都不是秘密，1998年他还帮被赶下台的苏哈托说了很多好话。按理说来李光耀自己就是华人，而且还就一辈子成长、居住在东南亚，苏哈托的反华应该让他比居住在大陆的中国人更愤慨才对。但其实对这些生活在七八十年代的东南亚政治家来说，“共产主义”才是他们所面临的共同威胁，而红色中国以及毛主义所宣扬的“向世界输出革命”，更是真真切切让那里的人感到最害怕的。

作为中国人，我们很难想象自己国家的庞大面积与人口，以及共产党当政之后所带来的凝聚力，使得中国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对周边的那些小国来说依然是一种巨大的威胁——特别是当你还不停宣扬要颠覆旧有的国际秩序的时候。李光耀回忆录里还提到过一段他面见邓小平的故事：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寻求东南亚国家支持中国打击越南扩张主义，结果李光耀却提醒他：对东南亚各国来说，中国才是最大的威胁，来自北京的宣传广播始终没有中断过，相较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越南的所谓威胁根本可以忽略。这大概是邓小平首次意识到周边领国对中国的看法居然可以如此负面；之后不久中国就关闭了“对敌宣传”。

我自己读到这一段也很震撼。我们以为中国一直是“亚非拉人民的好朋友”；但其实我们的好朋友往往都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真正与我们相邻的那些“第三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对中国其实有他们各自的顾虑，因为当时的中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要以暴力来颠覆一切的国家。苏哈托受到东南亚许多人的怀念，恐怕也就是因为他曾经强势地抵抗来自中国的威胁。

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搞价值观输出，当年的另外两位反共政治家，李光耀和马哈蒂尔，也早已摇身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时甚至还默契地站在同一战线批评批评美国人——因为今天换作是美国佬在干涉内政、输出意识形态了。看来，任何大国只要想硬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小国身上，总是会引起人家的反感和恐惧的吧。大国，也应该自重。

再谈北京奥运

noreply@blogger.com (Jiong) — Sun, 27 Jan 2008 16:10:00 +0000

看到一篇非常精彩的访谈，一个美国女学者对北京奥运会发表的非常深刻的看法，应该算是至今为之我所接触到的西方人对中国最深刻的理解了。她的主要观点和我的是一样的：北京奥运会意义不在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相反代表的是中国急于融入世界的、急于国际化的心情。

星期三去听过一个英国记者的演讲，也谈到了北京奥运。这个记者在中国也待了很长时间，他沿着312国道从上海开车到新疆很让人钦佩，但他的观点显然是非常典型的西方立场：就是先承认中国经济成长惊人，然后再伴以一大堆问题，结论是现在的经济发展很难持续，潜台词就是中国要崩溃——这种观点长期存在于西方世界，用李敖喜欢用的一个词来说，就是西方人在意淫中国的灭亡。当然在意淫的不止是西方人，陈水扁前几天也把北京奥运比作1936年的柏林奥运和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都是国家覆亡的前奏。

这种观点的根基在于，共产党的政权是非常脆弱的，他们已经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今天中共的存在完全取决于一个因素：高经济成长。而一旦这种成长中止或中断，政权就要陨落或者面临巨大挑战——像1989年那样。而那位美国女学者，Susan Brownell就很聪明地指出，中国政府并没有那么脆弱。其实现在的中国政府和任何一个西方政府没有什么不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都很相似。经济并不是中国政府所关心的唯一问题。今天中央政府对官员的考核，根本不只盯着GDP——环境、安全生产、社会秩序、交通、医疗，乃至群众支持度，都在考核范围之内，国家的一切事务都要兼顾，就像任何一个政府一样。上次林毅夫的演讲中，也提到现在环境问题是官员考核里极其重要的一项，就可见出端倪。

今天的中国也远比80年代时要稳定。一是经济发展已经到一定程度，即使出现经济放缓，也已经有承受能力——没有人会怀疑美国经济放缓会导致美国社会动荡，为什么就要怀疑中国经济一出问题，社会就会乱？动乱只会出现在经济极度糟糕，人民走投无路的时候；中国离那一步还太远了。今天中国所谓“群众性事件”确实蛮多，但当中有多少是因为没饭吃而闹的？大部分都是什么征地、问政府要钱之类的事情吧。重庆钉子户闹，可不是因为没地方住，而是要更多钱；同样上海、厦门老百姓闹，也不是没饭吃，而是要健康、要环境。中国人现在追求的是更高的生活标准，而不是简单的填饱肚子；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大乱、怎么可能崩溃？

所以说回来，奥运会的意义不在于加强政府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现在根本没有受到挑战；合法性不来自于政府产生的方式，而更多地在于它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而公共服务当然不只包括经济成长——中国人没那么傻，要求也没那么低，只顾钱包的厚瘪而其他都一概不管。寄望中国即将崩溃的陈水扁先生，他的政权合法性倒是更脆弱的：正因为脆弱，所以搞民萃，搞假台独，搞诈术。谁说民主政府就一定具有合法性呢？